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的潛伏英雄烈士犧牲者

民國期間國共諜戰的一些內幕。

    在臺灣，有兩位大特工的回憶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段國共諜戰歷史，巧合的是兩位特工都是山西人，喬家才和谷正文，他們出版的回憶錄因為沒有政治表態的需要，私人口述的形式講述過許多細節，讓人可以更理解諜戰的背景。

    谷正文原名郭同震，在大陸時，曾經參加中共115師羅榮桓部，從事間諜工作，被捕後由戴笠親自策反，成為軍統幹員，到臺灣後，從事反間諜工作。最大的成就是破獲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和據此牽出的中共在台潛伏最高官階人員，國民政府“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將軍。

吳石將軍

    奧斯卡提名影片中，有一部電影《間諜之橋》，講述冷戰時期，美國抓獲了一名蘇聯間諜，聯邦調查局群情激奮，都要讓這個間諜上電椅，但有一個律師提個建議，還是留著他一條命比較好，萬一美方也有類似的人被抓呢？果不其然，美方一個U2偵查機飛行員鮑爾斯在蘇聯上空被擊落，於是冷戰時最精彩的一幕換俘行動開始。而就在《間諜之橋》爭奪奧斯卡獎的不久前，2015年10月份，兩岸之間也進行一次“間諜之橋”——換俘行動，大陸釋放此前在泰國誘捕的原“軍情局”四處副處長朱恭訓上校、組長徐章國上校；臺灣方面則釋放大陸安插在“軍情局”內的“雙面間諜”香港人李志豪。

    在電影《間諜之橋》裡，提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如果一名間諜被敵人抓獲，該如何保住自己性命？

    很多人認為是出賣已方秘密，這當然是最簡單的途徑，但從事間諜工作的人要知道，出賣己方秘密的風險並不小，國共兩黨對充當叛徒首當其衝的就是鋤奸，無論是共產黨這邊的紅隊，還是國民黨那邊的軍統，鋤奸的戰績都是赫赫有名。如果不當叛徒，只能寄希望於兩個方面：一個是敵人沒有識破自己的真實身份，另一個就是得到自己這一方的營救。

    高級間諜更是如此，因為級別高，所以大多是單線聯繫，身份是非常保密的，即便是自己人，除非是直接上下級，否則很難清楚其身份。在這種情況下，即便被抓，只要沒有確切的證據，完全可以耗時間等待本方的營救，但這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要讓本方的人相信自己還沒有叛變。

     在國共內戰期間以及之後的台海諜戰中，像吳石這樣的高級間諜的情況也是如此。談起吳石案人們大多認為是因為中共臺灣省工委的破壞之後，尤其是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的叛變導致的吳石被抓，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簡單。

    吳石死後，曾經有傳言說毛澤東曾寫下一首詩來紀念他“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現今，這首詩被鐫刻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景觀牆上，而這座廣場上塑立的人物雕像，也是以吳石案中犧牲的四位特工為原型的英雄塑像。

    但客觀分析，毛澤東即便知道臺灣有一位潛伏的“密使一號”，也不一定知道具體的是誰？這首詩時間上看，也許是寫給吳石，也許是寫給那個時代犧牲的一整批地下工作者。

    事實上，高級別的間諜安全非常重要，大多是單線聯繫，每一個級別的情報部門負責人，都有這麼一些情報人員掌握在自己手裡，而不能讓太多的人知道。即便是自己的領導，也不會知曉名單。比如周恩來直接領導的閻寶航、葉劍英領導張露萍，而吳石是直接與謝筱迺單線聯繫的高級情報員。

    在大陸時，吳石已經為中共提供許多有重要價值的情報，如在1949年3月，把一組絕密情報親手交給何康，其中有一張圖比較重要，是國民黨軍隊的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具體到團級幹部名單。

本來吳石的資訊，並不會因為中共臺灣省工委的破獲而洩密，因為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本來和吳石並不是一條線上的，蔡孝乾和吳石是兩條線上的人，但是在解放軍準備進攻臺灣的1950年夏季，因為沒有合適的情報交通人員，讓朱楓一身兼二任，既受蔡孝乾領導，又充當起吳石傳遞情報的人員，才導致發生吳石案。

