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則成與台灣秘密潛伏的歷史

文/國家歷史特約 亢霖

　　20世紀中葉，對台灣和大陸來講都是歷史的十字路口。風雲變幻、波瀾詭譎的歷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愛恨情仇。歲月慢慢流逝，一群為理想奮鬥拚搏，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人，幾乎隱沒在歷史的深處。他們是當年肩負使命，在台灣秘密潛伏的人。在當年台灣當局的口徑中，他們是“匪諜”、“共諜”，在海峽對岸的記憶中，他們有個響亮的名字──台灣地下黨。

　　源起

　　在熱播一時的電視連續劇《潛伏》中，地下工作者余則成隨同國民黨前往台灣，繼續“潛伏”，他也是“台灣地下黨”的一員。台灣地下黨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名稱，而是在中共領導下，隱藏潛伏在台灣，從事諜報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個統稱。

　　左翼力量早在台灣光復之前便有萌芽，並產生了台灣的共產黨組織。不過，日據時代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的台共組織並不隸屬於中國共產黨，而是日本共產黨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參與創立台灣共產黨的台灣留俄學生謝阿女不會想到，二十年後，世人記住的是她另一個名字：謝雪紅。謝雪紅1901年出生於台灣彰化，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在1928年參與創建的台共組織被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1945年台灣光復後，她和她的同志重新開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統治者扼殺的左翼政治活動，並在“二二八”事件中領導了台中地區的武裝鬥爭，後經香港返回大陸，創立大陸的民主黨派之一──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謝雪紅是一類台灣地下黨成員的典型。他們與余則成不同，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在組織上同共產國際、日共、中共都有關係。

　　1945年8月，台灣籍幹部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成為台灣地下黨的領導人。蔡孝乾不僅和謝雪紅一道參與過1928年台共的創辦，還參加過長征，是在中共黨內成長起來的台籍革命者。蔡孝乾於1946年7月到達台灣，標誌著島內的台共活動有了相對統一的組織領導。事實上，蔡孝乾代表著台灣地下黨的另一類組成人員──曾長期在大陸奮鬥的台灣人。中共黨內的歷煉使他們獲得信任，台灣籍的出身又是他們展開工作的寶貴財富。不過，正由於他們長期的大陸經驗，跟本土成長起來“舊台共”和台灣本地人有一定隔閡。按照台灣的習慣，他們被稱作“半山”。

　　蔡孝乾到達台灣後，與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等人一道完善黨組織，開展聯繫潛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積極分子等活動，並在1947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發生美軍強姦女學生事件發動大規模反美示威。至於秘密搜集傳遞情報，則主要依靠“余則成”那樣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潛伏者。

　　“虎穴忠魂”

　　在任何一種對台灣歷史的敘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後來台灣當局稱這場席捲全島的民眾反抗運動 “受到共產黨匪諜的煽動、主導”，其實中共台灣省工委並沒有積極參與。然而，謝雪紅、張志忠兩人卻分別成為台中、嘉義兩地武裝反抗的領袖。“二二八”事件之後，由於當時的國民黨當局喪失民心，在台灣的共產黨組織迅速發展，人數激增一倍。“二二八”事件前，地下黨的組織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識精英當中，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吳克泰、劉青石等人便在這個階段加入，其中還包括一個日後人盡皆知的名字——李登輝。根據李登輝當年的入黨介紹人吳克泰回憶：李登輝1946年由東京帝國大學畢業返台後，便向吳克泰流露出信奉共產主義的思想。後來，在吳克泰的介紹下，李登輝表示願意加入共產黨，並向張志忠遞交了自傳，蔡孝乾不久就批准李登輝入黨，並由吳克泰與其進行單線聯繫。

　　與組織發展相比，真正的諜報工作更驚心動魄。據劉青石回憶，當時他在蔡孝乾的領導下，負責台灣地下黨與中共華東局的聯繫。一次，他乘漁船返回大陸，在港口接受檢查時，用藥水寫在點心盒包裝紙上的檔案在日光下隱約顯形。他情急之下主動打開包裝紙給檢查人員看，涉險過關。為了保證安全，他精心選擇了一條台灣和上海之間走私菠蘿罐頭的路線傳遞檔案和指示，並向蔡孝乾建議，一旦情況危急，就用這條走私線路離開台灣。

