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周恩來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中央第四十四號通告〔２〕上說：固然我們不必誇大反對派〔３〕在中國黨內之政治上組織上的作用，但是他們的活動情形與反黨現象的發展，實不容許黨絲毫忽視。

 

　　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大革命之失敗與新的革命浪潮之復興，存留在黨內落後的小資產階級"同路者"形成了反對派發展的基礎。有人說，反對派在中國的發生是因為有了"莫斯科回來的學生"。這是錯誤的，他們只是起了反對派的介紹作用。現在，我們指出反對派發生的幾種主要的客觀的原因。

 

　　第一，南京政府在初成立時，很注意如何引俄國反對派到中國來，以分裂中國共產黨。托洛茨基反對派這個"寶貝"不但為歐洲的資產階級所利用，即中國的統治階級也一樣地看上了。在聯共的反對派堅決地固執他們的路線時，歐洲資產階級即非常之注意，想利用他們分裂聯共的組織，破壞聯共的正確路線。在中國，胡漢民〔４〕、戴季陶〔５〕、周佛海〔６〕，都企圖借著宣傳反對派以分裂中國黨。中國的統治階級恨不得抓住中國黨內的這一工具，以達到消滅中國革命領導者的目的。中國的政治環境的確容許反對派在中國活動。這是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第一個客觀原因。

 

　　第二，在革命失敗之後，必然有許多失敗的情緒，引起許多爭論的問題。俄國在一九○五年以後，德國在革命失敗後，都有過這樣的情形。中國大革命失敗後，亦是如此。中國黨自"八七"會議〔７〕以後，對於機會主義的糾正，在組織上有相當成功，但在理論上思想上的鬥爭，並未完成，直到六次大會〔８〕，才有相當成功；然黨內種種不良的傾向，以及大革命失敗以來的不同的政治傾向，尤其是機會主義的傾向，還都是待機而動。這是中國發生反對派的第二個原因，也就是所以形成中國黨內機會主義--反對派結合之思想上組織上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國黨的黨內生活，到現在還不能說是完全健全。雖然在組織上肅清機會主義，引進工人分子入黨，但尚未把支部生活堅固地建立起來。因此，黨的生活上，常發生動搖的現象。黨的正確路線還未得到有些支部全體熱烈的討論，因之，黨的政治路線在組織上遂尚未得到完全鞏固。有些支部對某一問題，常不能在正確路線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問題不能回答而表現動搖。在上海，有些中心的產業支部並不鞏固，有些產業支部非常缺乏政治生活，因此，鬥爭勝利了，支部就活躍；鬥爭失敗了，支部就消沉，甚至有瓦解的。這表明政治路線還沒有得到組織上的完全鞏固，不但反對派可以借此活動，即機會主義者亦容易去活動。這是第三個客觀原因。

 

　　第四，大革命失敗以後，許多國共合作時代的動搖分子，有脫離工作的，有堅持地方觀念的，有固執自己錯誤的，這些在組織上並未克服。他們專以個人的小問題鬧無原則的糾紛，而反對派就抓住了這些不滿意黨的路線的分子，利用這種無原則的鬥爭，以進行其反黨的活動。這是第四個客觀原因。

 

　　儘管過去沒有發生過反對派的活動，然而有了這四個原因，就必不可免地使中國有反對派暫時活動的可能。自然直接的原因，還是回國的學生與機會主義的復活。

 

　　至於托洛茨基反對派活動的策略路線，我們可以看出有下列四點：

 

　　第一，必然不可免地要與統治階級勾結。《新生命》〔９〕已經登過關於反對派的文章。將來反對派更要利用統治階級的宣傳機關，以進行其幫助統治階級反黨的活動。如果在黨內鬥爭中失敗，他們必然會整個賣給統治階級。這是必不可免的前途。

 

　　第二，在一切當前實際問題上表現他們的反黨路線的宣傳與活動。他們在"五卅"〔１０〕紀念時，宣言號召同志向黨鬥爭，要比反帝國主義鬥爭更重要，客觀上毫無疑義地是幫助敵人。"八一"示威〔１１〕，他們又認為是盲動主義，反映出許多失敗的情緒。有論調上表現出極右的悲觀的取消主義。

 

