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今年農曆九月九日適逢余光中教授八十大壽，學術單位及詩壇均有其慶祝活動。《乾坤詩刊》也為此於二月時，由紫鵑南下高雄採訪余光中教授。   編者案

紫：余教授您好！最早接觸您的詩是在國中時代，那是一本很小的６４開本《蓮的聯想》，後來不知道借給誰，從此沒再回頭。直到時報重新出版的３２開本，及去年九歌更改封面之後的這一版才又重新看見。這本詩集中，我 最喜歡的那首〈迴旋曲〉，是因為能哼唱的關係。然而您將它寫得十分用力，幾乎用盡了男性的基調奮力划行。能否談談當時寫這首詩的氛圍如何？我最喜歡最後那句「我已忘記／自己是水鬼，忘記你／是一朵水神，這只是秋／蓮已凋盡」。那時候為什麼您會想像自己是一個水鬼呢？　

余：《蓮的聯想》出版在１９６４年，再版很多次，也換過許多出版社。去年九歌又重新出版。〈迴旋曲〉譜曲的是楊弦，唱最多的歌手為殷正洋。十年前我７０歲生日慶生會的時候，就請殷正洋從台北到高雄來唱〈迴旋曲〉。他也曾專程和我前往大陸演唱〈迴旋曲〉，這張唱片最早是在１９７６年出版。
你最喜歡〈迴旋曲〉，其實另外有一首比它更有名一點，那就是〈等你，在雨中〉。這首詩大陸教科書上也有選讀。不過楊弦將〈迴旋曲〉譜曲譜得很空靈，聽的人餘波蕩漾、迴旋不盡，完全以氣氛取勝。　
《蓮的聯想》裏面的詩大致在１９６２年暑假寫的。那時我人在台北，在詩創作的道路發生很大的變化，因為我和許多現代詩的朋友看法不一樣。我覺得現代詩應該繼承古典詩，因此這詩集有不少中國歷史典故，也有不少古典詩的背景，雖然不是很厚的一本詩集，但風格一致。
《蓮的聯想》可以說完全是我心裡的一種感覺。蓮是水仙，一份憧憬，表面上大家認為這是愛情，但也可能只是心中的一份想像或理念，因為那是幾乎達不到的境地。就像一個藝術家想要創造一個完美的境地，但是無法達成，因為人終究不可能勝天，所以我把自己比喻為水鬼。我們那一代青年，很多人都讀過德國小說家施篤姆寫的一篇充滿詩意的小說《茵夢湖》。《茵夢湖》裡的內容，一下子就能讓讀者投入這個氣氛之中，《蓮的聯想》其實也是建構在這基礎上面。
不過後來也有人認為《蓮的聯想》是新古典主義。說現代詩從那時起到我這兒，已慢慢轉向了古典。《蓮的聯想》不是舊體詩，因為裡面有西洋詩的成份，也有現代詩的感覺。另外也有一批喜歡古典詩的人以為《蓮的聯想》是把古典詩的精神，融入在現代詩之中，因為有晚唐及南宋的婉約。
新版《蓮的聯想》後面有一篇很長的評析，那是一位比我更早的前輩，身兼書法家、藝評家、雕塑家的旅法傑出學者，熊秉明先生。他歸納出《蓮的聯想》是三聯句，它比日本俳句長，是解開《蓮的聯想》的一把鑰匙。例如〈觀音山〉那首詩「你在眼中／你在夢中／……」，第二句重覆第一句的句法，可是第三句不再是重覆，它稍為變調，「……／你是縹緲的觀音，在空中。」如果只是「你在眼中／你在夢中／你在空中」那很單調。先整齊，然後變化，這是技巧。
於是熊秉明以為這跟宋詞有些接近，是這本書的一項貢獻。

紫：為什麼《蓮的聯想》這本小詩集能一版再版的重新出書？您認為一本暢銷書籍，應該具有什麼魅力？

余：《蓮的聯想》不能算什麼暢銷書，不過在現代詩裡，它算是暢銷的。最早在文星書店出版，封面很樸素。後來經過時報、大林等加起來，可能也有５０～６０版之多，但是歷經滄桑。
我想一本書能讓大家都願意閱讀，那就是雅俗共賞。如果只有「雅」的人在欣賞，那就是「知音」。如果有一大堆人欣賞，那就是「粉絲」了！所謂「暢銷書」就是有粉絲。我寫過一篇文章就叫做〈粉絲與知音〉，就是講這件事情。

