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1】倫理問題涉及作人根本

【2】倫理問題與西方宗教

【3】政教分離後社會的倫理傾向

【4】倫理與族群撕裂及排他性

【5】倫理問題與所謂“白左”

【6】倫理問題與“要臉”的個人尊嚴

【7】後基督教社會、現代西方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倫理”問題

【8】倫理問題與意識形態學說

【9】倫理問題與中學及陳寅恪先生論斷

【10】陳寅恪先生論斷的超越性蘊含

【11】倫理問題與尋找一個更好的人類生存方式

 

YouTube上GEM捷牧留德@GEM，捷牧留德推出一個關於在德國養老的節目：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046D6U_ehpM

 

直播主是一位來自臺灣的德中混血女孩，成年後到德國學習工作，定居德國四年。看過她幾個節目，給我的印象是純淨、漂亮、爽朗、心理平和，對德中兩種文化都充滿了愛，且有著極為客觀的評論。在我看，好似一個不帶文化灰塵的天使降臨在華人及西人世界。這樣的諳熟東西日常生活及其文化，流著德中血液的女孩，在YouTube上還有幾位。

 

在這個節目中，她開宗明義地說：

在德國老年生活五花八門中，但是唯獨沒有靠子女的。在德國人那裡，“養兒防老”一說，絕對是個笑話——天方夜譚。他們的文化中就沒有“孝順”這個詞。在德國，與子女有關聯的老年生活，幾乎可說是沒有。……德國人的法律上也沒有子女有贍養老人的義務。

基於這個具體的對於文化及倫理親情的描述，我發了幾個涉及文化及思想史，文化社會學問題的網評，由於其涉及到的問題都很根本，因此我集中並且進一步展開如下。

 

【1】倫理問題涉及作人根本

 

我之所以推介這個節目，首先當然是了解德國社會，但是在我更關注的更多的依然是另外一方面的見微知著——和我的專業有關的文化及思想問題。

 

以前我也多次說過，西方不是一個重倫理親情的社會，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受大洋國教育，在新話及新思維的環境下，也就是在一個“非中國傳統”，甚至可說是“反中國文化傳統的形而上學前提下，文化中生活的中國人”，他們也已經既不理解生活中的“倫理”親情，更不知道倫理和現實存在的“形而上學前提”的關係意謂著什麼。

這也是時下中國人精神文化問題的問題嚴重性所在。中國人，首先是大陸人，其次是港台很大一部分人，沒了傳統的文化思想的基礎，也沒有真正的西方文化傳統，有的是黨，以唯物主義為意識形態的黨文化，和以地域主義為最高訴求的意識形態。這類人最悲哀的是，甚至成為匍匐在西方種族主義，宗教分子，西方中心主義腳下的喪家卡通人形。

如此，與這種半瓶醋的變態西化相比，西方人的骨子里有基督教管理人，然而中文世界的很大一部分人卻是已經什麼都沒有！在這個意義上，華川粉們，五四以後的所謂西化者，常常是一些很容易就禽獸不如的人。紅衛兵、綠衛兵、川衛兵……，演繹的都是這一傾向，極權主義研究中所稱的“暴民傾向”。

暴民傾向是近代西方世界、西方文化世俗化、物質化後的宗教變態產物！它是由宗教狂熱性宗教暴徒演變成世俗暴民的。為此，套用西式語言，原教旨的儒釋道文化，都不具有激發這種暴民傾向的能力。

 

【2】倫理問題與西方宗教

 

