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不是家事不是情事不是自傳，更不是滿人作品
　　吳氏紅學 2017-05-11 23:34
　　（作者：至真齋主）
　　《紅樓夢》自誕生以來，關於作者、時代背景、主旨立意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主要是因為這部書採用了很多特殊的寫作手法，比如伏線、讖語、影射和多重影射、意象和符號、先抑後揚和先揚後抑、反諷、一筆兩意、真事隱、以小寫大、以家喻國等。有的寫作手法是作者獨創的，絕大多數讀者包括紅學家們對這些寫作手法都感到陌生，認識不到這些特殊寫作手法對理解這部書的重要性。可以說，這些特殊寫作手法才是打開紅樓之門的金鑰匙。《紅樓夢》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說，如果對寫作手法搞不懂，還怎麼理解這部小說深刻的思想內涵？缺乏對特殊寫作手法的認知，不肯學習鑽研，又不肯接受他人正確的觀點和點撥，想讀懂這部作品是不可能的。
　　《紅樓夢》傳世已經二百多年了。那時候的作者和知識份子接受的是四書五經傳統文化教育。《紅樓夢》是公認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涉及到儒釋道、諸子百家、歷史典故、詩詞歌賦、園林建築、中醫民俗，等等知識。而我們今天的讀者接受的是文化斷代教育，既缺乏傳統文化知識，又對特殊寫作手法茫然不知，還想深入理解這部古人的作品豈不是強人所難嗎？時隔幾百年，社會觀念、文化氛圍和語言的內涵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用今天的觀念和語言內涵來理解幾百年前的作品，不產生偏差就奇怪了。這也是當代讀者誤讀《紅樓夢》的原因之一。
　　其實，《紅樓夢》自新文化運動開始就有兩大派在爭論，以清末進士為首的蔡元培索隱派認為：《紅樓夢》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書中“紅”字多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而以留洋博士胡適為首的新紅學考證派認為：《紅樓夢》是清乾隆朝創作的一部隱寫曹家事的小說，作者是曹寅的孫子“曹雪芹”。儘管曹家十分完備的家譜裡沒有“曹雪芹”其人，胡適依然通過乾隆年間幾個清人的筆記、詩文裡找到了一個恰巧叫“曹雪芹”的。雖然跟這個“曹雪芹”有密切交往的敦敏、敦誠兄弟從未說他寫了《紅樓夢》，而其他與“曹雪芹”未交往的人如袁枚、永忠、明義等人，憑猜測和道聼塗説認為這個“曹雪芹”就是《紅樓夢》的作者，胡適不經進一步求證，就認定這個“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是他創作了《紅樓夢》。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著作裡說：因為《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我們看曹寅一生的歷史，決不像一個貪官污吏；他家所以後來衰敗，他的兒子所以虧空破產，大概都是由於他一家都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吃喝，講究場面；收藏精本的書，刻行精本的書；交結文人名士，交結貴族大官，招待皇帝，至於四次五次；他們又不會理財，又不肯節省；講究揮霍慣了，收縮不回來：以致於虧空，以至於破產抄家。《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那班猜謎的紅學大家不曉得《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所以他們偏要絞盡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謎，所以他們偏要用盡心思去替《紅樓夢》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
　　胡適在晚年又竭力貶低紅樓夢的價值。他說：“在那一個淺陋而人人自命風流才士的背景裡，《紅樓夢》的見解與文學技術當然都不會高明到那兒去。”他說：“我向來感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老殘遊記》”他又說：“曹雪芹是個天才而沒有機會得著休養訓練的文人——他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往來朋友、中國文學背景等等，都沒有能夠給他一個可以得著文學休養訓練的機會，更沒有能夠給他一點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在那個貧乏的思想背景裡，《紅樓夢》的見解當然不會高明到那兒去，《紅樓夢》的文學造詣當然不會高明到那兒去......”
