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的國內政局和革命運動的挫折】

 

一、 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

九一八事變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正當國民黨統治集團調動兵力大規模“圍剿”紅軍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發生在瀋陽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政府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是它企圖變中國為其獨佔殖民地而採取的嚴重步驟。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蓄謀已久的。還在清朝末年，它就通過發動甲午戰爭和1904 年至1905 年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日俄戰爭等侵略擴張行動，迫使清政府訂立不平等條約，侵佔中國臺灣，並把中國東北的南部地區強行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

　　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殖民機構，如關東都督府、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駐奉天總領事館等，建立關東軍，對東北進行全面的政治、軍事控制和經濟掠奪。

　　1927 年6 月27 日至7 月7 日，日本政府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要》。會後，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一份奏摺呈送天皇(即“田中奏折”)。東方會議和“田中奏摺”，確立了先獨佔中國東北、內蒙古進而侵佔全中國的擴張政策。

　　1929 年秋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空前尖銳。為了擺脫危機，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在對國內各階層人民進行殘酷統治和壓榨的同時，加快了對外侵略擴張的步伐。日本受到這次經濟危機的猛烈衝擊，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面對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日本統治集團更急於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以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擺脫經濟危機帶來的困境。1931 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及其在中國東北的殖民機構加緊進行武裝侵略的一系列政治、軍事部署。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完全是在精心策劃下發動的。

　　1931 年9 月18 日夜，日本駐中國東北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以此為藉口，突然襲擊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9 月19 日晨，日軍侵佔瀋陽，隨即在幾天內侵佔安東（今丹東）、海城、營口、遼陽、鞍山、鐵嶺、本溪、撫順、四平、長春、吉林等20 多座城市及其周圍廣大地區。9 月，遼寧（除錦州及遼西）、吉林兩省淪陷。11 月，黑龍江省基本淪陷。1932 年1 月，錦州及遼西地區淪陷。2 月，哈爾濱淪陷。至此，在短短四個多月內，整個東北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淪為日本的佔領地。

　　日本所以能夠如此輕易地實現它的侵略計畫，主要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的結果。九一八事變前，日軍已在中國東北製造多起事端（如萬寶山事件[1]、中村事件[2]等），其侵佔東北的野心早已昭然於世。但是，蔣介石既忙於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和軍閥混戰，更忙於調集軍隊“圍剿”紅軍，而置民族危機於不顧。1931 年7 月至9 月，蔣介石調集30 萬大軍對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並親赴南昌督戰。七八月間，他連續致電202張學良，訓令地方當局壓制人民對日本挑釁的反抗。中村事件發生後，他在8月16 日的電報中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南京政府竟電告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

　　張學良在1928 年底實行東北易幟的時候，本想通過依附南京政府來增強自身抵抗日本的實力，不料卻被蔣介石拖入關內內戰的漩渦，使東北的防務受到削弱。1930 年9 月和1931 年7 月，東北軍十幾萬人先後進駐北平(1928 年6 月北京改稱北平)、天津一帶。儘管如此，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關東軍只有1 萬多人，而中國東北軍留在關外的兵力仍有十幾萬。但這些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力避衝突的訓令，在日軍的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違反蔣介石的命令奮起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

　　蔣介石採取不抵抗主義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3]。他所謂的安內，主要是指繼續“圍剿”工農紅軍、鎮壓抗日愛國力量和排除內部異己力量。他所謂的攘外，在此時其實不過是謀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協。同清朝末年以來的反動統治者一樣，蔣介石總是把國內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敵人，決心用主要的力量來對付。他認定“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因此，必須“先清內匪再言抗日”[4]建設。他由於不願發動人民，因而十分缺乏爭取抗日鬥爭勝利的信心。他襲用過去中國統治者以夷制夷的故伎，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託在企求英、美等國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賴國際聯盟（簡稱國聯）[5]壓迫日本撤兵。9 月21 日，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變向國聯提出申訴，並向全國宣告，“要求國人鎮靜忍耐”，“信賴國聯公理處斷”[6]。

