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曾說：「對於中國唐代建築的研究來說，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鑑了。」所以今年一月的奈良旅行，除了走訪藥師寺、興福寺，還參訪了氣勢雄偉的「唐招提寺」。唐招提寺 (律宗總本山) 建於759年，開基者為東渡至日本的唐朝高僧鑒真律師，寺名「招提」由梵語而來，其義為“四方”，四方之僧便稱為招提僧，所以唐招提寺意思為「收留由十方而來的和尚」。唐招提寺曾是日本佛教的最高學府、也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唐風建築，現已被列入日本國寶，並於1998年作為「古都奈良的文化財」的組成部分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伽藍的介紹】

 「南大門」

1963年時，以鑒真1200周年忌日為契機而重建的南大門，是日本現存最大的天平建築。南大門為切妻造建物，樑和柱都漆成硃紅色，大門上方敕額中的「唐昭提寺」四字為豎排雙鉤體，據寺院文獻記載，是孝謙天皇(749-758年在位)根據鑒真帶來的王羲之書法模仿書寫而成，不過這塊牌匾為複製品，製作於八世紀的真品保存在新寶藏庫內。

從南大門即可望見金堂，二處相距約50公尺左右，我們購票後從左邊邊門入內，世界文化遺產「古都奈良之文化財-唐招提寺」的大石碑立於左邊園內。

「金堂」

「金堂」建於鑒真圓寂之後的781年，建造計劃大部分是由鑒真完成，由弟子安如寶負責建造。金堂也是日本現存的最大的天平建築、天平金堂的唯一遺跡。大殿高15公尺、寬30公尺，由檐柱一周及內柱一周組合成的單檐廡殿頂結構 (廡殿頂為中國古代建築中最高等級的屋頂形式)、柱頭上有造型簡潔的三重斗拱、正脊二端裝飾有鴟尾(西端陶制鴟尾為初創時天平年間燒制的)、七開間的外立面（中央柱間較寬，約4.7公尺、兩端依次遞減柱間距離）、深四間等，金堂乃唐代建築的最新成就，其獨特的建築結構被譽為「伽藍交響曲」。整座金堂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金堂內供奉有「盧舍那佛」、「藥師如來」、「千手觀音」，三尊佛像為鑑真弟子義靜或思托設計，採用乾漆造工藝，也都是日本國寶，三尊大像前立有護法神「梵天」、「帝釈」天立像(國寶) ，堂內四隅為「四天王立像」(國寶)。

現在的唐招提寺金堂主要構建材料，仍舊是鑒真創建之初的盛唐物件，最近一次、也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的金堂修復“平成大修”(2000年至2009年)，寺方在修復佛像時，發現千手觀音還保存有953隻手；解體金堂屋頂時，在拆下的四萬片瓦片之中，發現有11片為飛鳥時期、4000為片奈良平安時期；拆下來的地基木柱採伐年份為781年。

「講堂」

金堂後面的「講堂」(國寶)為單檐歇山頂、九開間的形制，與金堂同為八世紀末建築，為鑒真傳經佈道之處。講堂是鑒真在創建之初，由宮廷賜予的平城宮東朝集殿移築而成，平城宮如今已片瓦無存，所以講堂是奈良時代唯一留存下來的宮廷建築。講堂內有「彌勒如來」坐像(鎌倉時代)，兩邊為「持國天」及「增長天」兩立像。講堂庭院內有藏經室，收藏鑒真從中國帶至日本的經卷。

「鼓樓」

在金堂和講堂之間的東側，坐落著寺內唯一的兩層式塔樓「舍利殿」（鼓樓）。規模不大的鼓樓建於鐮倉時代，最初是藏經的地方，現在用來存放鑒真攜來之釋迦牟尼佛舍利子，故稱「舍利殿」。當初盛舍利的「白琉璃舍利壺」仍在，甚至連包裹舍利壺的「方圓採糸花網」也被完好保留成為藏品。為了安奉舍利壺，鎌倉時代鑄造了金龜流利舍利塔」來盛裝。金龜舍利塔造型別緻，底座是昂首小金龜，上承蓮花寶座，關於金龜背馱寶塔有2種說法，一說是鑒真東渡時在海上遇到風浪，不慎將舍利壺掉落海中，幸好龍神化做金龜，背馱舍利浮出大海；一說金龜是佛教世界的支撐。