　　《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不管是蔡元培還是胡適，對這部書的解讀都僅僅代表他們的個人觀點。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解讀評論本是純學術問題，理應由各方研究者暢所欲言，自由爭鳴。然而《紅樓夢》的研究發展到今天，在官方學術刊物上已是胡適派一家之言，即只能認為《紅樓夢》的時代背景是清朝中期，作者是曹寅子虛烏有的孫子“曹雪芹”。且不能用索隱的方法，不能提書中有影射等技巧。在此大框架內才可以所謂的“自由爭鳴”。不信，你打開官方紅學刊物《紅樓夢學刊》、《曹雪芹研究》看看。這已經不是學術了。造成這樣的局面固然與胡適的所謂新紅學考證派獲得更多擁躉有關，胡適派的觀點迎合了眾多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傳統文化斷代教育下的廣大讀者對《紅樓夢》的淺顯認知。然而，胡適派紅學成為獨霸官方的觀點，且這種觀點成為所謂的“定論”，被寫進各類教科書、詞典、文學史等，其實是在上個世紀中期那個特殊時代的政治環境造成的。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毛澤東說：“《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另據周汝昌的回憶史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出版系統召開過一次人數很多的會議，正式傳達毛澤東的一次談話。其中，在談到《紅樓夢》原著和續作時，毛澤東明白指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後四十回是高鶚作的；高鶚學了曹雪芹的一點筆法，但是思想很不相同。”在那個“兩個凡是”的特殊時代，此言一出誰敢質疑？從此，紅學其他學術流派尤其是索隱派偃旗息鼓，胡適的考證派一家獨大。時至今日，官方紅學依然繼承著那個特殊時代恩賜的、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學術”遺產。
　　《紅樓夢》是家事小說嗎？如果像胡適等紅學家那樣，無視書中宏大主題的明示與暗示，那麼從表面看這部書確實寫的是賈家這個大家族的興衰史。很多讀者也都是這麼認為的。然而，這部書開篇就告訴我們，作者自譬石頭，而被女媧遺棄在青埂峰下的這塊石頭不是普通的石頭，而是補天石。補天石為不能補天而日夜悲號，其實這是作者在痛悔哭泣。什麼是補天石？作者為啥要自譬“無材補天”的補天石？那必然是國家遭遇了“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江山淪陷，神州陸沉的災難，這樣的災難只能是改朝換代時期。作者唯恐讀者不明白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又用甄士隱、賈雨村、王熙鳳、賈探春等人物生於“末世”來提醒讀者。根據作品成書時代和書中的情節等眾多因素，稍稍思考就會明白，這個“末世”只能是指明朝末期。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必然是明清易代時期。
　　“補天”在文人的詩文中常常用來比喻收復被侵佔的江山故土。南宋詩人辛棄疾《滿江紅•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鵬翼垂空，笑人世蒼然無物。又還向九重深處，玉階山立。袖裡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且歸來談笑護長江，波澄碧。佳麗地，文章伯。金縷唱，紅牙拍。看尊前飛下，日邊消息。料想寶香黃閣夢，依然畫舫清溪笛。待如今，端的約鐘山，長相識。”這是辛棄疾在擔任建康通判時，接受江防前線軍事長官史致道宴請作的這首詞。辛棄疾希望史致道抗金復土，“補”宋朝已經缺了西北的“半邊天”。陳子龍在抗清活動中寫下一首題為《九日登一覽樓》的七律：“危樓樽酒賦蒹葭，南望瀟湘水一涯。雲麓半含青海霧，岸楓遙映赤城崖。雙飛日月驅神駿，半缺河山待女媧。學得屠龍空縮手，劍鋒騰踏繞霜花。”在明遺民看來失去了江山就是天塌地陷。在陳子龍這首詩中他期望像女媧補天那樣恢復被清人侵佔的明朝江山。明末作家馮夢龍在《甲申紀事》序言中說：“甲申之變，天崩地裂，悲憤莫喻，不忍紀，亦不忍不紀。”馮夢龍把甲申之變視為“天崩地裂”，這與《紅樓夢》第一回石頭所記之事正文首句“當日地陷東南”是一個意思，即指國家江山淪陷。在《石頭記》偈語詩“無材可去補蒼天”處，批書人道：“書之本旨。”批書人說“無材可去補蒼天”是“書之本旨”。作者借女媧補天的神話寫國破家亡史實的用意再明白不過了。而《石頭記》的正文正是從“地陷東南”開始的。女媧補天是救世神話，《紅樓夢》作者隱寫國家民族那段遭受空前災難的史實，借用女媧補天這個救世神話明確昭示了作品的主旨立意。但是，胡適以及後來的追隨者們卻僅僅把女媧補天當作了神話，認為與作品的主題無關。雖然後來有人也認識到了作者寫女媧補天絕不是閒筆，就說是作者想補封建社會的天，甚至有人把“補天”這個宏大含義的詞語曲解為補一個家族的天。這都是定錯了《紅樓夢》的時代背景造成的。
