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虱目魚契作」看「小豬運動」   艱苦人民  爽拿政客???  人民作嘎流汗 政客拿嘎流涎....

不要紅利，只要對立????台灣人是被什麼意識魔咒封印了嗎????這是什麼台灣人生???????

兩岸很多事務無法開展，就是由於太過局限在政治考量上打轉；思前想後的結果，就一步也踏不出去。

在對立意識囚錮的氛圍下  一心想擺脫束縛掙脫矛盾  在五味雜陳中低調營生 難道不是每一個台灣人內心中抑鬱的痛苦???  

我想問每一個懷有良心的台灣選民  虱目魚換小豬  就是長此往後  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生」嗎??? 

從任何角度看，虱目魚都是一種便宜、營養、好吃的台灣平民食物。不論是煎、是滷，煮湯、煮粥，或製成魚丸，都風味鮮美。最近台南學甲和大陸的虱目魚契作訂單陸續出貨，有人在當地作了一個民調，得到學甲「藍三綠七」的格局仍未改變的結論；言下之意，北京的「銀彈攻勢」無效。但奇怪的是，沒有人問如何使大陸市場喜歡虱目魚？如何教大陸民眾懂得吃虱目魚？

由虱目魚契作銷陸聯想到漁民的政治立場，誠然是一個有「台灣特色」的問題，也是台灣的慣性思考模式。這樣的提法，其實也反映了它自身的問題：對一樁貿易，大家不關心買方的市場反應和發展條件，反一味去追問賣方的政治態度變化，豈不奇怪？台灣慣常把兩岸事務向政治目的歸結，這當然是彼此特殊關係使然。但過度政治化，可能妨礙我們對事情的務實評估和未來想像；這樣的盲點，人們不能沒有警覺。若是出口虱目魚到日本，我們會問漁民這樣的問題嗎？

大陸和台灣漁民簽訂虱目魚契作合約，當然不可能沒有「政治味」。但無論如何，交易合約本質上仍是一項商業行為，不能完全失去經濟著眼。試想：如果價格不合理，或付款不乾脆，或者交貨拖拖拉拉，或者品質把關不嚴格，乃至消費者接受度不高，雙方的合作都將難以為繼。亦即，從經濟的角度看，商業邏輯才容易清晰，利弊得失才可以計算。如果一味把虱目魚契作說成對岸「統戰」，最後若失去訂單又說成是「失去統戰價值」或「懲罰」，那豈不形同把命脈全交在別人手裡？

不只虱目魚，在ＥＣＦＡ的早收清單中，包括屏東的石斑、麻豆的文旦、高雄的香蕉，今年都已陸續銷往大陸，數量也相當大。對台灣而言，這不僅穩定了本地盛產期的價格，保障了農民的收入，也使「含淚拋售」、「放著爛」的景象不再重演。對大陸而言，其民眾可以就近品嘗台灣風味的水果、魚產，從而擴大對台灣的親近感；雙方官員和業者並透過實際接觸，增進對彼此的了解，知道如何互通有無、創造雙贏。這些文化面、社會面的經驗交換，絕對遠比高層的政治算計更重要。

事實上，兩岸很多事務無法開展，就是由於太過局限在政治考量上打轉；思前想後的結果，就一步也踏不出去。以大陸企業在台刊登廣告的問題為例，陸委會的思維幾乎還停留在「戒嚴」時代，表面上擔心北京夾帶黨政置入性行銷，骨子裡更擔心反對黨指控政府賣台。試想，一年幾億的虱目魚採購，都動搖不了學甲漁民的心；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會輕易被幾句廣告文宣所顛覆嗎？在這個年代，互登廣告若有助活絡兩岸商機，陸委會又為何獨怕大陸廣告？

進一步看，兩岸協商中常出現的「讓利」思維，也到了需要修正的時候了。在協商中能爭取到最有利於我的條件固是好事，但「讓利說」卻不啻意味著公開接受「統戰」，初期雖能嚐到甜頭，長期卻使自己陷於被動。舉例來說，最近傳出大陸將對台灣藝人祭出「限娛令」，就是因為我對大陸藝人的演出限制太不對等所致。再如，兩岸如何加速金融合作以壯大台資企業及兩岸貿易，是極迫切的事，但因政府不放心陸銀來台，連帶延宕台灣金融機構登陸時機。缺乏取捨氣魄，就注定只能在小事小利上打轉。