鼓樓還有一項傳統，寺方在每年5月19日會舉行「撒團扇」儀式，撒團扇起源於鎌倉時代的覺盛上人，上人有次在修行時，有一隻蚊子停在他的皮肤上，弟子見狀正要拍打，他便勸阻弟子說：「施捨自己的血液也是行菩薩道。」大師圓寂後，來自法華寺的僧侶聽聞此事便說：「用團扇驅趕蚊子總可以吧！」就供奉了一把團扇，此後每年大師的忌日，「撒團扇」便成為唐招提寺的固定活動。據說今年因疫情的關係，只有寺廟相關人士參與該儀式，不似往年眾多信徒高舉雙手，爭搶團扇的熱烈氣氛。

「鐘樓」

所謂「暮鼓晨鐘」，有鼓樓就有鐘樓，與鼓樓遙遙相對的另一邊，為單層建築「鐘樓」，鐘樓上掛的梵鐘是平安時代所製。

「禮堂」

禮堂(國寶)位在鼓樓東邊，是一座南北向延伸的修長建築，同樣是歇山頂和九開間的形制，內供奉「釋迦如來」。

「經藏」與「寶藏」

在禮堂東側有兩座古樸的高床式「校倉」建築（有防潮防蟲的功能），為唐招提寺之「經藏」和「寶藏」。經藏是在唐招提寺創建之前、新田部親王舊宅邸時就有的遺存建築(米倉)，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校倉，兩者皆為日本國寶。西側為鐘樓和戒壇。

「禦影堂」

據記載，1963年時為了紀念鑒真逝世1200年，便將南都興福寺舊一乘院寢殿遺跡遷移過來，作為安置大師乾漆夾紵坐像尊像的御影堂。「鑒真和尚坐像」是鑒真逝世前一年，由其弟子思托、忍基根據其形象，製作成等身大小，“頂骨秀、顴骨張、鼻樑高、唇緊閉、靜含瞼、浮微笑”，體現出鑒真圓寂時的姿態，御影堂於每年6月6日忌辰前後大約一周時間對外開放，供人瞻仰。

御影堂的障壁畫是由東山魁夷(1908-1999)所繪製，東山魁夷說：「鑒真和尚給予日本文化的恩惠實在是巨大的。」而為了表達對鑒真的緬懷，他跑遍日本的山和海，甚至不遠千里數次來到中國，共耗費了11年時間(1971-1981年)完成5室68幅襖繪。

「唐招提寺本坊」

由開山堂往前是「唐招提寺本坊」，堂庭兩旁種有「唐招提寺蓮、「唐招提寺青蓮」，這裡的蓮花是鑒真從中國帶來的。唐招提寺內種著來自中國的松樹、桂花、牡丹、芍藥，以及「孫文蓮」、「舞妃蓮」(用美國黃蓮花與日本“大賀蓮”雜交育成)、「日中友誼蓮」、「唐招提寺蓮」、「唐招提寺青蓮」，還有1963年時，中國佛教協會贈予唐招提寺的揚州市花「瓊花」(八仙花)。