　　出生於北京的汪聲和是類似余則成那樣的潛伏者，他在上海打入國民黨政府民航局，擔任無線電報務員。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潛入台灣。他先到香港與同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會合，藉著國民黨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灣的機會，到達台灣。隨後，他在台北市廈門街設立秘密電台，發回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余則成”是一個藝術形象，如果要在現實中找一個最貼切的原型，許多人會想到吳石。這位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的軍事專家在抗戰中屢立戰功，同時也在官場沉浮和派系傾軋中逐漸對國民黨當局失望。到抗戰末期，吳石升任重慶軍政部部長辦公室中將主任，曾幫助地下黨人吳仲禧謀求國民黨內職位。1947年到1948年間，中共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吳石在吳仲禧介紹下，正式開始為黨工作，接受地下黨員何遂的領導。此後吳石歷任“國防部”中將部員、福建“綏靖公署副主任”，借這些職務之便，將大量機密情報、檔案等送交黨組織。

　　1949年7月，已被調任“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在香港見到吳仲禧，後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灣，轉赴解放區。吳石當即表態：自己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有機會，個人的風險算不了什麼。為了避嫌，他還攜夫人和一對小兒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兒子和大女兒在大陸。

　　吳石到台後，代號為“密使一號”。從他所處的職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觸和掌握到何等機密的情報。此時，中共華東局決定派遣長期在滬、港之間從事情報工作的女諜報員朱諶之與吳石聯繫。朱諶之於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達台北，她先與蔡孝乾取得聯繫，隨即與吳石在其寓所中會面。通過朱諶之，吳石將包括台灣、金門等地的軍事地圖、軍隊部署、機場及飛機狀況等情報經香港轉交中共華東局。毛澤東叮囑有關人員“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並揮毫賦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犧牲

　　有奮鬥就會有犧牲。而在鬥爭的過程裡，有多少英勇不屈，就有多少變節叛降。這其實是台灣地下黨血色浪漫般的命運的寫照。而由於台灣的歷史結局與全國其他地區迥異，讓他們的犧牲更顯悲壯。變節者中最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黨組織的最高負責人蔡孝乾。1949年，撤離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為了保住最後一塊立足之地，採用了更加殘酷、嚴密的抓捕和鎮壓行動。這種做法實際上延續多年，造成台灣歷史上的白色恐怖時期，許多無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組織更受到嚴重摧殘。

　　1949年12月，台灣當局建立“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國出任主任，對軍隊和保安機構實施特務控制。在這個機構的策劃下，國民黨軍警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展開有效破壞。從1950年1月起，軍警相繼逮捕殺害多名地下黨員。1950年2月，汪聲和設在台北廈門街的電台被保密局人員發現，汪聲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後殉難。

　　1月29日，蔡孝乾被捕。這位經過長征考驗的領導者一周後就叛變了，並供出了有關台灣地下黨的所有名單資料，400多名地下黨員由此被捕。慘烈的一幕由此開始，變節招供的活命，立場堅定的不屈者馬上押赴刑場執行槍決。鮮血染紅了台北近郊馬場町刑場的彈丸之地。

　　1950年2月2 日，朱諶之的身份暴露，此時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線都被封鎖。吳石本人雖已處於極度危險之中，仍冒死為朱諶之簽發特別通行證，送她飛往舟山。不久，由於叛徒的出賣，吳石也暴露了。由於他在國民黨內特殊的身份和職位，此案令蔣介石極為震驚，他親自下令逮捕吳石，朱諶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灣。這便是舉世震驚的吳石案。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諶之等四人英勇就義。

　　這一年，被殺害的中共地下黨員和左翼人士數以千計。

　　終局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這是台灣地區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觀展示了當年國民黨政權在台北馬場町刑場殺害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情形。

　　變節者苟活一時，但人生的故事並未結束。蔡孝乾後來出任台灣當局安全部門少將參議副主任，從此開始了低調的著述生活，着作有《台灣人的長征紀錄》等。他於1982年在台北病逝。

　　也有歷經九死一生返回大陸的人，從此經歷另一種人生。謝雪紅、吳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後便返回大陸，見證了新中國誕生、成長，也經歷了數十年的滄桑沉浮。台灣共黨組織在1950年被破壞後，劉青石歷經艱辛，直到1956年才經香港返回大陸。此後，他在北京清河農場勞改了22年，直到文革後才獲得平反。

　　還有一些人幸未蒙難，也未返回大陸，便在台灣定居。近年來，隨著兩岸時局的變化，台灣島內不時有人站出來聲稱是當年潛伏下來的地下黨員。有的確實是地下黨外圍活動者或同情者，有的則是冒充。

　　台灣地下黨組織的歷程也許是整個中共黨史上最複雜、最難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眾多資料還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處卻被指為叛徒。後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處珍視那些真正為理想、信仰不畏艱難、流血犧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