紫：《蓮的聯想》這本詩集中，您說您的蓮希望能做到神、人、物，三位一體的「三棲性」它、她、祂。在〈幻〉、〈遺〉、〈永遠，我等〉等詩作裡，屢次都見您在詩中呼喊甄甄。這個甄甄是您對蓮「三棲性」的暱稱嗎？例如〈遺〉這首詩，它為什麼化成觀音山而變成您的神？我讀起來感覺有點褻瀆神明的味道。我想知道，為什麼您認定觀音一定是女性？

余：古人周敦頤《愛蓮說》裡提到蓮是君子的象徵。蓮是一種美，「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是心中供奉的理想與形象。在佛教中蓮座、蓮華世界等跟神性有關係；在古典詩中，蓮跟美人也有關係；把蓮當花，就是它；把蓮當做美人，就是女性的她；把蓮當做神明的象徵就是神的祂。所以說從物到人到神，一種形象就有三層觀照，所以我就將這「三棲性」打通。
至於理念呢？是因為古典詩的影響。這甄甄是來自《洛神賦》的甄后，她是一個大美人，曹植可望而不可即，不能得到她，心有遺憾，所以寫下《洛神賦》，這是曹植的上選之作。所以《蓮的聯想》每一首詩跟〈迴旋曲〉都有一點像，是掙扎也是距離。這種得不到的距離，也是美感和崇拜的距離。如果在現實中得到了，也不怎麼稀罕。?弦曾說過：「沒有愛情的詩人，會在詩中寫出一個新娘來。」其實他的原意也是補償現實的不足。
從小我對觀世音菩薩就非常崇拜，前後我大概寫過六首有關於觀音的詩。最近我寫了一首很長的詩叫〈千手觀音〉，登在人間福報。也許台北淡水對岸有個觀音山的關係，每次我搭飛機從高雄到台北時，在轉彎處，我看著觀音山，我轉，觀音山也跟著轉。我心想家裡也供奉一尊觀音雕塑，祂是站立的，觀音山則是尊臥佛，因此就在聯想下，我曾想把家裡的觀音也放倒，但又想這實在褻瀆神明。後來我又想，不管是站著或臥著，我都要向您祈禱，您說有千手千眼為什麼不伸出一隻手，不投遞一瞥眼神來救我們呢？因為台灣這個寶島，應該還有救。而我供奉的這尊觀音，台北市文化局還做成小海報，前一陣子在人間福報四大頁的專訪中也曾出現過。
告訴你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早年我讀廈門大學，校門旁邊有一座很古老的南普陀寺，裡面供奉一尊觀音稱南普陀觀音。真正的普陀觀音是在浙江舟山。我在廈門大學讀書常去南菩陀寺，不久之前居然有一個通靈的人，說我跟觀音最投緣，尤其是普陀觀音。我聽後，嚇了一跳，沒有人知道我跟觀音的個人關係啊！我心想，這就對了！他就這樣脫口說出來，實在讓我嘖嘖稱奇。
最近這一年來我才開始誦經。我們家真正的佛教徒是二女兒幼珊，她在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書，是我同事，而我內人也喜歡佛教，所以也是佛教徒。至於為什麼觀音一定是女性？那是後來的發展，我從俗而已。況且把祂想成女性，詩也比較好寫，所以我一開始寫詩並不是從大小乘佛教而來，而是一般的民俗信仰罷了！（隨後，余教授領紫到他的書房參觀，看他供奉的觀音及那張台北市文化局所印〈觀音山〉一詩的海報。）

紫：先前在訪問前輩詩人向明先生時，我曾問及隱喻問題。他以您的詩為例，舉出您的詩有許多是明明白白的比喻，一樣是好詩，誰說詩一定要隱喻呢？余教授對此答案，有什麼不同想法？以及在不斷的比喻之中，您看到了什麼？這是您一直從事教學工作所帶來的一種慣性嗎？用比喻方式，引導學生了解問題癥結在哪裡？