鑒真東渡日本後，在招提寺種下他帶去的揚州蓮種，並取名為「唐招提寺蓮」。1918年國父到日本時，把遼東半島普蘭店出土的4粒古蓮子(古蓮子的壽命約在930-1250歲之間)也帶去，後來經日本古生物學家大賀一郎博士鑒定，這些古蓮子的壽命已在千年以上，於是大賀進行培育使它發芽開花，然後又將古蓮花與鑒真種的「唐招提寺蓮」進行雜交培育，新品種命名為「孫文蓮」，亦即「唐招提寺青蓮」。1950年，大賀在日本千葉檢見川的泥炭層下發掘出兩千年前的日本古蓮子，他又將它與「孫文蓮」雜交，新品種命名為「大賀蓮」。1963年，鑒真圓寂1200周年，大賀託人將一百粒「大賀蓮」的種子帶到中國，武漢植物研究所以「大賀蓮」為母本，普蘭店蓮為父本進行雜交，新品種稱為「日中友誼蓮」，並將部分種子回贈給日本。

【鑒真東渡】」

佛教在兩漢時期自印度傳入中國後廣泛傳播，到了唐朝達到崇佛高峰，那時著名的高僧，一位是向西取經的玄奘(602-664)、一位是向東弘法的鑒真(687-763)。在日本奈良時代，佛教雖然被奉為鎮護國家的國教，也有戒律之講學，但尚未能設置戒壇，未能以三師七證正式受具足戒，當時的日本僧人，渴望唐代高僧能渡海幫助他們建立正式的戒律制度，所以第九次遣唐使團中的榮睿和普照兩位僧人，除了學習佛法，還負有邀請傳戒高僧東渡傳法的使命。榮睿和普照在長安大安國寺學習時，他們的老師是鑒真的徒弟道航，道航在授業時，常流露對鑒真的敬佩之情，因此這兩位年日僧對師祖也生傾慕之心。

當時鑒真律師是唐朝揚州大明寺方丈，為當地佛教領袖，受其傳戒者前後有四萬餘人，時人譽其“江淮之間，獨為化主”。742年，榮叡及普照到達揚州，懇請鑒真「東遊興化」，鑒真當庭問眾弟子何人願去？弟子認為大海難渡，去者「百無一至，性命難存」皆面露難色，默不作聲，但鑒真不忍眾生苦，遂道：「是為法事，何惜生命，諸人不去，唯我即去。」因而決定赴日弘傳戒律。鑒真決定東渡後，其弟子思托等也決定隨行。

742年冬，54歲的鑒真及弟子21人，連同4名日本僧人，到揚州附近的東河既濟寺造船準備東渡，但因被誣告私通海盜而被淮南採訪使派人拘禁，雖然很快就放出來，但第一次東渡就此夭折。744年1月，鑒真共100餘人再次出發，結果尚未出海便在長江的狼溝浦遭遇惡浪以致船沉，船修好後剛一出海又遭大風飄至舟山群島，5日後眾人方被救，轉送明州阿育寺安頓，第二次東渡又告失敗。鑒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後，準備再次東渡，但此事被越州僧人得知，眾僧為挽留鑒真而向官府舉報，說日本僧人誘拐鑒真前往日本，於是官府逮捕榮睿等遣送杭州，榮睿途中裝病方才逃出，第三次東渡計畫又告夭折。既然從江浙一帶出不了海，鑒真決定從福州出海，但僧徒不忍年事已高的師父顛沛流離，苦求揚州官府阻攔，淮南採訪使遂派人將鑒真一行強行押解回揚州，第四次東渡再度夭折。

第五次東渡也是最艱難的一次。748年，榮睿、普照再次來到大明寺懇請鑒真東渡。鑒真即率眾人再次東行，為等順風，出長江後鑒真一行先在舟山群島一帶停留數月，直到11月才出海。啟程後遇到颶風，在大海中漂流了14天，最後漂流到振州(今海南島)，鑒真等人受到海南民眾的盛情歡迎，並在海南停留一年半。期間鑒真和弟子在當地興建大雲寺，並以大雲寺作為講壇向當地信眾講授律、戒、度等佛教要義，至今海南仍有“曬經坡”、“大小洞天”等鑒真遺跡。之後，鑒真北返，途經廣州時，因為東渡連續失敗，鑒真產生動搖，他覺得海南島距離印度較近，於是產生了前往天竺的想法，但是到了梧州，榮叡因多年積勞病重，在臨終前懇請鑒真務必東渡弘揚佛法，鑒真深受感動，東渡之心遂不再動搖，後來大弟子祥彥病死吉州、普照辭去，鑒真也因病雙目失明，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鑒真仍發誓“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