倫理是人之間的關係，人對人的責任、義務。我之所以說西方社會不是一個重倫理，或者說不是一個“把倫理作為不可觸碰的價值的社會”是因為，西方人及其社會把人交給了上帝及“教會”。如此，一般人在上帝面前，以及在上帝屬下所謂直接執行上帝之命的教會底下，負有直接、不能有任何忤逆、究詰的責任。這也就是說，人與上帝以及教會的關係才是絕對的壓倒其它關係的關係，所有其它一切都必須服從及保持和這個關係一致。為此，人之間剩下的就只有自然給予的基本生物的生養本性，甚至由於前者存在的要求，連這個生養聯繫都要打折扣，不能與沒有前者——即沒有對上帝和教會的責任的“動物”一樣。他們互相之間在宗教所謂“理性”下，沒有“倫理”責任及義務。對於這點，我想中國大陸人可以從曾經存在的計劃生育政策體會到，生育不再是自然過程及事物，而是佔據了上帝和教會地位的黨的政策決定的事物，黨的事物的一部分。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世紀的西方社會結構及機制是建立在基督教及其教會制基礎上的社會，因此它的結構及運轉機制不是以倫理為基礎，圍繞倫理建立的。在中世紀後開始的近代社會，延續了此前歐洲社會的結構及機制，它不僅還不是建立在普適的人權價值基礎上的衍生出來的機制結構，而且也同樣不是建立在倫理基礎上的社會。沿用了中世紀的社會結構的西方社會，老瓶裝新酒，在政教分離的過程中，雖然引入了普世價值，社會有不少元素開始變化，但整體的社會機制還是基督教結構機制的國家及社會。我把它稱為後基督教社會。後來發現弗格林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次採訪中也用過這個說法。

在我看，這一描述意味著，時下這個後基督教社會的運轉性質、生活方式，即所謂“現代社會”，依然不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聯繫上的國家及社會，不是人性社會的運轉機制。為此，傳統基督教社會及機制，教會性的社會生活方式帶來的是等級及不平等的競爭及傾軋，都在社會的運轉機制中先天地存在。例如我們今天在共產黨國家經歷的特權的產生，世襲的傾向，都是先天的西方宗教社會機制中所固有的。只要基督教社會機制存在，它就不可避免地產生。由此而來，普適價值，及其一起而來的個體平等問題，以及伴隨它們的普適倫理問題，必然天生處處會受到掣肘。而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到今天依然看到的所謂“白左”的存在——在西人中的左派與右派一樣地強有力的存在。例如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科學哲學家羅素、波普，社會學家阿隆……等，都毫不掩飾地公開強調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因為在這樣的社會，社會性的平等、人道以及正義問題，天然存在，迴避不了！而這一切又處處反映在倫理問題上。

 

【3】政教分離後社會的倫理傾向

 

到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道理十分簡單。有上帝的社會，直接對人負責的機制及權力是上帝及神權。具象地說，由於在人世存在中沒有上帝，只有上帝之手——人及教會。因此這就是文化社會學家，保守的基督教文化學者弗格林不斷強調的，自西方出現一神論的宗教——三千年來，一直是人替上帝說話。

為此，在政教分離的近代，上帝之手，教會退出世俗政治，但是還留下教會發揮機能的社會及國家，舊日上帝及教會的權力及機能想當然地就落到替代宗教權力及組織的世俗權力群體及國家機制手中。它們在這樣一種基督教機制的社會中，順理成章地、悄悄地替代了上帝及上帝之手的教會組織的機能。

為此，這個形式所帶來的變體，政教分離後的基督教社會則是“政”——國家及社會替代了上帝的位置，黨團充當了世俗化社會權力的手。在西方國家中，人們潛移默化地繼續沿用了以前的制度及精神思想，以及宗教社會的行為規範。

但是在如此被西化了的東方國家，既沒有了傳統東方社會，倫理社會的秩序，同時也沒有沿襲的宗教社會的心理及習慣性的束縛，就成為倫理混亂，缺乏行為規範，魚龍混雜的社會。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這個社會，這類東不東、西不西，不東不西的社會，如果沒有西方近代社會帶來的、試圖以普世價值取代傳統社會的基督教宗教前提的努力，與宗教社會的封閉及不公平抗衡，卻以種族、階級、文化、一黨、功團、地域主義替代基督教——那麼這類社會就一定是東西四不像，不是東西而成為豬狗不如的社會及人！

 

【4】倫理與族群撕裂及排他性

 

倫理的存在是天然的、天生的，所以中國人不僅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這種“聯繫”的同性、同感甚至存在於對一切存在物認知感覺之中，所以有觸類旁通。然而倘若沒有基本的橫向的人與人之間的親情等的倫理聯繫，甚至變成一切無法徹底消除的橫向聯繫，都必須絕對地匍匐於上帝及教會的縱向聯繫，那麼就一定會導致對於任何橫向平行於自己這個個體的存在物的排斥。所以沒有“倫理”作為“不可觸動的價值”的西方社會，排外是西方社會天生的特質，對異於他們的事物可以無視倫理是其所具有的最根本的特點。