　　但是，為英、法等國操縱的國聯並不像國民黨政府所希求的那樣，對日本實行制裁措施。國聯理事會對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譴責，只是勸告中日雙方協商日方撤兵事宜。日本對國聯作出的限期撤兵的決議拒絕接受，國聯也無可奈何。1932年1 月，國聯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國代表組成的調查團，隨即來中國東北進行調查，並於10 月公佈國聯調查報告書。報告書總的傾向是犧牲中國，姑息日本的侵略行為。它提出一個對中國東北實行國際共管的方案，反映了英、美、法等國不甘心日本獨佔而要共同控制中國東北的企圖。但是日本以宣佈退出國聯加以抗拒。日本這種放肆侵略中國和大膽對抗國聯干預的行為，加深了它同英、美、法等國之間的矛盾。後者不願日本擴張其在華勢力，損害它們自身在中國的權益，但又想利用日本對付蘇聯和遏制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坐收漁人之利。同英、法兩國相比，美國對中國東北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在九一八事變前有較快的增長，它對日本的不斷擴張表示明顯不滿。九一八事變後，美國政府提出所謂“不承認主義”。實際上，這個“不承認主義”所維護的並不是中國的主權，而是美國的在華特權和利益。雖然美國限於種種條件還不願對日本作出多少實質性的反應，但美、日兩國統治者都看到，它們之間圍繞中國問題的利害衝突將會發展下去。

 

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

　　日本對東北三省的大規模侵略強烈地震動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看到大片國土迅速淪喪，政府屈辱退讓，無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在全國許多城市和村鎮興起。工農商學兵各界民眾團體和知名人士，紛紛發表通電，抗議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也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號召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許多大中城市舉行各界抗日救203國大會，遊行請願，參加階層之廣，規模之大，為幾年來所未見。上海、北平舉行的各界抗日救國群眾大會，參加人數達十幾萬。1931 年9 月21 日和24 日，上海3.5 萬名碼頭工人先後舉行反日大罷工，拒絕為日本船隻裝卸貨物。南京、天津、北平、漢口、青島、太原、蕪湖、長沙、重慶、桂林、汕頭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也都以集會請願、募集捐款、禁售日貨等形式，掀起抗日愛國運動的熱潮。許多城市的工商業者也舉行抗日集會，同群眾一道開展抵制日貨的活動，給予日本經濟侵略以相當嚴重的打擊。

　　青年學生更是勇敢地走在愛國運動的前頭。許多城市的大、中學生舉行集會遊行，發表通電，開展抗日宣傳，建立抗日團體，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武裝民眾，出兵抗日。隨著東北事態的日趨嚴重，學生運動的浪潮也愈益高漲。從9 月末開始，許多地方的學生由分別向當地政府請願，發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結隊彙集到南京向國民黨中央請願。憤怒的學生毆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迫使蔣介石幾次出面接見學生，答覆質問。11 月，蔣介石表示“個人決心北上”以欺騙輿論，學生乘機發起“送蔣北上抗日”運動，一時間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學生達2 萬多人。11 月末，國民黨政府向國聯提議將錦州劃為“中立區”交由國際共管，企圖以承認日本佔領東北來謀求對日妥協。學生聞訊後更加憤怒，立即改請願團為示威團，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12 月17 日，彙集南京的各地學生3 萬多人舉行聯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國民黨軍警的壓制和阻攔。

　　從1931 年10 月開始，在東北相繼興起為數眾多的抗日義勇軍。其中較著名的領導人有黑龍江省的馬占山[7]、蘇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後於1933年1 月投降日軍）、王德林、馮占海，遼寧省的黃顯聲、唐聚五、鄧鐵梅等。他們多數是屬於東北三省的軍、警界人士。他們領導的鬥爭給日軍以相當大的打擊。11 月，馬占山統率黑龍江駐軍所進行的嫩江橋抗戰，是一次較大規模的抵抗，對東北抗日鬥爭一度發生重要的影響。義勇軍的鬥爭揭開了東北抗日遊擊戰爭的序幕。但這些義勇軍由於沒有統一的組織和指揮，領導人物成分複雜，意見分歧，只奮戰了一年有餘。

