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社會制度的優劣，端視其是否與其所賴以生存的物質環境與社會現實狀況相適應，相匹配，並無抽象客觀的標準。當二者相適應，相匹配時，社會經濟必然趨於繁榮發展，欣欣向榮，反之則必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衰亡。因此我們判斷一種制度的優劣，必須以其是否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及民生的安和樂利為依歸。舍此之外，並無其他標準，即使有，也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大陸近年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臺灣經濟的趨於衰退，其原因或許也可從此一規律中找到端倪。此一見解與鄧小平主席最早于1962年提出的所謂“白貓黑貓論”是不謀而合的。 時至今日，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民主制度是當今世間最理想的制度。而之前的封建制度則顯然已落後，不合時宜，而應予以淘汰，摒棄。但中國人長期引以為傲的漢唐盛世，當時並沒有實行民主制度，連這個名稱與概念都沒有過，但國家仍獲得了高度發展，尤其是漢朝的“文景之治”，與唐朝的“貞觀之治”時期，據說當時已達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了。反而是清末，民初，當我們為了救亡圖存，而被迫自西方引進了現代的民主制度後，國家反陷入了紛紛擾擾，長期無法獲得安定。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西方的民主制度反不如中國傳統，以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中心思想的封建制度嗎？ 事情顯然並非如此。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伴隨著十八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工業革命所導致的經濟高度發展應運而生的。經濟的發展催生了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的實施也有賴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為用。但經濟的的發展在前，民主的產生在後。若反其道而行，必將事倍功半，甚至緣木求魚，根本無法達到實現民主的目的。這兒所指的經濟，並非狹義的經濟，而是由特定生產力決定的主要生產關係，例如農業社會地主與佃農的地租關係，工商業社會資本家與工人的雇傭關係。而與生活水準的高低無關。例如中東一些產油國家，雖然人均所得超過了工商業高度發展的國家，但卻未必就能走上民主的道路。 當十八世紀初，西方夾其船堅炮利，到東亞尋找市場和原料供應地時，先後打開了中國和日本的門戶。為求自保，日本於1868年開始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明治維新運動。他們不但學習了西方的科技，連社會制度也按照西方的模式進行了改造，真正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而中國雖早於1860年即進行了洋務運動。但初時只著眼於西方的船堅炮利，欲“習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兩個國家在不盡相同的軌道上進行著各自的現代化。究竟孰優孰劣呢？ 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中國在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大臣的主持下，已進行了將近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並在李鴻章的努力下，建立起號稱當時亞洲最強大的艦隊-北洋艦隊。但戰爭的結果，中國卻敗給了日本，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被迫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使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五十年之久。此一結果造成的後遺症至今仍清晰可見。一些台獨分子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並非臺灣獨立，而是欲使臺灣再次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此一行跡，自去年“520”政黨輪替後，已是昭然若揭。 甲午戰爭的慘敗，令中國人意識到，光有船堅炮利，尚不足恃。恐怕還得向日本人看齊，連典章制度也要向西方學習。於是從1898年戊戌變法，直到辛亥革命創建共和，此期間進行的種種變革，包括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都是希望能從科技到典章制度，都進行全盤西化。但我們卻仍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中國人夢寐以求富國強兵，建立一個足以抗衡西方列強的現代化強國的理想落空了。 這是為什麼呢？與日本相較，我們除了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歷史文化悠久，封建統治的舊勢力，舊習慣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外，還由於中國進行全面革新，要比日本晚了約三十年。當日本明治維新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未完全蛻變為帝國主義，因此對日本的維新運動，未作過度干涉。而中國從洋務運動進入戊戌變法，欲作全盤改革時，資本主義國家卻已轉化為帝國主義，連明治維新成功後的日本也加入了此一行列，對中國的變革進行了強力干預。1900年八國聯軍之亂後，他們甚至欲瓜分中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超過了一個世紀，他們像接力賽跑一樣，一波接著一波，輪流上陣。因此，中國的現代化，走類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自上而下的改革已行不通了。事實上自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的有志之士已開始投向了孫中山先生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走上了推翻滿清的革命道路。 許多人經常會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像日本一樣，實行歐美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而選擇了當年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制度呢？當年，這除了優劣的價值判斷外，還有現實上不得不向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靠攏的現實需要。191 5年日本強迫袁世凱接受賣國的二十一條。接著1919年巴黎和會中，在美英法支持下，國聯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悉數轉讓給了日本，激起了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社會主義思潮在運動中傳入了中國。此時蘇聯的十月革命已取得勝利，並通過加拉罕對華發表聲明，願意放棄帝俄時期向中國取得的不當利益，並表示了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下，處於水深火熱，漫漫長夜中的中國人民，此時總算看到了來自國際的一線光明。因此中國的革命投向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實有其不得不然的歷史背景在。連孫中山先生也于1924年主張“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難成功”，並制定了“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雖在國家功能的劃分上也採取了三權分立的制度，但在民主實踐上，並不接受不同國家機構間的權力制衡，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政黨政治中執政黨與在野黨的相互抗衡。而是在中共統一領導下，由党書記主持工作。此即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此一名稱首由列寧於1906年的蘇共前身民主工黨代表大會中提出。 其在中國的實踐是，在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實行多黨合作。這兒所指的多黨，即解放前即已存在，並長期與中共合作的各民主政黨。其具體表現是，由中共決策，政協參議，人大立法，政府執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1982年頒佈實施的憲法第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其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個人服從集體，全黨服從中央。認為，民主是集中的基礎，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達到正確的集中。只有實行高度集中，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民主與集中二者是辯證統一的。使各個方面意見充分表達，將其合理的部分通過集中形成統一的意志，作為共同的行動準則。 究竟社會主義制度好不好，適不適合中國國情 ？時至今日已無需多作理論上的爭辯，只要看看它在中國長期實踐的成就即可一目了然了。自改革開放後，尤其是近十年來，中國的綜合國力已快速攀升。2010年其GDP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據2012年統計，其增長率為12，7%；而 美國為3，9%。因此如無意外，中國綜合國力可望於10-15年內趕上美國。就國內各省情況而言，目前GDP超越臺灣的有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省。逼近的有四川，河北，遼寧，湖南，福建等省。但目前國民所得排名仍暫居84，不但次於亞洲的日本，韓國，連同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臺灣也比不上。因此尚有待努力。但大陸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其國民平均所得及GDP增長率卻已超越臺灣，並在持續拉大距離中。 臺灣省臺北市，2017年4月15日，謝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