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 一九七六
2009/08/20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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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不喜歡人問我: "你是幾年次的?" 不過, 這好像就是一般台灣人的問別人年紀的句型, 彷彿這樣子就比直接問: "你今年幾歲?" 婉轉禮貌得多.
不, 對於年尾出生, 射手座的我來說, 我倒還比較願意講: "我今年 31歲". 這樣的回答, 給我的壓力就比: "我 65年次" 小多了. 心理壓力吧 ... 明明只差兩週就要進六年六班了, 要我咬著癢癢的牙答 65, 是不是很不公平 ?
1976, 民國65年, 歲次丙辰, 肖龍. 是怎樣的一年 ?
那一年的九月九, 西方紅, 夕陽沉. 中國掛了個毛澤東, 四人幫隨後在內緊外鬆的宮廷政變中倒台. 華國鋒入繼大統, 與鄧小平展開另一波的恐怖平衡, 氣氛詭譎, 暫時還看不出鹿死誰手. 那個讓當今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改革開放", 是遲在三年後的1979, 老鄧逐步掌握了大局, 才正式開始.
那一年的台灣, 同樣陷於頓失偉人的迷惘. 和我同年的人, 出生時的總統姓嚴而不姓蔣. 這個單純的憲法事實, 對照過去的 25年和往後的 11年, 無論如何還是讓人感到很特別, 而且值得一書的. 同年, 已經厭倦尼克森式爾虞我詐的美國選出一個叫卡特的做總統, 這個曾種過花生的古意人在兩年後宣布台美斷交, 給了台灣新一波的驚濤駭浪.
那一年的台灣, 經濟還未起飛, 嚴格上來說還不算是一個外貿出超國. 不過, 在稍早的第四次以阿戰爭所引爆的石油危機中, 台灣經濟的腳步十分沉穩, 可預見她已經累積了蓄勢待發的動能.
我們出生在偉人們相繼殞斃的時代, 正好落在休止符佔去的那個音節上, 新的章節在另一頁, 只是暫時還沒有樂手敢翻譜. 和我同時長大的朋友, 應該已經沒有人會唱一首殺氣騰騰叫做"反攻大陸去"的歌曲, 但我們又那麼清楚的記得小學的時候(尤其是四, 五年級之前吧)每天早上朝會, 司令台上, 另一個小朋友用我們暗暗欣羨不已的膽量, 迎著朝陽日頭或清晨冷風高聲說: "我們一定要反攻回去, 解救水深火熱中苦難的大陸同胞 ..."
我們都聽過, 但是我們也都忘了, 最後一次聽人認真的講要反攻大陸, 究竟是什麼時候? 儘管動員戡亂時期要到我們國二那一年才告終, 反攻正式失去所謂"法源依據". 不過, 大人們信誓旦旦地說要"反攻"的口氣與姿態, 的確就這麼在我們矇矇懂懂, 穿梭在溜滑梯下玩紅綠燈的那幾年, 漸漸淡去了. 那個時候, 我們同樣令大人不解的, 恐怕是紅綠燈裡的"暫停"為什麼叫做"Mee Zi Ke"? 我曾經以為這是英文, 但竟然連日文都不是. 也許如同一道咒語, 暫停時間的本事, 是成人的語言裡沒有的.
猶然記得小學二年級的班導師只是個二十出頭的大姊姊. 牆上攤開著社會課掛圖, 從她年輕俏麗的臉龐上, 一字一句堅定地吐出: "共產主義是有糖大家吃; 三民主義是大家有糖吃". 年幼的我知道她的意思應該是, 並且也只能是, 要批判前者. 即使我們七六世代在十年後很幸運地成為大學聯考三民主義還考申論題, 並且在理論上有機會拿一百分的最後一屆關門弟子, 我也不曾有機會好好去深究這兩種分配方式的差異.
我們出生在一個對"主義"有所執著的時代, 我們成長的歷程, 曾遇見許多對各式各樣的"主義"抱持敬意或敵意的人. 但等到我們有能力能對手到擒來的"主義", 做一點試探與歸納的時候, 這許多主義彷彿已經離去, 麻木不明所以. 我們之中, 若有幸在大學與研究所的那幾年參加過社/ 學運性社團或讀書會的, 應該都曾發現自己親身夾處在屬"野百合世代"的學長姊與接近七年級的學弟妹之間. 七六世代的痕跡至為明顯, 像是一層夾在新老地塊中間的火山岩.
權威曾經也籠罩過我們, 但是它卻在我們體毛逐漸濃密的那幾年, 還不勞我們挺身去吶喊抵抗的時候, 逐漸崩解. 我們絕對不會有高中時在牿嶺街買禁書的美妙經驗, 也很少再為了某個至關社會公理與正義的事件而熱血沸騰.