　　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高潮，衝擊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引起國民黨內各派系之間矛盾的激化。還在1931 年5 月，汪精衛、孫科、陳濟棠、李宗仁等反蔣派就在廣州另外成立一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同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禮。此時他們更利用全國高昂的民氣，發動對蔣介石集團的猛烈攻擊，一時形成頗為濃厚的倒蔣氣氛。幾個地方軍閥也各據一方，擁兵自重。國民黨反動統治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12 月15 日，蔣介石被迫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長職務，並將屬於粵系的第十九路軍從江西調出，衛戍京滬。這樣，寧粵雙方取得暫時和解，組成以孫科為首的所謂統一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但是，蔣介石的“下野”，不過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他表面上不問政事，實際上仍操縱著南京政府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大權。1932 年1 月中旬，汪精衛同蔣介石在杭州談判，達成權力分配的協定，蔣介石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蔣、汪再度實現合作。汪精衛對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表示全力支持。這成了他們合作的基礎。

　　日本侵佔東北三省以後，又很快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以轉移國際上對中國東北問題的關注，迫使國民黨當局承認其佔領東北的既成事實，並把上海變成它侵略中國內地的新基地。同在東北一樣，日軍事先製造一系列事件作為藉口，接著於1932 年1 月28 日夜發動對上海閘北區的進攻(即一二八事變)。蔡廷鍇、蔣204光鼐率領的第十九路軍進行了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眾紛紛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救護隊協助作戰，護理傷患，捐獻慰勞金和慰勞品。全國各地民眾和海外華僑僅捐給第十九路軍的款項即達700 余萬元。中國共產黨通過上海黨組織發動群眾，支援前線。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成立的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在這一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軍和隨後參戰的第五軍(張治中任軍長)部分官兵，不顧武器裝備和兵員數量遠不如日軍等種種困難，發揚頑強戰鬥、不怕犧牲的愛國精神，堅持抵抗一個多月，取得重大戰果。日本侵略軍被迫三易主帥，數度增兵，結果是損傷1 萬餘人卻無法實現速戰速決的迷夢。上海數十萬軍民同仇敵愾，齊心禦侮，湧現出大量可歌可泣的愛國英雄事蹟。

　　蔣介石、汪精衛聯合掌權的國民黨政府，對一二八事變提出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實際上是要在略作抵抗之後仍然請求英、美等國出面調停，求得對日妥協。最後，中國軍隊在腹背受敵又無援軍的情況下，不得已於3 月1日奉命放棄前線陣地，撤出上海。經過英、美等國“調停”，中日雙方代表進行談判，於5 月5 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協定規定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中國軍隊不能駐紮，只能由員警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許多地區駐紮軍隊。這個屈辱的停戰協定傳出後，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上海各團體抗日聯合會等群眾組織通電表示抗議，指責國民黨政府喪權辱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也在通電中反對這一協定。

　　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決定加強對內部的控制和對人民的壓迫。《淞滬停戰協定》簽訂不久，蔣介石就正式宣佈“攘外必先安內”為國民黨處理對內對外關系的基本國策，立即部署對南方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第四次“圍剿”，並將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軍調往江西參加“剿共”。對許多地方的群眾抗日活動，也採取措施進行壓制和取締。這樣，全國性的抗日愛國運動暫時遭受了挫折。

