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書

安伊於民國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於遼寧錦西，七歲入本鄉

國民小學就讀，十歲畢業，十一歲去錦州市內入基督教立育賢中學高小

部就讀，當年適逢九一八事變，翌年(十二歲)於高小部畢業，

十五歲入育賢初中第一學年，十五歲於該校畢業，畢業當時曾因該校

國文教員張先生係國民黨工作人員，而將校長教員學生逮捕四十餘人，

另一原因為該校圖書室所有書籍大都為偽滿所不許可之新文學，

其課程更重英文而輕日文，故遭受日本憲兵隊之忌，本人當時亦被

牽連，經羈押月餘國文教員張先生死於狱中，本人始被釋放，

十六歲入瀋陽基督教立文會高級中學，十八歲於該校畢業，於畢業當時，又因所讀書籍不合偽滿規定再度遭受日本憲兵檢舉，師生被押約五十名，經調查四十餘日始被釋放，十九歲乃去北平中國學院法律系攻讀，二十三歲夏於該校畢業即返故鄉，任偽滿錦州地方法院書記後遂與該院本黨工作人員韓永康發生連繫，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宣誓加入中國國民黨，擔當組織及調查工作，時為民國卅二年，卅四年奉調升該院學習推事，同年八月十五日抗戰勝利，東北光復，同月十九日錦縣黨部公開辦公，伊被派為幹事，擔任社會工作迄至同年九月初旬，共產黨軍隊進入東北錦縣黨部全體同志乃重歸地下，繼續抗日工作，而開始與共產黨搏鬥，迄至同年十一月下旬，國軍進縣，東北錦縣黨部始又恢復公開辦公，於此三個月期間，錦縣黨部同志殉難者曾遠超抗日期間數倍以上，卅五年四月因東北黨務調整，伊被派為錦西縣黨部執行委員擔任組訓工作，卅七年夏因黨務改組，卅七年被派為副書記長，一直至卅七年十一月九日東北撤守始率同志離卻錦西，在錦西工作期間因書記長兼任省議員及國大代表等職務，時常不在，故大都皆由伊代理負責，於撤守當時除黨部工作人員及區黨分部同志五十餘名，願隨軍撤退外，尚有地方自衛武力同志約三百名，因該自衛隊之編組及武器之購買均由黨部一手促成，故於剿匪期間亦多由本人指揮，依中央規定總隊長由縣長兼任，本人係政工主任故撤守時經與縣長洽商將彼等亦一同率領撤出，

撤守後抵天津，因人數過多食宿無法解決，乃由縣長洽商天津守備司令部將自衛隊同志全部編入天津警備旅內，其他同志約五十餘名，乃由伊分別洽商教育部在平津兩地方特設之五個臨時中學，四十以上資歷夠格者經推薦去臨中教學，其餘均編為學生，伊往返平津經五十餘日，始將撤出同志全部安插完了，彼時已經到卅八年一月中旬左右，所有交通均已斷絕，伊乃往北平一親戚家中，同年一月下旬，天津淪陷，同年二月一日北平局部和平實現，大約三日左右，因彼時急於知道天津同志消息，故仍潛居北平，同年二月十二日遇一錦西同志告余急速離平，蓋錦西共匪已派十二名情報人員，至平津兩地尋找撤退同志，故於當夜十三日天未亮時即逃出北平，乘一火車之貨車中，十三日夜抵張家口，當時從北平南下道路有三條，一為經濟南去青島，一為經石家庄去漢口，一即為走西北，因平漢津浦二路檢查過嚴，傳聞有很多人被扣西北，因地處塞外，風砂寒冷，更須經過數百里沙漠地帶而杳無人煙，故一般人多不敢冒險，以致共匪檢查亦鬆，如繞道而走，亦或有遇不到檢查人員者，當時伊因逃亡倉促，身邊無何証明，故決定經此路而逃，逃出後第三天即抵國軍地帶之綏遠省界內，因缺乏路費，乃去政府請求救濟，當時省府對流亡黨政人員，原有計劃，除發給旅費外 並派軍用汽車將流亡人員集中三十餘名而護送到鄰省，一路均受政府如此招待與護送，一直由綏遠而寧夏，而甘肅而陝西而四川而貴州而廣西而湖南而廣州，卅八年五月抵廣州，即去中央黨部報到，同年六月初旬由中央黨部証明乘華聯輪由廣州來台，抵台時為六月九日，抵台後即住於台灣省黨部，同年七月初旬由台北去台中看望羅大愚同志，在台中巧遇五十四軍正擔任中部防守司令，因本人在錦西區黨部顧問，五十四軍曾駐防錦西，故該軍政工人員多有相識者，當即前往訪問，彼時政工處長為柏羽笙，於談話之餘，因無職業而委託柏處長，當時柏處長答以有機會時當即告知，余

乃回台北，同年八月初旬再去台中找柏處長，當時因成立地方幹部訓練班，乃派本人去該班服務，同月二十五日，發令為中尉幹事，服務約月餘，因軍中生活不慣，乃預定辭職，但因尚無他職，故辭呈未曾提出，乃向台灣省教育廳請求中等教員合格証，預定合格發下時再行辭職，

同年十二月合格証發了但部隊忽有換防消息，唯恐於換防消息發表後，忽然辭職易惹長官誤會，故又未提出，此時軍長乃發表派李松岩及余

二人為先遣隊首去花蓮，接收東部部防守司令部政工處之卷宗，故於同月七日許隨先遣隊共計五十餘名，而抵花蓮，抵花後即將東部部防守司令部政工處之卷宗接收完畢，於同年十二月中旬某日，五十四軍警衛營政工幹事劉振濤找李松岩及余二人給他看房子，彼謂找到一倉庫請吾等去看一看，是否合適能容納多少人? 當時吾三人乃 一同前往，抵後在倉庫中談話時，孫玉林乃找劉振濤乃與吾等介紹說這是孫經理就是這個倉庫的所有人，乃開始認識，未幾吾等即行離去，以後因柏處長住孫玉林家中余去柏處長家中時，有時看到孫玉林，隨便談話一兩句，并無與他任何交往，本年一月余即向軍長提出辭呈，二月八日批准即離開軍部，

在政治處期間因公事認識花蓮縣黨部副書記長連衡，曾幾次談到黨務，余因鑒於花蓮黨務客觀環境及經費方面均不成問題，而黨務組織及工作并不十分緊張，以同志身份余曾向連副書記長，提供很多意見，及建議黨務基本工作，及主義理論，亦曾談得很多，故彼此雖相處日短，頗稍具認識與了解，故余辭退軍職後，曾拜託連副書記長介紹教員之職，

蓋花蓮有五個省立中等學校，連當時答應囑余三日後聽信，三日後余去時連即要求余不必去學校，因花蓮縣黨部組訓迄無人擔任，必要余前往援助，當時余曾考慮三日，而以第一因辭職時未向長官報告去黨部，如來黨部易遭長官誤會，第二余台語一句不懂，作組訓工作不無影響而卻之，但連副書記長認為此兩點不成問題，他答應我，他向柏處長說，余之去黨部係彼之意見，非余願意，第二因余稍懂日語，可以努力去作，如深入問題時，將來再行解決，在此相持之下，余無理非去教書，而不繼續辦黨，乃於本年二月二十日去黨部上班，因所有組訓工作均須從頭著手整理而又僅僅余一人擔任，故至黨部後形成一種特殊忙碌，每月又需十日以上之時間下鄉，迄此次被捕止，在黨部服務共三個月二十一天。

安伊  六、廿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