這樣的排外除了在中世紀作為宗教、種族及國家頻繁發生、且無一天寧日外，也延續到了近代。在上個世紀，甚至伴隨現代技術變本加厲地發生了了史無前例的排猶，各類種族大屠殺，階級大屠殺、以及殘暴的地域主義的歧視迫害。然而，即便在二次大戰帶來的殘暴及毀滅前，戰後東西方開始有所收斂，但是依然沒有停止過一天。而八九年起於柏林墻倒塌的世界性時局的變化居然點燃了另一波到處燃燒的大火。今天，俄烏、中東、美國乃至亞洲各地，此起彼伏，放肆地族群撕裂導致的戰爭越演越烈。所有這一切——族群撕裂，社會撕裂，究其實都是這個“非倫理”的“宗教性”的西方文化，及社會固有性質的各種變形、變體乃至變態在整個世界的氾濫。。

 

【5】倫理問題與所謂“白左”

 

倫理問題不會只限於一個狹義領域，即只與直係親屬的關係。因為倫情，親情“直”到什麼地步、什麼範圍，一定因人而異。它很容易，且不由自主地會超越“血親”。因此倫理和人的同情心、博愛情是分不開的。而這其實意謂著的是，倫理及其情義是一個關心人及同類，關心生命的同義詞。

這同樣也是西方有人性的人，有正義感的人，或者說有人味的人，基本上一定都是社會主義者的原因。社會主義一詞，在西方指的不是共產黨分子，不是那些公平、正義要服從於黨派要求的人。在基督教社會，之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推崇“社會”主義，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感到社會正義、平等權利在基督教機制的社會中的重要性。這當然也因為即便是徹底的宗教信徒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根除抹盡掉生物所固有的親情，因愛及愛，物傷其類。所以，有智力、有更為豐富的感情的科學家、思想家，如愛因斯坦、波爾、費因曼，如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羅素，如維也納學派中的哲學家、以及啟蒙思想家波普、阿隆……等學者，他們擴展了的對親情的愛，成為社會性的愛，這使得他們再三再四，理直氣壯地公開說自己是社會主義支持者。

在此，我必須說，推崇普世價值的知識分子，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定推崇倫理，一定具有社會主義，“白左”傾向。

就此意義，沒有白左問題，只有在如此一個社會中是否有普適的人權關懷，是否有正義感，說白了就是是否有人味兒問題。把“白左”作為否定性的標籤使用，是非黑即白的黨派文化的產物。就此意義，那些別有用心地把BLM，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翻譯成“黑命貴”的人，是一群連動物都不如，不及畜生的人類渣滓。因為這產生於倫理基礎的句子，在人倫上意味著“誰的命都是命”——不分種族、信仰、文化及地域。

 

【6】倫理問題與“要臉”的個人尊嚴

 

倫理問題涉及做人的根本，因此一定大有大的表現，小有小的反映。

在日常生活中，有無倫理束縛或者規範，與我們中國人經常說的“要臉與不要臉”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如同西人沒有“孝敬”二字，不懂得“孝敬”一樣，西人其實也不懂得“要臉”——“臉面”問題的重要性。所以中國人的“打人不打臉”，得讓人就讓人，得理讓人，西人是不懂的。

過去對於西方個人來說，重要的是教規，犯了錯誤，出了規矩的人要對上帝——對教會的牧師懺悔，現在的世俗社會則是對於“國家”和“法律”。體現國家權力存在的法為大。所以不是倫理而是法。如此。對法的解釋的法官，以法的名義生存的律師在西方就成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行業。如此，在西方生活你就必須以法規定的“理”為最大——得理不讓人。得理不讓人意味著法代表的理大於人，可以罔顧倫理；意味著打人，該打臉的決不能打屁股。因為這讓西人養成習慣性的思維，養成理出另類——你打屁股，讓了他，他就認為你一定道理有限，只能打屁股，隱藏了打臉“沒理”的地方。你打屁股，他就認為的確就是屁股有問題。

西人就是如此簡單直率，說好聽了，“單純”，可此中的根本之處是不懂得“倫理”，連綿的重要性，人之間關係的重要性、根本性——人之作為人的尊嚴！作為人活著，尊嚴問題重於山！西人不理解“士可殺、不可辱”。

 