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等人來到揚州，再次懇請鑒真同他們一道東渡，但當時唐玄宗不許鑒真出海，鑒真便隨著遣唐使返航日本，偷渡出境，經過34天海程，終於抵達日本九州島。第六次東渡終於成功。鑒真從出發到到達日本(754年)耗費12年歲月，到達奈良時已66歲，且雙目失明。

鑒真到達日本後，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極大震動，抵達平成京後，受到孝謙天皇和聖武太上皇的隆重禮遇，天皇派專使迎接鑒真，封號「傳燈大法師」、尊稱「大和尚」。且孝謙下旨：「自今以後，傳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這引起了日本本國“自誓受戒派”的反對，於是，鑒真在興福寺與賢璟等人公開辯論，結果賢璟等皆被折服捨棄舊戒，鑒真於是在東大寺毘盧遮那佛前起壇，建立日本第一座戒壇，登壇受戒的第一個人，即是聖武太上皇，接著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謙之下皇族和僧侶約500人授戒。756年，鑒真被封為「大僧都」，總領日本佛教界，是日本佛教史上正式傳戒的開始。

然而，在758年時，孝謙天皇在宮廷鬥爭中失勢，被迫讓位給淳仁天皇，鑒真也遭受波及，被免除大僧都之職。之後，淳仁天皇將在政爭中敗死的皇族道祖王的官邸賜給鑒真，次年，鑒真弟子在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賜名「唐招提寺」，鑒真從東大寺遷居至此。此外，淳仁還下旨，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須前往唐招提寺學習，因此唐招提寺成為當時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學府。

鑒真在日本傳法10年之後，於763年（75歲）面向西方中土圓寂，入滅之前，弟子思托為鑒真塑造乾漆坐像膜影，製成等身大小的乾漆夾苧坐像一尊，這尊木雕漆像（幹漆・國寶）傳世至今。唐大曆十二年（777年），日本第14次遣唐使來到中國，並傳達了鑒真寂化的消息，當時揚州各寺僧眾，均穿喪服向東（日本）舉哀3日表示悼念。鑒真東渡後不久，唐朝便發生安史之亂，相關史料保存較少，鑒真圓寂後，弟子思托動手寫了一部《大唐戒律師僧名記大和上鑒真傳》三卷，是鑒真東渡日本弘法的唯一紀錄，可惜已經佚失。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鑒真在揚州的大明寺遭到嚴重破壞，1980年文革結束後，鑒真乾漆坐像首次以「鑒真還鄉」名義回到中國揚州，大明寺得以復建。

鑒真東渡的主要目的是弘揚佛法，傳律授戒，但當時與他同行的，除了佛門弟子，更有玉作人、畫師、雕檀、刻鏤、鑄寫、綉師、修文、鐫碑等各種技藝人才85人。所以鑒真不僅對日本佛教思想、佛教律法奠定基礎，還將唐朝的文化帶到了日本，包括醫學、文學、漢語、建築、雕塑、書法、繪畫、印刷術，以及農業、果樹、製糖、製做豆腐等技術，這些文化、知識、技術帶給日本極大的衝擊性，對整個天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他被稱為「天平之薨」、「日本漢方醫藥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與「日本律宗太祖」，鑒真及其弟子開創的日本律宗後來成為南都六宗之一。