余：詩經裡有三種方式：賦、比、興。比喻不但可以為詩，還是教學的一種方式。比喻有兩種，直接說明白叫「明喻」，轉一個彎叫「隱喻」。譬如：「江中大浪高如山」這是明喻。Ａ像Ｂ，Ｃ像Ｄ。用上中國字「好像」、「似」、「若」等，這是明喻，說得比較明白。我用的比喻裡，其實明喻跟隱喻都有。一般而言隱喻曲折、含蓄一點。譬如李白的詩：「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月亮降下來好像天上開了一面鏡子，他沒直接說月亮像鏡子，水平線上有雲堆積起來像海市蜃樓，其實這整首詩只不過把「似乎」、「彷彿」、「等」字眼拿掉而已！
希臘文學的開山鼻祖亞理士多德，他是哲學大師，也是文學批評大師。他說：「鑑別天才的方法就是看他會不會用比喻。」這就可以證明，很淺的比喻與很高妙的比喻差別很大。
我在演講時最喜歡用林語堂的一句名言：「演講越短越好，最好是像迷你裙一樣。」演講跟迷你裙本來毫無關係，但兩者之間有個共通點，那就是以短取勝。真正好的比喻是你想不到有任何關係時，它搭上了關係。
比喻往往考驗一個詩人，當然小說家、散文家也免不了要比喻。古詩「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我對你的思念如滿月，一天比一天暗淡消瘦下去。又有人比喻政治搖擺不定，就像初一跟十五的月亮，各有各的樣，這也是一絕。

紫：《與永恆拔河》一書中，當讀到〈沙田秋望〉、〈秋興〉、〈紅葉〉、〈郵票〉，彷彿親臨了香港沙田您曾居住多年的地方，讓人非常嚮往。您曾說過「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不僅如此，您也旅居過美國等地，跑過這麼多地方、這麼多國家，最喜歡哪裡？最想念哪裡？為什麼？

余：我在香港沙田，前後有十一年。那時候，我寫了許多香港風物的詩作。一般人都說我寫大陸寫最多，其實寫台灣及美國也非常之多。我曾說過那四句話，實際上還漏了一個美國，我曾笑稱它是棄婦。早年美國對我影響很大，但後來我見異思遷，就不太想美國。（紫笑）
這麼多國家很難說我喜歡哪裡，因為我去過三十幾個國家，而每個國家都有特點。至少四個地方我喜歡，大陸是自己出生的地方；台灣是事業，開發，責任所在的地方；感到愉快是在香港。但除了這三個好地方之外，居然還有一個歐洲。歐洲想像的比較多，研討會、旅遊前後加起來不過六、七個月。真正住得最久還是大陸、台灣、香港。台北住二十年，高雄也住了二十幾年。小時候住在江南一帶。後來兩岸交流，我也補充了以往的不足，去了幾趟華北。
說得具體一點，我喜歡哪個地方，在詩裡看得出來。像寫鄉土是對大陸的感情，寫台灣很多也出現高雄、台北、東岸等地。我也曾寫墾丁國家公園，幫海生館寫了四首詩印在牆上。而香港雖然是一個大都市 ，但它還是擁有廣闊的田園背景，湖、港灣、荒山都有，畢竟總面積加起來也有台北縣這麼大。新界、香港中文大學那一帶也很美，常讓我深深懷念在香港的日子。

紫：《青銅一夢中》書中有篇文章〈天方飛毯原來是地圖〉，得知您收藏地圖的嗜好。地圖就像您走向全世界的版圖，手指一伸，那個範圍就成為您下一站征服的地方。不過我也在您詩集中，常見到有關郵票的詩作，例如《白玉苦瓜》最有名的一首〈鄉愁〉，及《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中得知您除了在國外時，寫的家書之外，均忙碌於教學、寫作、演講等，並沒有多餘的時間給朋友寫信，只能默默的遙祝朋友一切順利、平安。請問您對通訊發達的現在，大家都用ｅ－ｍａｉｌ、手機簡訊替代手寫信，這種溝通、聯絡模式有什麼看法？您收藏郵票嗎？您眷戀郵票就如同對家鄉及母親的眷戀嗎？

余：我收藏地圖是因為對旅遊的嚮往。旅遊本身是感性的，把它知性化，縮小成一張地圖，那種境界與趣味反倒變成知性的。因為你用抽象的符號，那麼小的空間，就能代表這麼大的空間，這是一種很高妙的享受與藝術。郵票我倒沒有收集，反過來我除了收集地圖之外，還收集鈔票。因為我時常出國，所以我第二個收藏鈔票。鈔票裡面有很多文化，並不是僅僅用外幣去血拼那麼簡單。我有一篇文章就叫〈鈔票與文化〉。（隨即，余教授將他收藏的鈔票，拿出來與紫分享。）