談到人的尊嚴，自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有一個說法似乎成了當然命題——“個人及其尊嚴”之說是西方來的，“西方人懂得個人尊嚴，中國人不懂個人尊嚴”，然而，究其實卻是一個值得辨析的問題。

尊嚴二字之所含內容及性質，同樣與我們所強調的形而上學前提密切關聯，與認識論問題密切相關。西人“人”的尊嚴，在古希臘，是二元思維的產物，在基督教社會是一元結果。

在古希臘，人的存在是多元、多種方式並存，並無一定尊嚴說，尊嚴都是屬於規範及社會具體存在所定位的內容，有其相對性，而沒有絕對性。在基督教世界，人則從屬於上帝、教會及教義。人只有尊奉、遵守，循神，即循“替神說話并制定法則”的機制所規定的尊嚴——神授國家及教會規定的尊嚴，沒有人自己、自身的尊嚴。所以西式的尊嚴是外在的。

文藝復興之後，人性覺醒并由西人個人逐漸越向普世個人，人為自己規定尊嚴，但是這個在基督教社會機制中的個人外在的社會存在仍然決定這他社會存在的尊嚴，社會由上帝教會制規變為世俗規矩，世俗規矩雖然有憲法第一條的保障，但是憲法第一條在二元化的社會中，還只是只能外在的展示及操作，甚至外在也無法超越宗教結構的社會的掣肘，處處受限。所以，只能說，西方對於個人尊嚴的認識及感知，文藝復興開了一個強勁的開始，但還是只是開始，還沒有“文”化，修養化地展開。

與西方不同，在傳統中國社會，所有的對人乃至對天地人的存在的認識的努力，都圍繞著人自身對自身的認識及修養展開，並且把在這樣的認識下的“尊嚴”，定為人的尊嚴。人的尊嚴雖然帶有很強的主觀成分，可它是唯一地屬於“人”的。這樣的尊嚴，是對人的體認的尊嚴，用中國人的話來說，是“文”化尊嚴、修養下的尊嚴，也就是我們現在討論的帶有人及人之間關係的倫理性尊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少無欺、長幼有序。這個尊嚴，要臉帶有很強的精神及思想性，是內在的，抽象的。所以帶有倫理性的尊嚴不是只要合法、合規就有尊嚴，有臉面，而是有更多的上下左右，四海八荒的考量。

在此，我不是否認西式尊嚴，亦不是絕對肯定中式顏面，而是想說，這樣的命題，就我所學的西學來說，需要辨析，需要就其認識論方法論內容展開。近代西學、啟蒙以來的西學的本質是求“知”、窮究。

 

【7】後基督教社會、現代西方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倫理”問題

 

關於西方社會的“倫理”問題，我們繼續在其社會生活中探究、展開。

當代西化社會，延續了在此前的西方宗教社會中，“倫理”只是存在於社會機制以外的性質。

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在過去及現在的西方社會中存在的倫理，或者是不得不有的，即作為生物去不掉的一種固有的原始性倫理，或者是後來的、外來的，帶有裝飾性、調節性的倫理。而這一點，當然也一定會在它的經濟活動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在西方教會社會機制中發生、發展的現代經濟發展及其機制，天生帶有產生它的社會的特點，同樣是一個不帶人性及倫理的機制。

現代經濟活動機制，動力與訴求以及它帶來的各類性質，由於都是西方社會帶來的，所以這個教會制度下的社會，其經濟生活的運轉是其中生活的人的生活方式導向而來的。而宗教文化衍生的人的生活方式及品質，可以說是宗教權力及其教會社會導向及衍生的結果——權勢運轉的結果。於此，它和中國的倫理社會的經濟運轉機制截然不同。倫理社會的經濟機制是親情倫理化，文化的結果。

為此，西方的經濟發展不是為了人以及人之間的聯繫，社會存在，而是為了社會權勢——政治和經濟權勢服務。即如千年中世紀的宗教社會——嚴格的“等級制”及“教會制”導致的是——一切為上帝及其帶來的上帝之手，宗教及教會服務。

當然你可以以另外一種觀察框架，活動的性質來稱中國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稱西方是“商業社會”， 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如何、從什麼角度描述它、探究它，我卻寧肯接受弗格林對於現代國家及其社會的看法——看不到現代西方社會的宗教性根源、宗教特點則，無法認識到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本質，從而很難看到全球化中的西化社會的根本走向的性質。