【影響後世】

「醫藥」

唐朝重視醫療，當時已有完善的教育機構，鑒真在長安、洛陽時曾隨師到「太醫署」(世界最早的醫學校) 、「藥園」(培養藥學人材)等地參觀學習，回揚州後，在其主持的龍興寺、大明寺均設有悲田、福田寺(寺廟裡附設的醫療慈善機構)，從而積累了臨床經驗。鑒真歷次東渡，除了攜帶大量的藥材與香料，也博採當地植物，特別是第5次東渡羈留海南期間，除仍堅持弘傳佛法，鑒真一行人對當地的植物與藥物，進行了廣查博采，並載入史籍，這些經歷，不僅增長了醫藥知識，同時也積累了辨識藥物的經驗。據《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鑒真第六次東渡時帶了約600餘斤的12種香，那些香就是用海南特產香木製成的。

鑒真通曉醫學，精通本草，抵日後雖雙目失明，卻能利用鼻子的嗅覺、舌頭的味覺、手指的觸覺來辨別藥草種類和藥物真偽，他除了把藥物的收藏、炮炙、使用、配伍等知識傳授給日本人，也大力傳播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另外，鑒真著有《鑒上人秘方》一卷(可惜已失傳)，從此日本醫道才算完備。14世紀以前，日本醫、藥二道都把鑒真奉為始祖，直到17、18世紀，日本藥袋上還印有鑒真像，可見其影響之深。

「書法」

鑒真在書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他第六次東渡時，攜帶了包括王羲之、王獻之(行書真跡三幅)在內的各種書法50卷，帶去的佛經也都是手抄本，本身就是書法作品，這些珍貴的抄本促進了日本書道的形成。鑒真本人也是書法名家，其「請經書帖」(现藏唐招提寺)被譽為日本國寶。而鑒真帶去的《喪亂帖》，是王羲之晚年的巔峰作品，也是行草書法的代表作之一，遠勝《神龍本蘭亭序》。現今保存在日本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

「長安建築」

鑒真的東渡弟子及隨行人員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築技術的，如弟子思托、法力等都是精於塑造佛像的雕刻家和建造寺塔的建築家，在鑒真的設計及領導下，興建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建造完成即被稱作“海東無雙的大伽藍”、“絕塵名刹”。由於鑒真僧眾採用了唐代最先進的建築方法，後來日本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築，幾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響，唐招提寺不止建築精美而且異常堅固，1596年日本大地震，周圍建物幾近全毀，獨唐招提寺完好無損。

「東土雕塑工藝傳日」

唐招提寺以盛唐風格建築和造像著稱，建築手法成為後來日本傳統木結構建築的基礎，鑒真及其弟子也留下寶貴的造像藝術。鑒真用「干漆法」（又稱夾紵法）塑造了許多佛像，其中最著名的是金堂內的盧捨那大佛坐像、藥師如來立像、千手觀音菩薩像等。“夾紵”最早用在傳統漆工藝，約四世紀時技術就已成熟，到六朝以後，因佛教興盛，夾紵之法被廣泛應用在佛像製作(據載，造像技術始於東晉雕塑家戴逵)，到唐代，夾紵漆像技術已高度成熟，夾紵漆像工藝(又稱夾紵脫胎、幹漆夾紵像或幹漆像)盛極一時。鑒真後來也將夾紵造像這種雕塑藝術傳給日本人，不過日本將夾紵脫胎工法通稱乾漆。

最後，附帶一提， 2月大陸新冠疫情嚴重時，日本在捐贈武漢的物資箱上寫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八字。此語出自《東征傳》，全句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根據《宋高僧傳》的記載，盛唐時代，日本權臣長屋親王欲邀中土高僧前往，遂特製千件袈裟送到中國布施，袈裟上就繡有這4句偈語。

一月，疫情蔓延前，在唐招提寺內我認真解讀鑒真，54歲的他為什麼不留在大唐，反而將自己的生命留在異鄉奈良？六月，因疫情關係，寺方取消「鑑真和尚坐像の御開帳」(6月5- 7日)的傳統活動，這則訊息勾起半年前的疑問，或許疫病讓人學會謙卑放下執念，豁然了悟，就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這首偈語打動鑒真。因此當榮睿、普照兩位僧人到揚州請鑒真東渡時，鑒真想起袈裟上寫著的這16個字，便毅然渡海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