紫：為什麼鈔票保持得這麼乾淨？

余：乾淨不乾淨都有生命，舊鈔新鈔都有它的歷史。
說來也很有趣，我沒上網，所以很多人跟我聯絡不太方便，都用打電話方式。我也沒用手機，我太太用手機也很少打。（余靦腆笑笑）

紫：現在沒有手機已經很少見了！（紫笑）

余：我跟世界接觸最多就是電話和傳真。遠從北京，近從香港，邀我做什麼事情都用傳真聯絡，傳真也能解決一些問題。不過很諷刺的是，台灣大哥大去年還找我跟張大春及張曉風去做評審，挑出２０名最好的簡訊。（紫笑，余繼續說）但話又說回來，方便是對文明的貢獻，不方便有時是對文化的貢獻。因為以前不方便，所以要靠寄信、郵票的魚雁往返或一封家書抵萬金等來維繫感情，難能可貴、得之不易。譬如白居易寫給朋友《問劉十九》「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果現在打手機，一下子接通了，白居易就不會留下這首詩。（紫又笑，余持續說）當然我不是為自己這方面的落伍而辯護，因為我沒有手機也不上網，已經忙得不得了，再加上這兩樣東西，我更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何況用太多手機還不知道有什麼後果，因為有電磁波，對人體影響如何是個未知數。

紫：在文學界及學術界，余教授享有頗高的地位，從〈日不落家〉這篇文章裡，知道您在家中，卻是一個典型傳統的中國男人。但是在您四個女兒眼裡，是一個不太能說貼心話的父親，常常需要透過尊夫人傳話。對此，您最想告訴她們什麼話？還有默默攜手支持您走過五十年歲月的尊夫人，您最想對她說什麼？

余：我一生讀的是西洋文學，不過在家庭裡也免不了比較儒家一些。我想我不是不能跟女兒說貼心話，只不過她們都是女孩子，跟母親顯得更為接近，聊得更多，有些事也比較好說話。還有一點她們年齡都很接近，大女兒與四女兒不過相差七歲，中間有兩個姐妹，從小就玩在一起，所以黏父母的機率不像獨女來得這麼多，也許彼此之間還有很多秘密，我們夫妻都不知道也說不定。關於這個，我也曾自嘲似的在一篇〈我的四個假想敵〉裡提到。
孩子小的時候，完全屬於父母。我抱著她們，牽著她們，帶她們出去玩，那時幾乎沒有任何隔閡。隔閡是她們女性意識開始之後。孩童時代其實都跟老爸玩在一起，我是她們的玩伴，而且往往我的觀念與品味走在她們前面，像她們喜歡梵谷跟披頭四，是我帶領她們的。在廈門街的時候，我也常常帶她們去看武俠片。雖然我這麼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但也沒強迫她們一定要讀古典詩，不像林海音是完全放任子女，而我是半管半不管。
我最想對四個女兒說什麼話呢？我最想說老爸這一生最快樂的時候，就是她們小時候，因為全家人都在一起。看孩子小的時候等於是父母的第二個青春，從她們身上可以感受到人生的樂趣。現在在孫子們身上，又看到自己子女小時候的樣子，這是一種甜蜜又哀愁的輪迴。
我寫過孫子、孫女三首很長的詩，都不是即興創作，寫家人之作也寫很多，尤其是寫母親，妻子、女兒，不但是詩，散文也有。在這裡你可以說我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男人，也可說非典型的中國男人。因為典型中國男人不太寫妻子，杜甫、李白都沒著意寫過妻子，所以我不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男人。
至於自己的牽手，要對她說什麼呢？（余看看我，又看剛從房間裡出來的余師母）我以前曾錯怪觀音，我那麼崇拜她，向她祈禱，說什麼有求必應，好像從來也沒回應過我。直到了晚年，我生病的時候，妻子做了一碗熱騰騰的藕粉湯，端來給我，才恍然大悟，這不正是觀音菩薩在回應我嗎？數十年來，她不但是我的賢內助也是我的賢外助。我家的對外交際，往往也是她在主導。我的朋友，我的學生，到後來都變成她的朋友，她很能夠跟別人交往。像我翻譯《梵谷傳》，三十多萬字從頭到尾都是她抄的。那時也沒電腦，她抄好，我送到報館去發表，連載十個月。現在有些書也都是她幫我校對。不過她也有自己的興趣，她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做導覽十二年，有不同的藝術品來展出，她都要相應地做研究，以便對觀眾有更生動與真切地解說。所以我們家裡藝術氣氛很濃厚，老大珊珊讀藝術史，老么季珊在巴黎學設計，畫家朋友也不少，其中詩人畫家就有楚戈、羅青、席慕蓉，而梵谷就像是我們家人那般親密。