所以在我看來，現在社會的經濟機制，即便是經濟再發展，物質再豐盛，它帶來的也只是物質，而不完全是人的“幸福”及“愉悅”，即在現代西方社會中，西化的世界中，其基督教的文化及生活機制決定，人們可能會有物質的滿足，但是不會有互愛。它依然是完全無視個人及人之間的獨屬於人的社會親情及倫理聯繫。

而這也是所謂現代社會，我所說的後基督教社會所以需要“工會”，一種外在的組織性的把人聯繫在一起，來維護工人個體及其社會群體的平等權利的原因；所以需要社會主義的所謂“白左”傾向及群體的原因。因為這種性質的“白左”，是普世價值傾向的產物，說白了是“人性”覺醒的產物，在後基督教社會中開始有了“倫理”考慮，并且日益显示出其重要。而反對白左的“華川粉”，則大都是缺了人性！他們沒了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多了自以為是的“宗教性”的結果——即黨文化的純正後代。

 

【8】倫理問題與意識形態學說

 

探究文化、政治社會史中的倫理問題，對於我來說，當然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它在思想史中的作用及影響。

就我三十五年來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了解及探究，我深切地感到，最近二百年來，尤其是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人類之間的史無前例的互相殺屠及迫害，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族群及社會撕裂問題，二是作為造成這一問題的文化思想基礎的各類封閉的“意識形態”問題。

即如中世紀千年基督教社會——該社會的問題，封閉、排他、精神思想及人性的衰弱及極端化，以及由之而來的人的創造能力的疲軟，都是宗教——基督教帶來的。

在西方通過文藝復興，人覺醒後進入的近代社會中，在政教分離後，世俗化、物質化的後基督教社會中，儘管政教分離，宗教步步退出社會，但是由於社會結構機制都是宗教社會遺留的，因此，近代精神思想雖然有了新的衝動及結果，但是究其生存的土壤，社會結構及氣氛不過是舊瓶裝新酒，無論文化思想還是社會，基督教退出後在這個社會機制中留下的空間及位置，最適合且可以無縫銜接地佔據其位置及機能的是——各類運用宗教式的精神及思想方法帶來的思想、學說系統及帶有宗教性的團體。正為此在西方的土壤中，最近二百年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共產黨、法西斯、納粹，以及原教旨主義者及新的變形及變體宗教，並且在現代社會中輕而易舉地得以橫行。

意識形態的封閉性、排他性、唯一性、侵略性，一句話其類宗教性同樣導致了所有這些思想學說以及黨團群體的非倫理性。

對此的反向推理則同時也能使我們看到：在以倫理為基礎、為原則的社會，文化氣氛中——不會產生封閉的，六親不認的、排他的學說，即不產生“意識形態”。所以，ideology，觀念性的學說思想，不是中國文化及其社會的產物。在中國社會，中文社會盛行的觀念式的思維，觀念學說，意識形態沒有中國文化的血統，它絕對只是一種外來的學說系統。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氣氛及社會，它要麼被中國社會及文化所排斥，要麼就必定會帶來革命性變化，徹底改變中國本土文化的性質，以及土壤和空氣——即徹底改變中國人生存的前提及生存方式，也就是說徹底改變文化精神及思想，而且一定帶來另外一種適合它扎根發展的社會結構及機制。而這就是五四後百年來文化革命此起彼伏，社會革命翻天覆地的原因。

 

【9】倫理問題與中學及陳寅恪先生論斷

 

談到中國傳統文化，關於這個倫理問題，有網友試圖用傳統中國文化的角度談对這一問題的感知，并問我對此看法的意見。

對此我回答說，首先我肯定這一以東方為本，對於倫理問題為時下這個混亂世界的嚴重問題所做的認識努力。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就討論方式來說，羅馬的歸羅馬，凱撒的歸凱撒，也就是西方的歸西方，東方的歸東方。二者認識問題的方式，使用的概念和範疇，遵守的規範都不同，不能隨便交叉使用。就此我所有上述討論方式，所用的語言及思維方式是西式的，屬於異於中國傳統的另外一種認識論領域的思想。我的努力，是用西學——“近代”“學術語言及思維方式”來思索反省“西方”與“中國的文化”問題。