　　日本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使中國國內出現了新的政治形勢。民族危機的尖銳化，使城市的抗日愛國運動沸騰起來。青年學生再次發揮了先鋒作用。在知識界的上層分子中，在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中，許多人發出了要求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張”，抵抗日本，實行民主的呼聲。有的人甚至對國民黨進行了強烈的譴責。1931 年12 月，各界人士熊希齡、馬相伯、章炳麟、沈鈞儒、左舜生、黃炎培等60 余人組成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連續發表宣言、通電，要求“立時解除黨禁，進行制憲”，“萬不宜複襲訓政之名，行專制之實”。一些本來支持或不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報刊也發生了變化。商辦的上海《申報》和《新聞報》甘冒風險，刊登學生的抗日宣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發表評論，指責國民黨當局斷送東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顏面以對人民?”上海的《社會與教育》週刊發表文章，提醒國民黨當局“不可再妄存依賴別國積極援我的虛想”，而應自己奮鬥。天津的《大公報》也發表主張抗日的評論。大公報社所辦的《國聞週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指責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等“誤國多矣”。北平的《世界日報》發表社論，反對對日本的侵略實行退讓，勸告蔣介石等人改變不抵抗政策，否則，“異日即起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贖罪于萬一”。

　　事實表明，在日本大舉入侵東北以後，中國的政治形勢已開始發生深刻變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擴大在中國的獨佔範圍，正在成為中華民族的首要敵人。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鬥爭，正在成為中國各族人民的主要鬥爭。中國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階級、階層都有可能參加到這一革命鬥爭中來，民族革命的陣營將空前擴205大。中國的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自1927 年大革命失敗以來不曾有過的革命發展的新形勢。如何科學地估計這一形勢，並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大任務。

 

共產黨人與部分國民黨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按照預定計劃，加緊在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權，把已被廢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從天津秘密接到東北。1932 年3 月9 日，在吉林長春宣佈成立以溥儀為“執政”的“滿洲國”。1934 年3 月1 日，“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溥儀改稱“皇帝”。日本及其卵翼下的偽滿政權，對東北人民實行野蠻的法西斯統治，殘酷迫害和屠殺抗日人民。僅1932 年9 月在撫順平頂山一次就集體屠殺3000 多人。它們在經濟上實行“統制”政策，大量掠奪東北的財富，摧殘中國民族工商業。在文化教育上實行法西斯文化專制政策，篡改歷史，企圖在東北人民中泯滅中國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識。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原有的約30 所大專院校，幾乎全部被查封。規定重新開辦的小學、中學、大學，必須把日語列為主課，並實行殖民主義的奴化思想教育。日本通過加強殖民統治，逐步地把東北變成它侵略華北乃至全中國的戰略基地。

　　日本在鞏固和加強對中國東北的統治的同時，更把侵略的矛頭進一步指向了華北。1933 年1 月初，日軍攻佔華北與東北的交通咽喉山海關。2 月下旬，日軍及偽軍10 余萬人分三路向熱河進犯。3 月初，國民黨的熱河省主席不戰而逃，百餘日本騎兵輕而易舉地侵佔省會承德，熱河全省淪陷。日軍佔領熱河後，迅即南下向長城線上的軍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進犯，侵略矛頭直指北平、天津。駐守長城的中國軍隊，包括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原屬張學良的東北軍及蔣介石嫡系的中央軍共13 個軍，在全國抗日浪潮的推動下，奮起抵抗，重創日軍，使全國人心為之一振。然而，當國民黨軍隊中的愛國官兵紛紛請纓殺敵時，蔣介石竟宣稱，在“剿共”前線的將領“若複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意剿匪者”，“決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者，“立斬無赦”[8]。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駐守長城的中國軍隊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奮戰兩個多月，傷亡慘重，終歸失敗。日軍在侵佔長城各口的同時，一面侵佔察哈爾省東部的多倫、張北等七縣，一面南進侵佔河北省的密雲、平谷等地。已經侵佔冀東的日軍強渡灤河西進，到5 月下旬佔領唐山、玉田、三河、香河等縣，直逼通縣，造成包圍平津的態勢。

　　5 月初，日本軍部確定了對華北國民黨當局實行“以迫和為主，內變策應為從”的方針。國民黨政府急於同日本妥協，成立以黃郛為委員長的北平政務委員會，負責對日交涉停戰問題。5 月31 日，由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總參議熊斌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甯次簽訂《塘沽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順義、通縣、香河、寶坻、甯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這個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中國東北三省和熱河省的侵佔。這就使整個華北門戶洞開，為日軍進一步擴大侵略提供了條件。