紫：請問余教授認為詩、散文、散文詩如何界定？標準是什麼？

余：這題目可以寫成一本書了！中國古典文學對詩的看法跟西洋文學對詩的看法很不一樣，我為這個問題寫過一篇長文，叫做〈繆思的左右手－－－論詩與散文〉。詩、散文、散文詩形式上不是這麼好分，中國傳統最簡單的一句話「有韻為詩，無韻為文」，那當然機械化些。有些詩無韻，但有詩的精神，有些詩押了韻，可是比散文還沒有趣味，這不能一概而論。
西洋文學裡，亞理士多德講詩的部份，不完全是中國的抒情詩，還包括史詩，甚至包括悲劇，因為那是用詩體寫成。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亞是大詩人，但他詩寫得不多，他用「無韻體」的詩體寫詩劇，因此莎士比亞的戲劇與詩不能分開。西方文學從古代起，對詩、史詩、敘事詩、戲劇常合而觀之。
中國詩從《詩經》、《楚辭》以來，一直強調抒情詩，中國敘事詩不怎麼發達，史詩幾乎絕無僅有。所以中西看法不同，但大致說來，詩是濃縮、精煉、個性化的，散文比較舖張，像作家對讀者在講話。舉個例子：蘇東坡寫《赤壁賦》很有詩意。「賦」本來就是介於詩跟文之間的曖昧文體，勉強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散文詩。散文多少要跟現實交代一下，不像詩一出來就可以天馬行空。像《赤壁賦》一開始就某年、某月跟某某去赤壁之下遊江。這比較寫實，開頭就將時間、空間、人物都交待清楚。可是蘇東坡寫《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又天馬行空，一下子就投入美學的想像，這就有很大的差別。
散文詩這名詞是從西方來的，我不寫散文詩，覺得要就是散文，要嘛就是詩。當然有人說我的散文像詩，那是另一種說法。很多人自命寫散文詩，其實有一點不上不下，因為往往過分抒情，幾乎沒有知性，過份濫情，會顯得空洞。所以我建議一般年輕作家就是寫詩或是寫散文，不要一開始就寫什麼散文詩，因為弄到最後，兩者都不是。老實說我認為魯迅的所謂散文詩寫得並不好，我根本不喜歡。我喜歡他的例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多好。那時候寫舊詩有郭沫若、郁達夫。魯迅散文也寫得好，但散文詩就不行。那時有散文詩，是因為泰戈爾的詩作在中國大為風行之故。泰戈爾有他的獨到之處和智慧，你沒有他的智慧，光是大白話寫來寫去，自命是詩，就會變得很單薄、濫情。

紫：余教授也是一位翻譯詩人，請問一個好的譯詩人應該具備哪幾種才能？

余：做詩人需要的才能是創造，可是做翻譯家需要的不是創造，而是適應。我教翻譯多年，常跟學生說，你要用Ａ的文字來適應Ｂ的文字，英翻中，中翻英，都需要對原文的瞭解，和對譯文的掌握。英文跟中文配合得好，即不辜負原文，也不虧待譯文，就像政治跟婚姻常需要各讓一步，那樣才能創造雙贏的局面。
不過一位好的譯詩人，要有創造的才能，也要有適應的才能。話又說回來，要精通原文也不是那麼簡單，不單只是文字，對於文字所依賴的文化，也要有相當的掌握。有一句話「唯詩人才能譯詩」，我覺得也不盡然。你是詩人並不就能譯詩，外文程度要夠才有可能。翻譯的人是介於作家與學者之間一個很重要的位置，翻譯家要有行家的才華，翻譯才可以成為一種創作。但翻譯不等於創作，所以一個譯詩人，最好是一位潛在的作家兼學者。第一掌握一種語言，第二要掌握文化，第三要有一枝妙筆。

紫：《在冷戰的年代》有一首詩〈天使病的患者〉，讀起來好像是在寫不會說話的芭比娃娃。請教余教授這其中真實的故事內容是什麼？還有〈超現實主義者〉這首詩難得出現的粗話，它的原形是什麼？