　　胡適派紅學家們把《紅樓夢》的時代背景定在了清朝中期。清朝中期何來“地陷東南”一說？清朝康熙皇帝在位61年（1661年—1722年），分別於1684年、1689年、1699年、1703年、1705年、1707年六次南巡，考察政務民情兼遊山玩水。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1722年—1735年），沒有南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皇位之爭，心有忌憚，不肯離開京城。他雖然沒有南巡，但是整個雍正朝也是八方賓服、四海咸寧。乾隆皇帝在位60年（1735年—1795年），分別於1751年、1757年、1762年、1765年、1780年、1784年六次南巡。那麼“地陷東南”絕不會指清朝這三個朝代，只能是指明末清初改朝換代那段時期，大清、大西、大順為爭奪明朝江山而相互血腥廝殺的歷史，且大清佔領北京後繼續出兵橫掃江南，強推剃髮易服的惡政遭到江南人民頑強抵抗，導致江南人民慘遭清兵屠戮。是為“地陷東南”。而且按照封建社會帝王信奉的“五德說”，明朝是火德，清國是水德，水火交戰，正與古代神話故事火神祝融、水神共工為爭奪帝位交戰十分吻合。《紅樓夢》借用“地陷東南”的神話傳說意在影射清國與明朝的戰爭。
　　後來這塊無材補天的頑石被茫茫大士幻化成“鮮明瑩潔的美玉”，即通靈玉，讓它隨賈寶玉的前身神瑛侍者下世造曆人間，並且鏨上“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八個字。那麼這塊通靈玉有什麼特殊寓意嗎？作者似乎知道有些讀者愚鈍，於是在第8回詳細描述通靈玉時配詩一首：“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親就臭皮囊。好知運敗金無彩，堪歎時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批書人不失時機地提醒道：“余亦想見其物矣。前回中總用草蛇灰線寫法，至此方細細寫出，正是大關節處。”如果通靈玉只是一塊普通的玉石，批書人就不會說是大關節處。由賈府人人視為命根子的通靈玉，上面還鏨刻著八個字，還有配詩“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你如果還不能聯想到傳國玉璽，那麼你就真的不配讀這部書了。傳國玉璽正面李斯篆書：“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這通靈玉豈不是在影射傳國玉璽和皇權嗎！古往今來為了爭奪江山統治權，正是“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此時這塊補天石幻化成通靈玉後，又多了一重含義——玉璽和皇權的象徵。你還僅僅認為《紅樓夢》寫的只是一個大家族的興衰史嗎？

《紅樓夢》這部書是一部隱寫歷史的政治小說。她以大家族賈家打掩護來影射國家，以家喻國。以賈家由繁盛到敗亡來寓意國家由繁盛到敗亡。在人物關係設計上，作者採用愛情糾葛的方式做障眼法，影射改朝換代的真實歷史，以及對改朝換代的認識。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在事關人們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面對慘烈的政權爭奪戰，在人們的生活中政治是第一位的。《紅樓夢》反思了明朝滅亡的原因。作者用黛玉前世絳珠草受神瑛侍者甘露灌溉之恩，寓意受恩于明朝皇帝卻無力挽回失去的江山而悲痛哭泣，黛玉為還淚而來到世上，非為婚姻，只要淚盡她便償還了無力挽救江山的感情債而離開人間。作者用王熙鳳理家，探春、李紈合作理家，來寓意“齊家、治國”。王熙鳳理家寓意皇權賦予的權力不受監督、腐敗恣意妄為的治國。探春和李紈合作理家，還有寶釵協助，平兒監督，公正廉明、不分親疏，寓意民主治國。以家喻國的立意在書中有明示。在第13回王熙鳳協理甯國府回末語：“金紫千萬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蒙府本回末批語：“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當，豈獨家庭，國家天下治之不難。”
