支持禁菸就道德正確？ 

新菸害防制法施，吸菸的人一下子變成過街老鼠，全力倡導戒菸的政府單位、人民團體成為英雄，媒體也一個勁兒的反菸，卯足勁的撻伐吸煙族。對這個現象，我套句黃睿靚的話，「太超過了」。

我好久不吸菸了，但我想問，有必要把癮君子逼到死角嗎？這不是同情與否的問題，如果吸菸族尊重別人的嫌菸權，很敏感的看他人眼色熄菸，不製造二手菸，看到孕婦、病人、任一個討厭菸味的人主動熄掉香菸，如果這樣做，有必要給予菸民極端蔑視、污辱的待遇嗎？全面禁菸當然對國民健康有益，但我懷疑，因此喪失的民眾間相互尊重、相互忍讓的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公民氣質，這些會不會是更大的損失，帳又該怎麼算？

更讓人難以釋懷的是，菸害防制新法是立法院通過的，講實話，那些強力反菸的委員們，多得是菸不離手，狗皮倒灶事情幹得最多的一群，一旦見風轉舵、呼應社會風氣地支持禁菸，不管是迎合或是體察反菸團體的社會資源，難道就取得道德正確？自己是大菸槍、吞雲吐霧的過往，就能漂白成「拒菸天使」了嗎？真諷刺。

回想第一次接觸香菸是約近四十年前的事，那年我剛進建中唸高一，數學老師是湖南人，有天他帶了好幾包綠雙喜菸〈年輕朋友自認遜色了吧！竟沒聽過〉進教室，告訴同學那天是他五十七歲生日，也是抽菸五十週年紀念，他拆開菸，「想抽、想聞的都來拿」，建中學生那個不好奇，全都去拿，人手一支，不過都只是夾在手上裝大人，沒幾個點燃；真的點菸的同學，都嗆得一直咳。

其實我那幼稚園級「玩」菸的日子，還真有次對外交有些貢獻。大概是一九九０年前後，有個冬天週末在家吃飯〈通常只有週末會做些菜〉，接到保育界前輩、農委會林業處副處長李三畏的電話，談了些不怎麼重要的事，之後我問他在幹什麼，他說正要與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印度籍的亞洲區主席去「覓食」，我問有幾個人，李副座說兩人，我說：「那別麻煩，叫輛計程車來吃飯。」

酒酣耳熱，老印要抽菸，我們就上樓抽，我陪抽，不製造飯桌上的二手菸。我發現這位老印和我抽同一個牌子「SILK CUT」，台灣好像翻成「絲剪」，不太見得到，淡淡的，菸盒很雅致；老印說，「台灣怎麼沒看到這個菸，我快沒存糧了。」老印來對了，台灣很少有這牌子，我把剩下半條絲剪全送他，他好高興。之後，聽說IUCN和台灣有段不錯的合作時光。

以前我抽煙，比伸手牌多一些，還是有些小量；真正不抽了，是因為參觀世界最大的煙草拍賣市場，在東非馬拉威首府里龍威市，見識到大菸商集團是這樣的剝奪小菸農，我不能當菸商的幫凶，就戒了。

菸草拍賣市場有點像體育館，下層是拍賣場，上層是大菸商的包廂；下層給人的感覺是煉獄，上層則極盡奢華之能事；一進去，記者的正義性格就很難壓下對眼前景象的不滿。

菸農得要先有進場拍賣的菸牌，這個許可證是有價的。通常菸葉打包成一公尺見方，大約一捆是一百公斤重；工人以輪車推著菸葉捆飛奔至拍賣區，不小心被撞到，絕不只是皮肉傷。

一百公斤一捆的煙草賣多少錢，說來還真難以置信。上等做雪茄的，大概是一捆三塊錢美金；做高級香菸的，一捆不會超過兩美元。通常要像菲力普莫瑞斯這樣的大菸商，可以優先進場選菸葉，挑好的菸葉就直接以輸送帶送到拍賣場外的工廠做初級加工；包括台灣在內的菸商採購代表因為買的量少，得等大菸商買完了才能進場，從剩下來的挑，一捆頂多一美元出頭。

至於沒有菸牌，或是沒買到菸牌的菸農，只能場外交易，被剝削的情形更是難以想像，那時不是論「捆」，是論「車」，一車多少錢。常聽說一車賣不了幾文錢，連租車的錢都付不出，乾脆自殺的事。

樓上是一間間包廂，當然不只是豪華，是奢華；菸商代表很少有腰圍少於五十吋的，都是肥佬；嘴上呼的是一吋粗的大雪茄，手上捧著碗公大的杯子XO不停的喝，一場拍賣下來，菸商更肥滋，菸農更瘦乾。

菸商當然能夠奢華揮霍，因為進貨是以百公斤的「捆」為單位，一番不頂需要技術的加工後，出貨上市是以包、公克計價；一捆進價兩美元，市面上一包菸也差不多是兩美元，吸菸族無意間助長了大菸商的囂張，成為菸商的幫凶，這是我不願意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