余：你有注意到這兩首詩啊？你看得很仔細。（余笑）我寫〈天使病的患者〉這首詩時，世界上還沒有芭比娃娃。那詩是寫一位當時流行的小說家瓊瑤，她寫的小說都像在製造一個夢幻世界。好萊塢是造夢工廠，其實瓊瑤也是這樣。我說一塊錢六個夢，因為她有一本書就叫《六個夢》。但我跟她的丈夫平鑫濤是老朋友，所以用比較隱諱的方式來寫。
〈超現實主義者〉是寫現代詩的某些同伴，大家並駕齊驅去追現代主義，卻又看法不一，有感而發寫出來的。我用中國古書裡，東方朔滑稽的方式講反話，因為那時他們詩裡充滿粗話，所以我就在這首詩裡也講幾句粗話。我的想法是，你寫超現實主義，寫到後來沒有寫東方，也沒有寫中國，那感覺不真實。因為我覺得追求現代，也不必犧牲古典，所以我才回頭寫《蓮的聯想》。但是當時那些朋友很受西方超現實主義影響，不顧東方的現實。不過，有些也是可以了解的，就像洛夫寫的《石室之死亡》，因為他是國軍，批評戰爭，不滿現狀，也不能直接說出來，只好用隱晦的比喻來寫。最早時，洛夫說這兩者不能相提並論，但他後來還是慢慢回到是東方來。所以我說這是「打打」（達達）主義，好像是在開機關槍一樣。卡夫卡吐掉的口香糖，你們拿來嚼了又嚼，不是拾古人牙慧，是拾洋人牙慧。（紫大笑）卡夫卡的口香糖已經長滿螞蟻了，上面的牙磨下面的牙，沒什麼意義。（余跟紫大笑）我這類粗話詩作，想一想，好像也有一打。

紫：您是詩壇的萬花筒，作品十分多樣，就像擁有許多文學情人一樣。很早之前，曾聽人說您散文的成就比詩作來得要大，您對此外界傳聞有什麼看法？

余：我不認為我的散文比詩成就大，只能說兩者是平衡的。詩我寫得很早，過了七八年之後，才開始寫散文。不過我寫散文一開始就很成熟，寫詩卻是摸索十年之後才慢慢成熟。詩的生命比較長，但是長大比較慢，散文生命短一點，但一生下來就很成熟。

紫：有人說先寫詩，再來寫散文，散文比較容易進入狀況，寫起來容易些，您看法如何？

余：那倒也不一定，因為你會把散文寫得像詩。不過我、楊牧都曾以詩為文，這也是有的。古人往往也會這樣，像歐陽修寫《秋聲賦》、杜牧寫《阿房宮賦》，《古文觀止》裡，你看這些美文，都是詩人寫的散文最好。這在中國已經是傳統，在西方反而覺得大驚小怪。可是散文世界畢竟是比較現實的世界，散文家是對讀者講話，詩人是自說自話（紫跟余笑），所以詩比較難懂。因此能欣賞散文的人是多於欣賞詩的。我有些朋友只欣賞我的散文，卻不懂我的詩。當然相反的，兩種朋友也都有。我自己打一個譬喻，詩與散文是我的兩隻眼睛，必須並用才能看出一個立體的世界來。因為有些東西我在詩裡是寫不出來的，像〈開你的大頭會〉這篇散文，這種滑稽是詩體寫不出來的。

紫：人的一生，從出生起，就開始往前回溯。就像白蓮，隨著陽光變化，一瓣瓣豐腴，又一瓣瓣凋落。回首創作數十年，詩、散文、小說、評論、翻譯作品等等，您最鍾愛的是哪一項創作？哪一項創作是自己感覺最欠缺的部分？最欠缺什麼？

余：小說我沒有創作。有三兩篇散文接近小說，但小說家都不承認，那就算了！不過我翻譯過小說跟戲劇。我主要是從詩出發的，然後再寫散文。所以我的序言裡面講了一些賴皮的話，「我的詩不完全在詩裡，有一部分在散文裡。我的散文也不完全在散文裡，有一部分在我的評論裡。我的評論也不完全在評論裡，因為有些在我的翻譯裡。」因為我常在譯書的序中做許多研究，所以序言也等於我的評論了！因此我自嘲是「文體亂倫」，亂、亂、亂。（余、紫大笑）我最深刻以赴的是詩，因為散文對我而言比較容易，詩比較難。我立意要寫一篇散文，一定寫得出來，可是立意要寫一首詩，最後未必寫得出來。我有些沒有寫好的詩稿，擺在抽屜裡，但沒有一篇散文是寫不下去的。
我想我欠缺的部分就是沒有發展戲劇跟小說的創作。不過，這也是不需要的。因為歌德說過，「一個人要有成就，必須先限制自己。」如果你毫無限制的追求，著手的地方太多，結果樣樣都不精通。還有，本來我希望可以學會更多語言，可是沒有時間去學習，如果我懂得更多語言，可能花樣會更多。