兩岸的來往，不能一直停留在獨沽「政治味」面向，而需進入更務實的經濟味，乃至在文化、娛樂和學術等不同層面相互暈染。就像虱目魚有各種不同吃法，能夠讓五味並陳，才會突破單一皮相，進入更深層、更全面的了解，擺脫近利式的統戰框架。從虱目魚、石斑到文旦，從商業廣告、金融合作到藝人登台演出，兩岸交流還有太多領域未被觸及；在這種情況下，只出口幾趟虱目魚，就強要解讀漁民的政治意向，不嫌太魯莽了點嗎？

上星期，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針對當前大陸宏觀經濟形勢表示，宏觀政策要「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信貸政策要與產業政策更好結合」、「切實做到有保有壓」。此論一出，大陸、香港及亞太股市立即做出積極反應。市場反應是否合理、有無過度或錯誤解讀之處，值得分析評論。

首先，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一貫並列三條：穩物價．保增長．調結構；三者雖然並列，但其間順序是有講究的，穩物價為首，保增長次之，調結構再次之。此一宏觀政策的思維邏輯主要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起漲，迄今一年，已超過6%且持續居高不下，自然是首先要對付物價；而要對付通貨膨脹，從緊的貨幣政策當然是必要的選擇，包括持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持續提高利率、持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標售央票，以及加快人民幣匯率升值速度等。近兩、三個月來，CPI的凌厲漲勢雖已基本受到控制，但許多民企特別是中小微企業也因此備受困擾。

包括很多台商在內的大陸民企、中小企，近年來的經營環境本已持續惡化，例如工資上漲、工人難找、經常缺電缺油、人民幣匯率升值，如今在貨幣政策從緊下，又面臨融資的困難，可說壓力倍增，長三角、珠三角已出現明顯的倒閉潮。

對大陸政策當局而言，明知有這樣的政策副作用，但穩物價是最優先的政策目標，從緊的貨幣政策必須堅持；然而，民企的經營困難又不能置之不顧，於是在持續調高存準率下，對利率的提高不得不略為放鬆，以致利率的提高追不上物價的上漲，目前已明顯出現實質利率為負的負利率現象。

負利率現象的存在，倒過頭來又抵銷了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且產生了扭曲效應。因為存準率提高的目的，是要把過多的流動性鎖在金融體系內，但持續的負利率，又等於把巨大的流動性從金融體系中擠壓出去，繼續對樓市及各種商品構成強大需求；另一方面，社會中流動性的氾濫，在廣大民企難以自銀行體系獲得融資的情況下，自然形成一個有供有求的民間借貸市場，並因民間借貸市場缺乏規範而又很快地發展出高利貸行為，甚至出現高利貸泡沫，從而對金融風險與社會穩定構成巨大威脅。

這就是當前中國大陸宏觀經濟的亂象與政策困局，也只有明瞭了這樣的形勢，才能正確解讀溫家寶的「新微調」論。

新微調論中的「微調」，是相對於宏觀調控的「宏調」概念而言。具體地說，當前宏調針對的目標是穩物價，手段主要是貨幣政策；微調針對的目標是調結構，手段主要是「與產業政策更好結合」的信貸政策。將後者展開來談，就是金融體系在進行信貸時，應有一種選擇性的、針對性的、定向性的做法，針對民企、中小微企，尤其是這些企業為了加強自主創新、人才培訓、節能減排需要獲得融資時，給予政策性的放寬，此即所謂的「定向寬鬆」。換言之，宏調還是未改，針對的還是穩物價，手段仍是從緊的貨幣政策；但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之下的信貸操作，則須配合當前產業發展的需要，針對民企及中小微企用於提高生產力及環保的融資，給予定向性的放寬，此即「微調」。很明顯，如果宏調是穩物價的話，微調側重的是調結構。

穩物價、保增長、調結構的順序，因此似乎也有一種傾向，把調結構置於保增長之前。這樣的轉變，就當前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與需求而言，顯然是比較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