　　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繼續高舉抗日的旗幟。1933 年1月17 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精神和中共代表團討論的意見，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名義起草的宣言正式發表，首次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這三個條件是：（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206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1 月26 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即“一二六指示信”）。信中指出：日本侵佔東北後，“不僅滿洲的工人農民苦力小資產階級（小手工業者，學生，城市貧民）對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極端敵視，而且有一部分的有產階級直到現在對侵略者抱敵視態度”。因此，要“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計算到特殊的環境）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指示信在說明對各種遊擊隊的政策時，除繼續強調建立下層統一戰線外，也提出“在某種程度和範圍內，或能實行上層的統一戰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一部分實行統一戰線”。5 月15 日，中共滿洲省委擴大會議作出關於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決議，明確指出應“聯合一切反日力量，開展反日反帝鬥爭與反日遊擊運動”，並建立抗日聯合軍指揮部，以實現抗日武裝的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在三個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聯合抗日的主張以及“一二六指示信”，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反映了黨的認識的發展，表明黨已經開始調整政策，朝著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邁進了一步。儘管由於這時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方針還沒有根本改變，又由於國民黨統治集團仍然堅持反共內戰和對日妥協的政策，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還難以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但這一主張對於推進全國的抗日民主浪潮，對於促進一部分國民黨愛國軍隊和愛國人士同共產黨人合作抗日，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一度被國民黨政府鎮壓下去的抗日民主運動於1933年重新活躍起來。不僅工人、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發表宣言、通電，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而且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宗教界、海外華僑以及國民黨內部一些愛國民主人士，也都積極活動，呼籲抗日。1933 年2 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會，宣告成立東北熱河後援協進會。抗日救國日益成為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共同呼聲。

　　蔣介石集團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和社會輿論的譴責。1933 年1 月20 日，上海《申報》發表《攘外與安內孰先?》的時評，對“欲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提出批評。4 月12 日，天津《益世報》發表評論，批評蔣介石“清共以前，絕對不言抗日”的政策，“此則期期以為不可”，指出“先清內，後對外”，其結果是中國人自相屠殺，“外敵獲取漁人之利”。“從民族觀念的立場上說來，與其被外族征服，毋寧在同族中示退讓”。胡適主持的政治性週刊《獨立評論》，也在1 月15 日出版的第三十五號上發表丁文江的題為《假如我是蔣介石》的文章，批評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它使中國變成“一大塊肥肉”，讓日本從從容容地“一刀一刀的割去”；“我們越不抵抗”，日本的“全亞洲主義越實現的快”。文章還建議蔣介石“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以宋慶齡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堅決反對蔣介石集團的獨裁統治和不抵抗政策。1932 年12 月，宋慶齡和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個進步團體一面積極營救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的愛國革命人士，包括共產黨人如羅登賢、廖承志、陳賡等；一面揭露和抨擊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法西斯恐怖統治，爭取人民的各項民主自由權利。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還同上海20 多個進步團體一起，組織國民禦侮自救會。1933 年5 月24 日，宋慶齡在自救會籌備大會上207發表演說，號召團結全國抗日力量，反對國民黨的妥協投降政策。她要求國民黨政府派遣軍隊並組織義勇軍抵抗日本侵略，立即恢復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停止向蘇維埃區域進攻。她還介紹了中華蘇維埃政府1 月17 日宣言中提出的願在三個條件下同任何軍隊合作抗日的主張。

　　在全國抗日浪潮的推動下，1933 年5 月26 日，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曾多次發出通電，呼籲團結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總結北伐戰爭後期同中國共產黨分裂的教訓，重新謀求同共產黨合作，並同共產黨的北方組織建立了聯繫。以馮玉祥為首的抗日同盟軍得到共產黨人的大力幫助，也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隊伍很快由數千人發展到10 萬餘人。抗日同盟軍於6 月中旬在張家口召開軍民代表大會，通過關於同盟軍的綱領等決議案。會後，馮玉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率部北上迎擊日、偽軍。6 月下旬至7 月初，抗日同盟軍連克康保、寶昌、沽源等縣，於7 月12 日收復察北重鎮多倫，並乘勝收復察哈爾省全部失地，使全國人心十分振奮。