紫：我常覺得生與死極端對立，還有內心面對不同環境時，自我的衝突與調適，也非常困難。在《敲打樂》一書中，〈當我死時〉這首詩我非常喜愛。請問即將過八十大壽的余教授您如何看待生死？如何調適已年老的事實？在最後生涯中，您希望留下什麼樣的歷史在廣大的讀者心中？

余：你問到終極的問題了！包括宗教家、哲學家、還有星雲法師，都認為「死」是生命的一部分。一個人要懂得如何生，才會懂得如何死，對生命價值有什麼看法，對死亡才有什麼樣的看法。這看起來好像很玄虛，不過應該是這樣。我以前寫詩，雖然不是宗教家，那時候也沒有特別信教，但我在詩裡面常寫到生死的問題。早年我有一首詩提到「最要緊的不是留下什麼給墳墓，而是留下什麼給歷史。」這就當做我回答你的問題。
所謂死亡，大家都用二分法，肉體上的告解。但是你如果是立言的人，你在死亡以前，靈魂已移民到別處去了，所以你用另外一種方式存在。中國人說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做道德家或宗教家，「立功」就是做政治家或改革家，「立言」就是作家、音樂家、或藝術家等。我覺得我所想的是「立言」。如果我的講幾句話，後代能夠記住，那就很了不起了！〈當我死時〉這首詩倒不是立言，而是落葉歸根的那種感覺。當時因為在海外，想念自己出生家鄉寫出來的詩。
如何看待生死，哲學家、宗教家都講了很多，我最想說人生只有一次，除非你很相信輪迴，那麼要好好對待生命。對一個作家來說，江郎才盡是對生命不再敏感，所以就寫不出創作來。江郎才盡另一個現象是，對於語言也不敏感。所以一個作家對生命敏感，對母語敏感，是應有的責任。
其實我們現在看這世界，好像是在看莫內的畫一樣；看到一個女子長髮飄逸，就覺得看到曹雪芹寫的林黛玉一樣；看一個人自我陶醉，我們說這是阿Ｑ精神。那不都是畫家、小說家在教我們看世界嗎？所以藝術家、宗教家常在無形之中教導我們生活。
如何調適已年老的事實？佛家本來就講生、老、病、死。但臨老了，老實說真的不容易調適。很多人在理性上想清楚了，但感情上還是放不下。可是我這麼想，將來我生命告終去什麼地方呢？大不了是李白、杜甫、曹雪芹也去的地方。他們都能去，我不能去嗎？說不定我還會遇見他們呢！這是我自己一廂情願的看法，不過話又說回來，萬一遇見的是希特勒或毛澤東那該怎麼辦呢？（余跟紫大笑）。
以前梁實秋教授的夫人梁師母去世，我寫信安慰梁實秋教授，您不要想太多、別太悲傷，你把她想成現在去的地方，就是您的老友徐志摩、胡適等去的地方。可是我後來又想，他搞不好碰到的是魯迅……（余跟紫大笑）

紫：《在冷戰的年代》、《敲打樂》這些書裡，其中《白玉苦瓜》〈斷奶〉這一首詩最後幾句：「才發現我同樣歸屬這島嶼／斷奶的母親，依舊是母親／斷奶的孩子，我慶幸／ 斷了嫘祖，還有媽祖」，及《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等作品與有關您的新聞中，知道您關心時事。我有個朋友說，教育部長一定要找大學的校長來主持，因為最能夠了解教學的實際情況及培育人才。余教授您的看法如何？您覺得一個好的教育部長應該具備什麼條件？對現在台灣的教育問題有什麼期許？怎樣才能應付「教育斷奶」的危機？