吳石案的起因，要從蔡孝乾的被捕說起。

身為臺灣人，又是唯一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回到臺灣著手組織中共臺灣省工委的蔡孝乾威風八面，他當時化名“老鄭”進行工作，即便是同樣身為中共臺灣省工委的幹部，並不完全瞭解他的真實身份。

保密局組長谷正文從臺灣大學的學生許遠東案中，牽扯出一系列中共地下黨。但始終沒有找到更高階幹部，但從隻言片語的審訊中，一個名叫“老鄭”的人在不同人的供述中都出現，讓他思考老鄭大概是條大魚。

在一次審訊中，他得到老鄭在臺北的一個住所地址臺北泉州街26號。帶著手下進入房間後，並沒有抓到人。谷正文於是留下一個本省特工張清杉蹲點守候。

這一蹲點就蹲了2個多月，直到1950年1月1日晚，在此蹲點的張某發現屋子裡有響動，一個黑影閃進屋子，狗沒有叫，特工跟隨身後，在他點燈時用槍頂住他的頭。“老鄭”落網。

谷正文一眼就看出“老鄭”不簡單，這來自於他曾經在共產黨內的經驗。

“他身上的那股傲氣，就是長征幹部的標記”，谷正文知道這樣的對手並不好對付，他知道，眼前的老鄭和那些台大的學生不同，他的黨齡很深，黨性很強，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點之前，攻勢是有限的”。不過谷正文並不急，他直覺感到，眼前的而老鄭若不是台共的頭號領導人，也是左右手。只要攻克“老鄭”，中共在臺灣的地下黨就可以全部抓獲。

谷正文對攻克蔡孝乾有信心，源自他對人的觀察。他在回憶錄中記錄“蔡孝乾落網後的最初幾天，應訊雖然大方，但是眼神卻閃爍不定，所說的內容大抵不著邊際，這點，我暫時不與他計較。從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質生活，這種人，如果能充分滿足他的物質慾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個時候，他什麼話都會說。 ”

還在他沒想好怎麼攻克蔡孝乾時，蔡孝乾不愧為老江湖，在一次看守大意時，他竟然逃脫。

蔡孝乾的逃脫並沒有讓谷正文覺得功虧一簣。這個愛讀書的老特工理性分析前後得失，得出結論“跑了更好”，這並不是自我安慰，他的理由是:

一、他已確定蔡孝乾參加過長征，那麼其很早到大陸，是最近才回到臺灣；因此，他雖生於臺灣，但在臺灣除去黨的關係之外，社會關係並不深厚，這一次脫逃，他一定會選比較可靠的黨的關係藏匿。

二、抓他是在他自己家中，對其內心來說，是說明其組織系統被瓦解，逃亡時，他的內心必定沒有安全感，時時擔心被出賣，所以他不會在一個地方藏匿太久。「就像在沙灘上，老鄭每走一步，必將留下足跡。」

三，火車、公路局汽車蔡孝乾都不敢搭乘，因此，他的逃亡藏身地點只限於臺北附近。至於航空跟海運的管制更加嚴格，短時間內，他絕不可能潛逃出境。

而蔡孝乾第一次落網時公事包裡的記事本上有許多名單，谷正文即發現朱楓與「吳次長」。

其中朱楓聯繫「吳次長」7次。這是吳石第一次出現在臺灣特工眼中。儘管大家都不敢確認這個吳次長確定就是吳石。

而正如谷正文所猜測的一樣，沒多久，他們再次抓獲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後，蔡孝乾叛變，將他潛逃期間所有的秘密據點和連絡人員一一供出，而在這些供述中，谷正文無意間發現與吳石下屬聶曦聯繫的線索。

由此，兩條不同線索同時指向吳石。

谷正文決定正面去調查，在沒有確鑿的證據前，他從吳石妻子的口中套出與吳石聯繫的中共地下通訊員朱楓，而朱楓如今已經離開臺灣島，所持的證件正是吳石幫其簽發的舟山特別通行證。隨後，吳石和朱楓被捕，兩人都曾試圖自殺，吳石是吞安眠藥，朱楓是吞金，但都被特務識破救回。