在對於文化及倫理問題的探究思索中，西學由於是二元的，主體對於對象的認知性研究，對於獲得知識有更多的循序漸進的可能，可以如剝洋蔥般地對不同的性質進行直接地認識及描述。而中學不僅不是二分法，而且因為認為人與物聯繫，它的思考對象主要是人，是對內，再由內及於外，由此主體獲得所謂“客觀”“知識”的可能性，不只是困難及複雜問題，甚至在中學文化思維中根本就沒有這種客觀性。

所以中學沒有產生及發展認知性、知識性的對於獨立“客體”的具有被認為客觀性的“科學”。這種導致中學在認識客觀上止步，或者說舉步難行的思維方式，直接導致中學在改天換地的能力上，與西學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就對“人”的認識及人的“‘文’化”來說，我中有你的聯繫，由此及彼的思維卻使得中學比西學涉及的內容更豐富及全面，甚至更為直接及中肯，在對於互相之間的聯繫方面的考慮更有成效。對於倫理問題的存在的敏感性感知，關注及思索，西學卻和中學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就我所知，進入二十世紀後的一百多年，除陳寅恪先生十分直接地非公開地談論了“中”“西”倫理問題涉及到不可調和的文化問題、生活生存方式外，還沒有其他人如此直接尖銳地談論過如何從中學看中西倫理問題。

在我看來，陳先生這段對於東西文化在倫理問題上的根本不同的論斷，涉及根本，一針見血，一經公開發表，任何再談論這一問題的人都無法，也決不能繞過這段論斷；無論肯定還是否定，都必須回答了他提出的問題後才能繼續。

這一認識，套用西語說法——倫理問題在東西文化中，就是一個在人類文化及生存方式問題中的二律背反。

陳先生的這段論述記述在《吳宓與陳寅恪》一書中（第12頁）。陳先生的好友吳宓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記載了陳寅恪先生的原話。陳先生說：

 “故從無有如歐洲以宗教牽入政治，千余年來，虐殺教徒，殘毒傾擠，甚至血戰百年不息，塗炭生靈。至於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視，幾欲盡鏟除異己者而後快。此與中國人之素習適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諸多行事均與中國之禮俗文化相悖。耶教若專行於中國，則中國之精神亡。且他教盡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為甚）決不能容他教（謂佛、回、道及儒[儒雖非教，然此處之意，謂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問其信教與否耳]）。必至牽入政治，則中國之統一愈難，而召亡益速。此至可慮之事。今之留學生，動以‘耶教救國’為言，實屬謬誤，又皆反客為主，背理逆情之見也。”

這段論述在我看來，即用西方認識論、知識論的描述來看：

儒道釋之所以能夠相溶相補，是因為這三者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的形而上學前提類同，且都是向內的文化、修化，所以能夠在發展中互相兼容，相輔相成。但是基督教和儒家，乃至道家與佛學，不僅前提不同，其所導致“道”——認識論方法論也不同，如此展開的方向，根本傾向上更甚至是相悖的。

對於東西方，這兩類不同的文化傾向，在我看，其各自積極及消極的傾向是：

東方天人合一導致的傾向，最積極的是萬物，包括生命是互相聯繫的。西方二元論展開帶來的內容，最積極的則是二元分立的知識論述探究——對二元存在的辨析及“懷疑”。前者是相容、聯繫，後者則是辨析、懷疑！

二者帶來的所謂帶有強大破壞作用的封閉性，則是，“一”的絕對性，“一”的一元論……。

 

【10】陳寅恪先生論斷的超越性蘊含

 

陳寅恪先生這段發於一九一九年的論述，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只是把它看做是對於東西方文化的認識。“耶教救國”，耶教與儒釋道文化社會的關係問題。但是伴隨思想研究的深入，對於當代文化史的理解，我更深地理解到它的深層含義，在其思想基礎上、思想前提下，涉及人生與人的存在的衍生出的更為普遍性的問題。

基督教，耶教被西方文化作為人的家園。但是細想，陳先生提出的問題，究其實，倫理關係，人的互愛互助為第一關心及關切問題才是最符合人的原始本能的問題。對於這個原始本能的認識及“互利”的“文”化，才是更為符合人性的傾向。所以陳先生在一九一九年所言問題實在是涉及更為深刻的人類問題。這點在西方當代思想史、文化藝術史中有著非常具體的案例。