　　第三，利用某些不健全的支部生活，以實行其停留在支部內活動的策略。他們借著停留在支部內，以動搖下層群眾，並專門找鬥爭失敗的支部，專利用失敗的事實，以攻擊黨的路線。當鬥爭困難時，反對派在宣傳上可以說出極左的口號，如"沒收工廠"，以使工人階級孤立，並引導工人群眾幻想未來的天國而忽略了目前鬥爭的實際意義；反之，在實際問題上卻又提出極右的策略，使工人支部走到無出路的消沉狀態。

 

　　第四，與中國的機會主義者結合。這些機會主義分子因為固執自己的路線，現在既不能深入群眾，又不能不找一新的政綱，以掩飾自己的錯誤。這樣，反對派的政綱，正好在掩飾自己過去的錯誤上，在口頭上"左"的革命口號而實際上右的革命形勢的估計與策略上，恰恰脾胃相合，於是就被他們利用了。而反對派的策略，也正是要利用這些分子幫助他們進行反黨的活動。機會主義者與反對派在"惺惺惜惺惺"〔１２〕的情形之下，便結合起來了。

 

　　此外，托洛茨基反對派拋開原則，專門利用些小的問題小的糾紛，進行非事實的譭謗與有意的造謠誣衊，企圖用這些卑劣無恥的手段以破壞同志對黨的指導機關的信仰。這除了幫助敵人破壞革命的指導者以外，簡直沒有任何意義。

 

　　在上海、香港、北方，都發現有反對派的活動。他們在組織上對黨是秘密的。惟其如此，就更應該將這一問題提到下層去，指導同志們討論與堅決地肅清一切機會主義--反對派的活動。反對派有些並不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有些我們已知道他們有反對派的傾向，有些尚不知道。因此，這一問題必須提到支部中，運用這一機會教育同志，樹立黨的正確路線的基礎。務使每個同志認識以正確的路線同不正確的路線鬥爭之必要，使黨的正確路線得到組織上的鞏固。所以，除了組織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這是目前鞏固黨的很重要的武器！

 

　　＊這是在中共中央直屬支部幹事會上所做的報告。原載《周恩來選集》上卷。

 

　　注釋

 

　　〔１〕托洛茨基反對派，參見本書《無產階級革命的俄羅斯》一文注〔４〕。

 

　　〔２〕中央第四十四號通告，指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發佈的《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的通告。

 

　　〔３〕反對派，指當時中國共產黨內出現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組成的反黨小集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現，不承認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張立即沒收資本家的工廠企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在組織上進行分裂黨的派別活動。一九二八年八月，黨中央決定開展反對托派的鬥爭，號召全黨在思想理論上駁斥托派的謬論，對托派骨幹分子一律清除出黨，對一般分子，主要採取教育方法，爭取他們放棄托派觀點，回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

 

　　〔４〕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代理廣州大元帥府大元帥兼廣東省長等職，著名的右派首領，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同盟者。後來同蔣介石集團爭權奪利，長期對立。

 

　　〔５〕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歪曲孫中山學說的革命內容，散佈反對共產黨、反對工農運動的謬論，為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進行思想上的準備。"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繼續忠實追隨蔣介石。

 

　　〔６〕周佛海（一八九七～一九四八），一九二一年曾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叛黨。蔣介石叛變後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等職。抗日戰爭開始後隨汪精衛叛國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偽政府行政院長等職。

 

　　〔７〕"八七"會議，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緊急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黨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等二十一人。瞿秋白在會上作了《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會議通過了《告全黨黨員書》和農運、工運及組織問題等決議案，改選了中央領導機構。這次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堅持革命鬥爭，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時候，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恰當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因而為後來的"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

 

　　〔８〕"六大"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瞿秋白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作了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會議通過了政治、軍事、組織等問題的決議案。這次大會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當時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會議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特別指出了當時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次大會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但也有缺點和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適當的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

 

　　〔９〕《新生命》是周佛海主編的反動月刊，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創刊。

 

　　〔１０〕"五卅"，參見本書《現時政治鬥爭中之我們》一文注〔３〕。

 

　　〔１１〕一九一九年七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支持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二國際，議決八月一日在瑞士盧賽恩召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號召全世界工人在這一天舉行遊行，向第二國際示威。一九二九年七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定八月一日為國際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日。這一天，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組織了反帝示威。

 

　　〔１２〕惺惺惜惺惺，原意是聰慧的人愛惜聰慧的人。這裡借用這句成語，形容機會主義者和反對派同類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