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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秦可卿，曹雪芹明明在第8回末交代秦鍾出身時，順便交代她是“從養生堂抱來的。”這就已經交代清楚了她的寒微出身。所以未作詳細的描寫，正說明她的出身並非刻畫她藝術形象的重點，所要著重描繪的倒是她出現爲寧府少婦後，那種“嫋娜纖巧”的俏麗容貌，“溫柔平和”的性格特色，受到上上下下讚譽的舉止，及身體多病不久人世的悲劇命運。如果說她的出身是怕“干涉時世”施放的“煙幕彈”，就未免誇大其辭了。作者連皇帝出巡都敢借趙嬤嬤之口，說是拿皇帝的錢“買這個虛熱鬧”；又在元妃省親時，把皇宮說成爲“不得見人的去處”。秦氏的血統再高貴，又有何干礙不可直寫？她本來就是個虛構的人物，作者寫她什麽出身就是什麽出身，或者隱而不寫，或者略而不詳，自有作者對人物的出身與形象刻畫的總體考慮，至於安排得是否貼切成功，人物的出身與形象表徵是否妥當，那是藝術真實程度的問題，人們自然可以進行不同的研究與評判，似乎不必像對待歷史人物那樣，煞費苦心地進行徹裏徹外的繁瑣“考證”、索隱，硬要另給她找個什麽高貴出身。從秦氏判詞“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來看，從脂硯齋批語“‘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豈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遺簪’‘更衣’諸文”，可以看出作者刻畫秦氏形象的原意是爲了揭露“造釁開端實在寧”，暴露寧府道德淪喪，生活淫蕩的衰敗情狀。不管作者是否贊成脂硯齋要刪去“淫喪天香樓”的理由，但卻從全書藝術構思的整體考慮，還是接受了刪去那一淫亂情節的意見，不僅把秦氏由淫情敗露自殺改爲因病早夭，而且也把她由淫婦形象改塑爲乖巧俏麗、溫柔平和的病婦形象。把寧府的淫亂情狀，通過焦大的醉罵來隱約表現；又在賈敬喪葬期間，以賈珍父子“聚麀”來加以揭露。這樣的刪改確也避免了不堪入目的穢筆汙墨，符合全書的藝術美學神韻，也達到了揭露寧府內淫亂糜爛的藝術效果。書中的秦氏已經不是原來的設計，她的出身高貴寒微，並不能改變她在書中的具象表現，因此硬要用索隱辦法去“破譯”什麽政治隱曲，那只能是脫離文本的“再創作”，與《紅樓夢》本體毫無關聯。

　　那麽，我們在研究秦可卿的藝術形象時，就應該尊重作者的自行改定，按照作者刪改後的具象描繪作爲研究詮釋的依據，探究秦氏形象塑造的成敗得失，不必在已經刪去的“淫喪天香樓”情節上多化筆墨，當然作者在刪去那個表現秦氏原來性格設計的“淫喪天香樓”重大情節後，未能以新的重大情節來改塑她的新形象特徵，便讓她匆匆病逝，就使她的形象正面刻畫顯得不夠豐滿，缺乏黑格爾指出的“要顯出更大的明確性，就須有某種特殊的情致，作爲基本的突出的性格特徵，來引起某種確定的目的、決定和動作”。因而就顯得性格“明確性”不足，模糊性有餘。說她是“極妥當的人”，卻未見“極妥當”的具象表現；說她臨終向鳳姐托夢，顯出她對家族衰敗的預見與膽識，可生前又未顯現這種有膽有識的迹象；說她托夢的口吻似“天人”的聲氣，卻又未顯露出“天人”的來歷。這就是說，作者沒能“把人物內在主體性和外在世界融合成一體”，使她的性格顯得含混不清，模糊不定，缺乏引人注目的獨到性格特徵與形象情致，也就不能“打動我們的情感”。如果我們能夠抓住作者修改後的意向與具象表徵的未能和諧統一，研究秦氏形象塑造的成敗得失，可能會給人以更爲有益的藝術啓示。

　　我到並不一概反對尋求作者在建構紅樓世界時，所依據的物態、家境、人物的生活原型，問題是在什麽基點上去探索研究，探索的目的何在。如果從物境原型聯繫到小說描繪的實際環境，從家境原型聯繫到小說中賈府的家境衰敗描繪，從人物的生活原型聯繫到書中的具體人物形象刻畫，探求這種審美轉化與藝術重鑄的豐富經驗，找到作者知識繪聲繪色、人生閱歷、家境變幻、審美情趣、藝術造詣乃至時代心理特徵與民族精神特徵合成的心理圖式與創作個性，怎麽擺脫生活原型的局限，上升爲融合著物件世界與作者心靈相統一的小說世界，在更高層次上顯現生活的本質、歷史的軌迹、時代的特徵，達到世態人生的獨到把握。這無疑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們應該著力探究的；但卻應該以可靠的原型資料與實際採用線索爲分析的依據，而不是按圖索驥，隨意猜測，更不是把它演繹爲曹氏的家史，誰人的傳記，索隱出作者根本沒有涉及的所謂政治隱曲或歷史事件。一句話，只有以小說的特徵去探索詮釋《紅樓夢》的小說世界，以文學的類比想像的特徵去探索詮釋《紅樓夢》的類比世界，才可能爲今人與後人提供有益的藝術借鑒，使《紅樓夢》的寶貴經驗發揚廣大，推動今天與明天的文學創新，創造出無愧於時代又超越《紅樓夢》的藝術精品來，爲世界文學作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