　　《紅樓夢》採用以小寫大、層層遞進的寫作手法。在第一回甄士隱出場的時候，批書人說：“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從小至大，是此書章法。”也就是說先寫小家庭，後寫大家族，最後寫國家。先寫小人物，後寫大人物，小人物給大人物傳影或者打讖語。這種寫作手法本身就是一種引導讀者閱讀的方法，目的是讓讀者思維發散、展開聯想，不必直接干預朝政寫國家，就會讓具有一定知識層次的讀者聯想到國家。民國著名人物汪兆銘在《紅樓夢新評》中指出：“國家即是一大家庭，家庭即是一小國家。西國政治家有言，國家者家庭之放影也，家庭者國家之縮影也。此語真正不錯。此書描摹中國之家庭，窮形盡相，足與二十四史方駕，而其吐糟粕，涵精華，微言大義，孤懷識，則非尋常史家所及。此本書之特色也。”
　　有的人說，作者自云“為閨閣昭傳”，寫的就是閨閣兒女之事嘛。這樣說，你是被作者的障眼法和一筆兩意的狡猾筆法給騙過了，你不知道“閨閣”一詞不單指女子、閨房，古漢語的“閨閣”還有“宮禁”之意。還有人說，書中說了“大旨談情”。可是你只知道“情”指感情、愛情，卻不知道古漢語的“情”還有“實情”之意。很多讀者其實跟胡適派紅學家一樣，只看到了表面風花雪月的故事。因為定錯了時代背景，他們即便索隱書中隱寫的歷史也只能在清宮秘史、宮鬥裡樂此不疲的挖掘。批語詩說：“字字看來皆是血”。一些紅學家也跟著喊《紅樓夢》是一部血淚書，“千紅一窟”，“萬豔同悲”。可是，你如果讓他們說《紅樓夢》的血淚在哪裡隱藏著？他們就會茫茫然乾瞪眼。其實《紅樓夢》的血淚大部分隱藏在那些日期裡。我們今天的讀者都知道“十一”、“五一”、“三八”等日期的特殊指向，很多人也都知道某某日期是絕對的禁忌。那麼對於那些距離明末清初改朝換代時期不遠的人們來說，“三月十九”、“四月二十六”等是絕對的重大歷史事件日子。這些日子就跟我們現在的“十一”、“五一”等一樣，無需說出是哪一年，就會知道那個日子的重大事件。有些重大事件是在清朝修的《明史》中你查不到的，所以作者必須採取隱寫的方式，讓那些對這些日期敏感的讀者一看便知作者在提示什麼。你如果對這些日期不瞭解，那麼你看到的也只是作者用“假語村言”敷衍的故事。如果你對這些日期敏感，那麼你就看到了作者“真事隱”的血淚史。批書人也告訴我們作者採用了《石鐘》、《赤壁》的寫作手法，這等於是告訴了我們破解此書“真事隱”要用索隱的方法，還用我囉嗦闡述嗎？

《紅樓夢》楔子明言：（空空道人）“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而胡適完全無視“空空道人”、“吳玉峰”、“孔梅溪”對本書的參與，只認為是“曹雪芹”一人所作，且把增刪者“曹雪芹”當作了原創者。像這種斷章取義的“考證”只能是誤導不明真相的廣大讀者。《紅樓夢》的主旨立意具有強烈的漢民族感情，這從書中大量的情節和感情傾向性能一眼看出來，尤其是寶玉給芳官做頭、給她起外號叫“耶律雄奴”、“小野驢子”和寶玉那一段“戎羌”的議論，很明顯是在醜化異族。蘆雪廣“割腥啖膻”從情節到言談都很刺眼。這種具有明顯民族傾向性的作品能是滿人的包衣奴才寫的嗎？
　　我們權且認為胡適考證的“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曹家祖宗曹世選是東北遼陽人，本是漢族，在明熹宗天啟元年任明朝瀋陽中衛的地方行政長官。1621年三月，努爾哈赤攻佔遼陽、瀋陽，曹世選被俘為包衣家奴。曹世選的兒子曹振彥在多爾袞屬下任“旗鼓牛錄章京”。“旗鼓牛錄章京”是由包衣中的漢人編成的牛錄，即曹振彥充當了多爾袞的包衣家臣，從此入滿洲籍。1644甲申之變，曹振彥一家跟隨多爾袞入京一躍而為“功臣”，先住在城南角貢院附近，後在西苑一帶又有一宅。清王朝三次大規模圈地，把北京五百里內各州縣的“無主莊田”賞給滿州宗室、權貴，曹家亦得到大批良田。1649年二月，多爾袞統內外官兵征剿大同，平定姜瓖叛亂，曹振彥也是大同屠城的劊子手，雙手沾滿了大同漢族人的鮮血。1650年，曹振彥因屠殺漢人有功，留任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1652年，調山西陽和府知府。1655年，升兩浙都轉運鹽司運使。1658年離任。此時，曹振彥已是從三品的高級文官。曹振彥的長子曹璽在內務府供職，他做過順治皇帝的侍衛，其妻孫氏是康熙皇帝小時的保姆，因此曹家與康熙皇帝有著特別的關係。1663年二月，曹璽以內務府郎中首任江甯織造，在任達22年之久。曹家始居江南，除了負責為皇帝採購物資，並負有瞭解江南政治情況，結交漢族名士，做明遺民的統戰工作等使命。曹家實際上是康熙帝派往江南的政治代理人。