我們是尷尬的世代. 小學時我們也被教以吳鳳的故事, 作為一週中心德目"仁愛"的例子. 不過那一年的冬天也發生過湯英申事件, 就在台上聽同一個老師補充說有個淳樸的番仔青年來台北打工被惡質的平地人欺負, 所以在義怒下殺了那平地人全家. 即使原住民正名遲至十年後才完成, 我們的成長已經不乏"另類觀點". 我們沒有像早誕生了幾年的大哥大姊一樣, 有一段相對來講比較清楚的, 神話裂解與重新認識一切的過程.
我們讀的歷史教科書仍然是大中國版本. 但是大約我們高中那幾年, 當我們求知的觸角已能觸及課外, 行有餘力時, 要取得各個版本琳瑯滿目的台灣史已經不成問題了. 我們對這些題材也很關心, 但很少有掉下眼淚的衝動. 你很少會看到後七六世代的人在台灣/ 中國的情意結之間反覆掙扎.
這麼講好像太偉大, 又太抽象. 就容我給個間單的例子. 從前各男校高中教官都會嚴格禁止的"打折褲", 就是在我們七六世代升上高二的那一年解禁的. 高一時還曾經呼朋引伴下課後一起到西門町訂做打折褲, 順便打打撞球, 想著如何從一條教官緊盯的褲子禁令上, 取得一點點反叛的快感. 不料我們的學校, 就乾脆從下一屆的學弟開始把制服褲通通換成打折的了. 也許這條褲子已經解釋了為什麼在我們上大學之後, 學生運動漸趨沉寂.
一九七六, 生肖龍, 是台灣歷史上人口出生最多的一年,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當年全台灣有四十萬個龍寶寶. 這個紀錄, 既是空前, 也是絕後. 我們現在是人口金字塔最突出的小腹圍. 我們的父母大都是戰後嬰兒潮, 經歷過物質匱乏的童年, 一路隨著台灣的經濟奇蹟長大, 並且在他們就業的那幾年, 台灣成功地轉型為工商業的社會. 如果你的家住台北, 大約在我們小學三年級左右, 你的爸媽可能帶你去過民生東路敦化北路口排一個多小時的隊, 只為了買普通的漢堡跟薯條. 那是台灣的第一家麥當勞.
我們出生在漸漸富裕起來的時代, 雖然童年的時候還需要稍稍節省一點. 那幾年每一班都有儲蓄比賽, 每個小朋友都有一本存摺, 比比看誰在學校的合作銀行的錢最多. 你也許和我一樣, 曾經為夾在塑膠書包夾層裡拿不出來的十元硬幣而懊惱不已.
七六世代成長在這股"資本累積"時期的遺風, 我們有卡債問題的比例, 肯定比七年級的弟妹們少得多, 因為他們讀小學的時候, 學校已經沒有再辦儲蓄比賽了, 經建政策的主軸改變成"擴大內需".
縱使我們在大學畢業或服完兵役的這幾年, 台灣的經濟開始出現停滯和衰退, 我們當中大多數的人, 都正在職場裡辛苦地浮浮沉沉... 但我仍然願意相信, 這個屬於我們的時代終究不會虧待我們. 七六世代的這群人最沒有包袱, 最能夠承先啟後. 這個小小的時代就是我們的大舞台.
Aquinas 2008. 11. 9 於台北天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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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Aquinas2009/09/25 10:02說到建中的教官..... (From Isjack)
今天看到教官要進入"中小學"的新聞突然想到在建中的時候學生阿魯巴教官的場景,是跟學生打成一片?
是威權解體的一部分?
教官現在留在學校就是幹些生活輔導的事,
有這樣的需求,
但只讓退役軍人來做還是怪怪的.
限制了其他人民的權利.
不過教官倒是沒有爆過甚麼醜聞,
除了最近一位女教官被丈夫發現骨肉非親生訴請離婚,
女教官自稱"到公園找婚外情不知道孩子的爹是誰",
我猜孩子的爹應該是未成年學生死都不能講吧!
(這情節可以去拍A片了)
我對建中教官的鮮明印象是, 某個早晨以氣急敗壞的姿態到各班去蒐學生地下刊物"火種". 還有一個教官花了一堂課的時間論證若台海發生戰爭, 台灣沒有贏面.換個角度想, 作為一個教官被分發到建中或台大這樣的學校來, 真的是一件很衰的事. 我聽說他們分發也填志願的, 而此類學校都是最後志願.在威權猶存的年代裡, 教官就是學生示威的靶子. 台大教官其實"訓練"出了羅文嘉, 李建昌, 李文忠那樣的人, 所以稱他們為反對運動的"教官", 並不為過. 他們很盡責的在校園裡的社運演習/練習中扮演了敵方.Aquinas 於 2009/12/05 10:24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