余：我的作品裡，寫到社會現實的至少有１００首左右。我近幾年的詩，有寫到阿扁、許信良，也有寫到外國的政治人物，甘地、戈巴契夫，還有達賴喇嘛。大陸對這些詩很感冒，天津百花文藝出我全集一共十本書，他們就把這類的詩都刪掉，結果只出了九本。
至於教育部長是不是要用大學校長？我認為大學校長是很恰當的人選，因為教育部還有中教司、技職司，有各種人才、專家來輔佐他。大學畢竟是金字塔的上端，一個教育部長還是要關心中學、小學，這些階層的教育問題，都由教育部長管轄。
近年來教育部長科學家很多，不過當中有郭為藩是學教育的，劉炯朗是科學家也是個作家，曾志朗本身就喜歡文學。曾志朗當教育部長時，一回在高雄頒文學獎給我，告訴我，當年去美國留學時，行李箱裡擺的幾本書中，有一本就是《蓮的聯想》。
現在我們重視科學，其實一個社會病態百出的時候，人文就非常重要了！我們要注意人文。像過年時，一把火燒掉雲門舞集，才想到對不起林懷民，才想幫助這些表演事業，但這些都做得太遲。
中研院管學術，教育部管教育，其實也不能完全分得那麼開。譬如我們有一個國科會，叫國家科學委員會。我就不很贊成，一個國家不能光只有科學，應該改名為「國家學術委員會」，那麼除了科學之外，還包括人文等等。你把科學擺這麼高，怪不得一年要寫出幾篇論文，在國外刊登幾篇，以計量的科學心態在處理學術。本來也是很好，但太偏執之後，就冷落了人文。所以你看我們的文化總預算裡面，百分之零點三六給文化，你想這多可笑？所以教育部長，應該要有文化關懷與文化修養，通儒的達人來擔任，不能由一個執行執政黨意識形態的人來擔綱。
回顧民國以來的教育部長，我覺得不妨往回看看，多學學蔡元培，他當時提倡美育。以前講德、智、體、群、美。德，培養道德；智，培養智慧；體，培養體育；?，培養人與人的關係。蔡元培另外還提倡美育，美的教育，這就是人文。
你說教育怎樣不斷奶？現在就是會教育斷奶。你把什麼東西都用意識形態來證明，就徒勞無功。民俗或文化界應該要自由發展，教育部不能把自己看得太大，管管學生，管管教育就好，還要管整個文化，整個思想，這跟法西斯、文革有什麼差別？文革破四舊破不下去，他們現在已知道錯誤，批孔揚秦是錯誤，所以他們現在回頭來追求社會和諧，推翻了階級鬥爭。你現在憑著這幾年執政，就這麼傲慢，還往坑裡跳，將來在歷史上是沒有好處的。看這十年教改，對學童而言，很倒楣，全國國文老師大部分都反對。因為你把他們一生寄託的事業、價值觀都因為這教改給扭曲了！這樣教育培養出來的人，一離開台灣跟世界就無法對話，就連最近的香港也無法對話了！

紫：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一脈相傳，不過台灣當局一直在探討本土的自主性問題。余教授您認為身為台灣年輕人，應該如何面對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他們應該何去何從？

余：我一直認為，以中文或華文寫作的人，必須正視自己民族的兩個文學傳統。第一個是大傳統，從《詩經》、《楚辭》以來的大傳統。第二個是五四以來的小傳統，所謂新文學的傳統。你要注意這兩個傳統，不能一無所知，否則就無法做一個中文也好、華文也好的作家。你現在要否定中國的大傳統， 然後又硬說新文學傳統是從台灣自己生出，這是很可笑的事情。這樣會變成井底之蛙，也許在政治上很爽，可是在文化上，過了五年、十年，在台灣造就的這一批學生，就會一無所知。
中國文學就是我們民族的文學。說得更簡單一點，就是我們整個民族的記憶，是一個夢，你怎能將一個民族記憶像擦黑板一樣擦掉？他做夢，你不准他做，那還剩下什麼？一個民族不可能沒有過去，叫一個民族只能回憶四百年，這是很可笑的事情。所以我還提倡過一句話「不能剝奪我們下一代的文化繼承權」，因為這繼承權包括整個中國文化。

2008/03/08　完稿

後記︰

　　四日早上我打電話給余光中教授，徵求他的同意，將二月的採訪稿放置網站跟大家分享，一方面也預祝他80大壽生日快樂。
　　在電話中余教授很開心的告訴我，他五日將回出生地「南京」過生日，興奮之情在對話中不時流露，連我也感染了他的喜悅，願他一路順風、平安！

2008/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