曹璽有二子：曹寅、曹荃。曹寅六歲到江寧，十歲回京入宮作康熙帝的伴讀。是康熙的“發小”。曹寅早年擔任康熙皇帝的侍衛，參與了一批少年智擒鼇拜之事。曹寅還做過內務府慎刑司郎中。1690年，曹寅以內務府廣儲司郎中銜出任蘇州織造。時隔八年，曹寅回到父親任職二十多年的江甯織造署，繼承了父業。康熙因曹寅接駕有功，授予曹寅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的兼銜。曹寅有兩個女兒都是王妃，皆為康熙皇帝所指婚。長女嫁多羅平郡王訥爾蘇。1712年，曹寅去世。曹寅的兒子曹顒繼任織造。曹顒病死，康熙特旨命曹頫過繼給曹寅為次子，承襲江甯織造任。康熙駕崩，雍正即位。雍正五年，曹頫任上虧空，騷擾驛站被抄家。雍正將抄沒房地人口財產全部賞給奉旨抄家的新任織造隋赫德。雍正帝吩咐給曹頫在京少留房屋，以資養贍。於是曹頫攜家北上。乾隆即位後，追封曹振彥為資政大夫，曹頫起用為內務府員外郎(從五品)。乾隆四年，發生弘皙逆案，弘皙係廢太子胤礽之子，他與莊親王允祿結黨營私，謀取皇位失敗。曹家因與弘皙一家關係密切，被第二次抄家。曹寅有個孫子叫曹天佑，是曹顒遺腹子，曾任州同。
　　胡適考證的“曹雪芹”根本就不在曹家家譜之列，他到底是誰的兒子至今胡適派紅學家們挖地三尺也沒搞出來。《紅樓夢》具有強烈的漢民族主義色彩，排滿思想嚴重，能是滿洲包衣奴才世家子弟創作的作品嗎？清朝在中國歷史上是最黑暗的朝代，統治者不但用武力鎮壓反抗，用剃髮易服手段表示對異族統治者臣服，而且從文化上禁錮人民的思想，大興文字獄之殘酷亙古未有。據不完全統計，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共發生166起文字獄案，其中順治朝7起，康熙朝12起，雍正朝17起，乾隆朝130起。處決了200多人，涉及3000多人，以康熙初年莊廷鑨明史案、雍正末年呂留良案殺害最多。清統治者以修《四庫全書》為名，對所有古籍進行全面檢查，對違禁書籍予以銷毀，對古籍中的違禁詞語進行篡改。修《四庫全書》時期，被查禁燒毀的古籍就有三千種之多。這是一場文化浩劫。文化專制的殘酷統治使得神州大地萬馬齊喑，文人們只能鑽在經學、訓詁學、甲骨學、小學等故紙堆裡去作些煩瑣的考據工作。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格，從社會狀況和文學風格來說，《紅樓夢》這樣一部具有明文學風格的巨著，絕不會誕生於文字獄最殘酷的乾隆年間。很多清人看出了《紅樓夢》具有排滿思想。例如，同治五年刊刻的梁恭辰《北東園筆錄》記載：滿洲玉研農（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與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為奇寶，往往向人誇耀，以為助我鋪張者……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為污蔑我滿人，可恨，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惡佚，將由我終’哉！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為邪說卜行之術，無非糟蹋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
　　《紅樓夢》只能誕生于文化管制相對寬鬆的康熙朝。且作者是具有漢族情懷，對逝去的明王朝深深眷戀，為自己不能補天挽救大明江山而痛悔的明遺民。在明末，才子大儒、詩人文豪、思想家呈爆發式產生，只有他們才能創作出這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漢民族曠世巨著。《紅樓夢》不是一人一時之作，而是歷經幾十年，眾多文豪們前後參與策劃、增刪、批書的集體創作。當一個號稱創造了輝煌燦爛文化的民族屢次遭受侵略而亡國，幾近亡種邊緣，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在親身經歷了慘烈的內部鬥爭和外部入侵致使一個王朝毀滅以後，作為當時有良知的高級知識份子們，必然會痛徹心扉地反思造成“天傾西北、地陷東南”的根本原因，也會尋找讓國家長盛不衰，民族綿延不絕的方法，不要再重蹈覆轍。翻閱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典籍和文學作品，每當改朝換代的歷史時期都會有知識份子進行剖析反思。《紅樓夢》也是這樣一部作品。隨著這幫明遺民陸續逝去，中國文學的輝煌時期也漸漸終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