隨後一系列中共地下黨紛紛被捕。

中共臺灣地下黨的覆滅，如今都歸罪於蔡孝乾的叛變，朱楓、吳石先後被大陸方面追認為烈士。

但歷史很難會有真相。

據主導此案的谷正文90年代的回憶：吳石被捕後，尤其是被證實潛伏的身份後，為了求生，曾寫了一分自白書，主動供出許多線索。“從字裡行間我很明顯看出他在求生的壓力下所表現出來的真誠，那種態度，使人忍不住也想幫一點忙。因此，我建議他在自白書的最後最好這樣署名：犯員吳石寫於新生南路自寓。 ”依照吳石的自白書，谷正文在一日之內又抓來十多個人。而朱楓被捕後，也供出兩位女性，一位是當時甫卸任新竹縣長不久的劉啟光之妻屠劍虹，第二位則是當時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李友邦之妻嚴秀峰。在谷正文的描述中，朱楓和吳石並沒有因這樣的自白而被赦免，6月份被槍決於臺北。

而在大陸這邊的歷史研究中，又有另一番模樣：

“出於熱心，朱楓又接受蔡孝乾的私人委託，幫忙把蔡孝乾的妻妹馬雯娟送回大陸。吳石著交際科長聶曦辦理，然而就是這張由聶曦簽發的假證件暴露出吳石，儘管蔡孝乾並沒有供出吳石，吳石和聶曦還是被逮捕槍決。1973年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將吳石追認烈士，吳石是周臨終前“對不起”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張學良。

周恩來認為對不起吳石，原因是共產黨這方面的失誤。

本來像吳石這樣的高級間諜都是單線聯繫，但當解放軍勢如破竹解放全中國時，大家都認為臺灣解放指日可待，中央軍委將吳石這樣原來僅是單線聯繫的高層情報關係下放給華東局社會部管理，範圍擴大。而蔡孝乾為首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也置於華東局社會部之下。 本來不搭邊的兩條線交織在了一起

而與其他情報員相比，朱楓顯然是個不成熟的情報人員，在匆忙中她接受上級指令，同時與蔡孝乾和吳石聯繫，肯定犯下情報工作最不可原諒的錯誤。這也違反共產黨一貫行之有效的情報工作基本原則，周恩來深感歉意，正是因為中共方面工作的失誤。

    情報人員的秘密有可能永遠不會解密，朱楓死後1個月，上海市政府批准朱楓為烈士。在文革中，有人指出，這是為了掩蓋華東局的失誤而進行的行動。潛伏人員的身份確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任何身份的確定都可能牽扯出還在潛伏的人員。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中共故意放出的棋子。與此類似的是，吳石將軍的烈士身份遲遲沒有確定，原因同樣是為保護還在潛伏的人員。

    在文革中，朱楓和吳石在大陸的家人紛紛受到批鬥，認為他們的父母曾叛變，而其兒女一直上訪到中央，直到中央在其犧牲20多年後才給予組織結論：認定為烈士，是一名革命者。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是為了紀念這些犧牲在臺灣的潛伏者，兩邊的花崗岩牆壁上刻著到目前為止、經各方查找發現的846位當年犧牲於臺灣的烈士英名，有的是無名英雄，但也一定有刻意被隱去名字的無名潛伏者，真實的人數不得而知。臺灣“立法院”曾統計，長年在臺灣從事情報工作的大陸人約有6000人，“國安局”更稱，“實際上約有3倍於此數的人在臺灣活動”。

同樣，曾任臺灣“軍事情報局局長”、“國家安全局局長”的丁渝洲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披露，自保密局到軍情局派赴大陸的情報人員〝死亡者，至少有1.9萬人。〞

1961年7月20日李克農上將向中央建議：“擬將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特科）鬥爭歷史，盡可能加以搜集，彙編成冊，以利於中組部和軍委參考，同時也可以使過去在鬥爭中的無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歸，幼有所寄，鰥寡孤獨，各得其所。”

    或許會有一些無名英雄浮出水面，讓後人祭奠緬懷，或許歷史會走向荒謬，如現在的臺灣，那死去的1.9萬人，在臺灣不但不是英雄，沒有名字，連其犧牲都被掩埋。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再有人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