　　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在抗日同盟軍中的工作。党在同盟軍內建立前線工作委員會，受中共河北省委領導；並在軍內正式建立黨的基層組織，黨員約有300 人。共產黨員在同盟軍中積極進行抗日的宣傳、組織工作，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工農運動，以塞外名城張家口為中心，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熱潮。但此時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者仍然不能正確認識國內階級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不能正確地處理同國民黨內願意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愛國將領的關係。他們認為馮玉祥同其他國民黨新軍閥“根本沒有區別”，指責在同盟軍內工作的共產黨員只是“忙於組織‘暫時的上層的統一戰線’”，而沒有注意對下層群眾的爭取，是“右傾”、“機會主義”等等。臨時中央和中央駐北方代表還錯誤地指示同盟軍中黨的前委，要求將在黨影響下的軍隊“發展成為紅軍”，帶到河北、山西兩省交界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這種錯誤方針，使得很多共產黨員經過艱苦努力建立起來的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難以維持下去。

　　國民黨政府對抗日同盟軍採取軟硬兼施的破壞政策，先後調集16 個整師共15 萬餘人的兵力進行“圍剿”，並對馮玉祥部下進行政治拉攏和分化瓦解。馮玉祥在內外交困、腹背受敵的情況下，被迫於8 月5 日通電宣佈將察省軍政大權交國民黨政府任命的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辦理，隨後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馮玉祥離去後，抗日同盟軍的大部被宋哲元收編，在共產黨影響下的部隊1萬餘人根據前委決定，轉戰於熱河、長城一線。到10 月中旬，該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軍和國民黨軍隊的聯合進攻，終因眾寡懸殊，傷亡慘重，彈盡糧絕而失敗。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9]。吉鴻昌喬裝潛回天津。他於1934 年1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繼續進行抗日活動。11 月9 日，他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1 月24 日在北平就義。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雖然遭到失敗，但中國共產黨開創的同部分國民黨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經驗，對於推動全國的抗日運動，促進國共兩黨以後的合作抗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注:

[1]1931 年4 月，長農稻田公司經理、漢奸郝永德承租長春北郊萬寶山村荒甸地近400 餘坰。隨後他擅自轉租給朝鮮人，開溝挖渠，引水灌溉，致使中國農民耕地被淹，引起糾紛。7 月2 日，日本領事館派日警鎮壓，中國農民死傷數十人，被捕受刑者10 餘人。

[2]日本參謀部的現役大尉中村震太郎，偽裝農業專家，于1931 年五六月間208潛入吉林洮南地區刺探軍事情報，被中國駐軍捕殺。日本以此為藉口，增兵南滿，準備武裝侵略中國。

[3]蔣介石：《外交為無形之戰爭》（1931 年11 月30 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 冊，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年版，第626 頁。

[4]蔣介石：《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1933 年4 月6 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党史委員會1981 年版，第35 頁。

[5]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列強於1920 年1 月成立的國際組織。英、法兩國在國聯中有最大的發言權。美國沒有參加國聯，但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問題上，基本上支持國聯的立場，並參加了一些活動。

[6]《蔣主席召集會議決定對日方略紀事》（1931 年9 月21 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版，第281 頁。

[7]馬占山（1885-1950），曾任東北陸軍第十七師騎兵第五旅旅長、黑龍江陸軍步兵第三旅旅長、黑河鎮守使兼警備司令、黑龍江省政府主席。1932 年2月一度投降日軍，4 月又宣佈反正，年底退到蘇聯。1950 年在北京病逝。

[8]蔣介石：《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1933 年4 月6 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党史委員會1981 年版，第35-36 頁。

[9]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方振武決心回內地參加抗日工作，剛踏入廣東省境，就被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忠義救國軍”逮捕殺害。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一卷（上冊）》第332～3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