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蘭將觀察猶太人送往集中營的納粹親衛隊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過程，撰寫成《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九六三），書中描述了一名德國士兵的行為。 這名士兵是安東．施密特（Anton Schmidt）士官長，他在波蘭執行任務時遇到了猶太地下組織成員，並提供偽造文件和軍用卡車來支持他們的抵抗活動。從一九四一年十月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安東持續支持這些活動五個月，直到他被逮捕並受到處決。當時在波蘭，藏匿猶太人或是向猶太地下組織提供武器、收養猶太孩子都是極度危險的行為，但仍有許多人採取了這樣的行動而喪命。施密特是唯一一個以德國人身分被提及的犧牲者。 「證人科文納（Abba Kovner）談到這位德國士官長所提供援助時的那幾分鐘，法庭完全沉默了下來。這就像是觀眾自發性地決定為那位名叫安東．施密特的男人進行兩分鐘默禱一般。在這兩分鐘內，黯然的黑暗彷彿瞬間出現了光明，只有一個想法清晰地出現在每個人的腦海中——如果這樣的故事能夠被講述得更多，無論是在今天的法庭上、以色列、德國，甚至整個歐洲，一切會發生何等的改變。」 鄂蘭說，如果像安東·施密特這樣反抗的故事被傳揚，那麼情況可能就會改變吧。當然，即使是這樣的反抗——它並不會對周圍的人造成迫害──也有人認為是無意義和無效益的。作為這種反對意見的典型例子，鄂蘭引用了曾於俄羅斯前線服役的德國軍醫彼得·巴姆在他著作《看不見的旗幟》（一九五二）中的一段話。巴姆目睹了親衛隊的「行動部隊」將猶太人放入毒氣卡車殺害的過程，他說： 「我們什麼也沒做。對抗行動小組或對其進行任何實質干預的人，都會在二十四小時內遭到逮捕並且消失無蹤。這是本世紀極權政府的巧妙伎倆之一，不允許反對者為了他們的信念、且如偉大且戲劇性的殉教一般死去。我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會接受這樣偉大的死亡，但極權國家卻會將反對者消失於匿名的沉默中。如果一個人敢於選擇死亡而非忽視罪行，那麼他肯定白白犧牲了性命。這樣的犧牲不僅在道德上沒有意義，實際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們沒有人堅信，為了更高的道德意義要做出實際上不必要的犧牲。」 對於巴姆這樣的觀點，鄂蘭提出異議。確實，極權主義試圖消除人類「行動」的所有痕跡。事實上，他們試圖銷毀在集中營犯下的罪行證據。透過在焚化爐中焚燒屍體，並用炸藥和機器粉碎骨頭，受害者存在的所有痕跡都被抹去，讓他們陷入無人說話的沉默和無人知曉的匿名黑暗中。但人類所做的一切不可能完美。個人或特定群體的意圖和計畫無法原樣實現，這是人類「行動」本身固有的性質。總有人會倖存下來，講述這個故事。有人會聽到從留下的痕跡中傳來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創造一個完整的「遺忘之洞」並不是極權主義所能做到的。而從那裡講述的故事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這樣的故事所蘊含的教訓是簡單的，人人都能理解。從政治角度來說，這個教訓即使在可怕的條件下，大多數人都會屈服，但有些人不會。從鄰國對解決『猶太問題』最終合作請求的反應中，可以得出的教訓是，儘管同樣的事情『可能』在大多數國家發生，但並非在每個地方都會發生。從人類的角度來看，我們不需要更多的東西來確保這個星球適合人類居住，而且要求更多也是不合理的。」 從人類「行動」的性質來看，並非每個人都以相同的方式行事。有人會開始「行動」，以改變現狀。為了讓這個世界繼續成為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不是每個人都會採取一致的「行為」，只要有人開始「行動」，就還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