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與“亂”, 是意思相反的兩個漢字, 古藉中經常成雙成對被提及. 凡談“治”, 亦必談 “亂”. 作為兩種極端的對比, 為歷代史家通用的論述模式. 

尚書太甲: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為善不同, 同歸於治. 為惡不同, 同歸於亂.

樂記: 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左傳襄公: 世之治也, 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小人農力以事其治….及其亂也,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 是以上下無禮, 亂虐并生. 

墨子非命: 桀之所亂，湯治之. 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敎。其在湯、武則治. 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 

孟子梁惠王篇: 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管子五輔: 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間而官府治. 不能爲政  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

管子典語: 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 

呂氏春秋: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王患之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 

新唐書卷十九: 今能思其所以亂則治矣, 思其所以亡則存矣 

書集傳: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 

明夷待訪錄: 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 

由上所見, 在中國歷史的語境中, “治”與”亂”兩字, 從來就不是中性詞彙. 是帶有強烈好壞判斷的形容詞. 講治, 謂政治清明, 國泰民安. 如文景之治, 貞觀之治等, 指的是太平盛世. 講亂, 謂社會動蕩, 災害頻仍. 如七國之亂, 五胡亂華等, 指的是戰亂和流離失所. 

近年一類台灣史學者, 為標榜其治學之中立及客觀, 竟棄”日據”而不用, 硬生生改稱”日治”.當然, 此舉並非無的放矢,理由是馬關條約是正式簽訂的外交文件, 符合國際法. 日本依此合法取得台灣主權, 稱日據意味為非法佔領, 似有不宜. YES, 這些都沒錯, 問題是, 上面已講解過, ”治”這個字壓根就不是甚麼客觀中立的字詞. 講日治非但達不到客觀中立的效果, 反讓人感覺在美化日本殖民統治, 是個太平盛世. 果真如此, 稱日治倒無妨. 若非, 講日治更不中立矣. 真要做到中立的話, 不妨用”日統”. 至少同名客運公司終告歇業, 不是也很恰巧嗎? 

日據之稱, 其實又何需更改? 中國作為二戰戰勝國, 對台灣的政治地位, 不能沒有立場. 雖說日本依馬關條約合法取得台灣主權, 不宜稱日據. 問題是1941年中國反守為攻, 向日本宣戰, 同時宣佈廢除馬關條約. 從這一刻起, 台灣的政治地位,在中國主觀立場, 已屬日本非法佔據之領土矣. 當然也會有人說, 外交條約不得片面撤銷, 這說得對. 但日朝合併條約也是合法簽的啊, 列強也沒哼一聲.為何韓國人至今仍堅稱日據, 從不稱日治? 這不正正是不平等條約下, 受損方應有的態度嗎? 

老一輩台灣人, 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的, 多以”日本時代”稱之. 此舉同中立與否無關, 反與尊嚴有關. 對大多數台灣人言,被日本殖民統治的這段歷史, 並非愉快經驗. 講日據等於說”我被日本佔據過”, “我被日本欺壓過”, 皆非光彩事, 實難以啟齒. 改稱日本時代, 好聽一點, 面子上過得去. 一如日本不說投降, 而說終戰. 不說用兵, 而說進出. 為留住顏面,皆同一用意. 而台灣省以外其它地區的中國人, 未親身經歷日據的過程, 沒有難以啟齒的苦衷.以日據指稱日本殖民, 則是理所當然.     

    同樣是失去領土的港澳, 史家有”英治”, “葡治”之稱, 卻毫不違和. WHY? 這情況同台灣不同. 首先, 中國自始至終確實履行南京條約, 法律上承認英國領有香港主權的合法性. 中國從未向英國宣戰或片面廢除南京條約. 所以, 就甚少以英據來指稱港英時期的香港. 澳門則是租借地, 中國亦始終承認租約有效, 鮮以葡據來形容.現代學者, 提及英葡殖民時期的港澳, 更多以港英年代, 澳葡年代來指稱. 字義上反較中性, 沒有好惡褒貶的含義. 台灣學者大可同樣以”台日年代”來指稱殖民時期的台灣. 更符中立客觀原則. 不過由於有港英/澳葡時年代的說法在先, 講”台日”似又落入同港澳同等地位之嫌. 又會自覺被矮化, 不好轉彎.

   總之, 治史者帶著瞋恨心, 是難有好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