五十一歲辭世的音樂家馬勒，非常敏銳地感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稱自己是個三無之人，無家可歸。宗教上、國籍上、人的社會及個體存在上，無家可歸。對人生的體味，使得馬勒力圖掙脫西方音樂表達的內容及方式，所以馬勒有譜寫翻譯的唐詩的《大地之歌》。馬勒的無家可歸，歸根結蒂是對於西方缺乏，或者說倫理關係、或者說缺乏親情聯繫的絕望。所以他稱自己的音樂是寫給五十年後的人的。

但是，不到五十年，他去世三十一年後，一九四二年文學家茨威格在二次大戰戰爭的流亡中，對西方文化及其帶來的政治、社會變化及未來产生絕望，而自殺辭世。究其根本都是絕望於一個沒有倫理的社會及其帶來的人類之間的互相迫害及殺屠。

基於二十世紀上半個世紀歐洲、西方社會所發生的災難及混亂，經過過那個時代的有人性及反省精神的知識人，大都是悲哀、消沉地希望未來會有所改善，希望有一個好一些的社會及文化。

細看五十年代後的思想家，無論愛因斯坦、還是波普、阿隆，以及與他們極為不同的保守主義文化思想學者弗格林，都非充滿希望及高調地“相信未來”，而只是低調地充滿困惑地希望——西方無論如何還是會有所進步、改變吧？

在更深的層次上看，高調樂觀地回答馬勒，慷慨激昂地回顧茨威格，一定是對人生、對西方在二十世紀的為人類帶來的毀滅性的問題，悖謬困境的感覺及認知的輕薄……。

陳寅恪先生所言，“動辄以‘耶教救國’為言，實屬謬誤，又皆反客為主，背理逆情之見也”，耶教的這個逆情、反客為主，絕對背反的不只是中國文化之情，之倫理，而是涉及所有人類的存在、人生之情、之倫理。

 

【11】倫理問題與尋找一個更好的人類生存方式

 

尋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存方式是人與生俱來的活著的動機。這就一定導致“倫理”——無論對個人及社會來說都是人作為人的存在的基礎，一切問題的前提。或者用學術語言來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價值假設，毋須證明，每個人都必須接受及遵循，社會應該由此衍生。

服從自然及天性的中國人的祖先，由此展開了他們的“文”化生活，服從另一個自然或天性——具有好奇心的古希臘人，把倫理也作為他們外在的探求乃至懷疑的對象，他們的倫理要求是鬆散的，而不是被排斥及捆綁的。然而，與古希臘文化思想不同的基督教類的宗教，卻把倫理作為必須服從神及上帝之手——教會及國家。這不啻是大大影響了人的本性及強力地導向他方的追求及關係。為此，只就人的本性及人生來就擁有的互相的關係，與自然的關係而言，宗教違背了人的本性、人存在的天然聯繫及方式。它就必然導致曾經有的違背徹底消亡的古希臘文化復興的反彈，同樣也必然導致中國文化的抵抗乃至又一種復興。除非你能夠徹底地改變人的生物性，社會性，與自然及他人、他物的聯繫。可這即便是大洋國以徹底地改變人性為其目標，也是辦不到。為此尋找一個更好的生活及生存方式，就成了正在經歷基督教式的宗教社會的人的探究的任務。

九年前，二〇一六年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針對在後基督教社會，即近代人性覺醒後，政教分離後的社會中，明確提出，需要的應該是——《尋找一個新的形而上學前提》。

我的這個提法是啟蒙主義的科學思想家卡爾•波普晚年的一本書《尋找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更為具體的繼續——揚棄及超越基督教禁錮，到達一個波普所說的“開放的社會”。對此的思考及理論機制將如哥白尼日心說那樣，需要有一個革命性的“框架轉換”，從前提開始，繼而衍生出一系列自己的範疇及規範。

如此社會，是一個人及人性的開放性為本，以天生具有開放性的人之間，乃至人與其它存在物之間的“倫理”關係為本，以內向的“文”化、修化為本，為其機制的社會。經濟發展為人服務，而這個人，必須清楚他是自然的產物，經濟發展必須要與自然和諧，相輔相成！

人類需要，一個新的人文意義，普適基礎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人倫並崇！

 

2025.5.3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