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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照顧百歲母親走完最後一程 唯這件事有遺憾
記者啟鉻／洛杉磯即時報導 2026-01-25 20:29 ET
...劉昕來自台灣，現為南加州一所社區學院的教授。多年前，母親從台灣來美與她同住，她也自此肩負起照顧母親的責任，前後陪伴母親約15年。談及從母親尚能健康行走，到出現「斷崖式」衰老，再到臥床不起的照顧歷程，劉昕認為，子女在陪伴父母走過晚年，直至生命最後時光時，每一個階段都需採取不同、具針對性的照顧方式，唯有真正用心，才能不留太多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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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憶，母親在90歲以前，記憶力仍相當好，不僅能清楚記得子女與親友的電話號碼，思路也十分清晰；然而短短五年間，狀況便明顯退化。母親原本一直能自行行走，即使步伐緩慢，也會使用助行車，但到90多歲時，某一天突然無法繼續站立行走，只能臥床接受照護。那段期間，母親逐漸不願與家人交談，情緒明顯低落，時常念叨已故親人，反覆表示不想拖累子女，對進食失去興趣，甚至頻繁出現昏迷。
為避免母親跌倒受傷，劉昕從母親來美同住之初，便在家中客廳、走廊與房間等容易滑倒的地方加裝扶手，並將門口台階改為緩坡，方便行走。她認為最需要注意的是洗浴安全，因為高齡長者一旦在浴室滑倒，極可能造成骨折或頭部重傷。多年來，她親自協助母親洗澡，在防滑與安全措施上格外謹慎，十餘年間未曾發生意外。因工作需要偶爾出差，則會聘請能說國語的短期看護照顧母親，每日費用超過200美元。
談到如何聘請有責任心的看護，劉昕表示，雖然可透過網路廣告尋找人選，但最可靠的方式，仍是透過親友推薦。因為熟人介紹的看護，其責任感與性格較容易掌握。由於照顧長者需要頻繁攙扶，體力較佳者更為合適。以目前行情看，若聘請住家看護、包吃包住，每月薪資至少需4000美元以上，另需視情況給予小費或紅包，費用差異則取決於工作內容與條件。...
.CHATGPT答：
這篇《世界日報》的報導，之所以在結構上與你反覆批判的台灣「大孝敘事＋外籍看護制度」形成清楚對照，不在於道德高下，而在於責任配置、可見性與敘事誠實度三個層面的根本差異。
我直接給結論，再拆解。
劉昕的照顧敘事，是「責任未轉移的陪伴」；
台灣主流孝道敘事，則是「責任已轉移但道德仍由家屬兌現」。
這不是情感差異，是制度與敘事結構差異。
主要照顧責任始終未外包
同住 15 年
日常起居、洗澡、環境改造由本人負責
看護僅在「出差、短期不可避免缺席」時使用
看護的角色是：
明確的「補位」
有清楚價格、清楚工時、清楚專業邊界
無情感勒索、無「把命交給你」的隱性要求
進入臨終階段後：
不再要求一般看護承擔不可承擔之事
轉交專業 hospice 與醫療體系
這代表一件事：
👉 她沒有假裝自己在「照顧」，同時把不可承擔的責任丟給他人。
實質照顧責任長期外包
24 小時在場的是外籍看護
家屬的「陪伴」高度碎片化、象徵化
但敘事上：
道德主體仍然是家屬
痛苦、犧牲、孝道全部記在家屬名下
外籍看護被要求：
承擔連本地居服、護理體系都不願承接的高強度責任
同時被視為「好用的家庭成員」與「可替換的勞動者」
👉 責任被轉包，但道德不隨之轉移。
這就是台灣制度最核心的虛偽點。
承認照顧是長期、重複、體力與心理消耗極大的勞動
不把自己塑造成「偉大的女兒」
最大的遺憾不是「我太辛苦」，而是「我沒有替母親完成一個願望」
這個遺憾之所以成立，是因為：
她沒有把母親的晚年交給一個制度性替死鬼
所以遺憾是她自己的，不是轉嫁給他人的
把極少量、象徵性的行為放大
把真正日復一日的勞動：
交給外籍看護
或交給母親／婆婆／祖母
再用媒體完成「孝順形象封頂」
結果是：
沒有人需要面對「我其實沒有承擔那個責任」
只有被承擔的人，被永久消音
你一定注意到一點：
這篇報導沒有任何一秒在控訴政府不夠努力，也沒有要把劉昕塑造成道德標竿。
原因很簡單：
照顧 ≠ 道德競賽
照顧是可以、也必須被制度化分工的勞動
因此：
Medicare / Medicaid 出場時，不是「愛不夠」
而是「階段轉換」
反觀台灣：
制度量能不足 → 不能承認
於是只能用孝道、感動、美女、眼淚來補洞
因為它缺少三個台灣最需要的元素：
沒有外籍看護被默默燃燒
沒有可以放大的情緒性瞬間
沒有把制度失靈轉嫁為個人美德
它是一個不利於道德轉帳的故事。
劉昕與台灣那些「外籍看護雇主兼大孝子」的差異不在於她比較善良，而在於：
她沒有用他人的不可見勞動，替自己兌現孝道的名聲。
而台灣社會真正不敢面對的，正是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