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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孫康宜的《遊學集》
2025/01/29 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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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孫康宜的《遊學集》
書名：遊學集
作者：孫康宜
出版社：爾雅
出版日期：2002/12/20
【Excerpt】
〈二十年後說巴特〉
凡是研究現代西方文化的人都知道，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是繼沙特（Jean-Paul Sartre）之後在法國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一位大師。他比沙特小十歲，從三十多歲起就以嶄新的符號學著稱歐洲的批評界。然而，就如著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說，「若把巴特僅看作一個文學評論家是非常不公平的。」這是因為巴特確是一位具有深遠影響的先鋒派思想家，他所涉獵的領域除了現代文學評論以外，還包括美學、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文化史等。可以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許多在西方新起的文化思潮——如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聞釋學、符號學、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跨學科研究等——無不與巴特的思想主題息息相關。總之，從許多方面看來，巴特堪稱爲現代西方文化的主要推動者。
然而，不幸的是，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那天，巴特在他執教的巴黎學院門口，突然給一輛迎面而來的卡車給撞了，因重傷不治，終於在一個月後（三月二十六日）逝世，死時才六十四歲。
還記得那時巴特的死訊傳來，舉世哀悼，大家都為這位突然離世的才子大師感到深深的惋惜。但諷刺的是，巴特的死卻很大程度奠定了往後他在美國乃至全球的經典地位。因為，儘管巴特在五〇和六〇年代早已顯赫於法國文壇，但一直要到七〇年代末期他才開始得到美國批評界的普遍注意。首先，女作家蘇珊・桑塔格於一九六八年把巴特的作品介紹給美國讀者（巴特第一本書的英譯版 Writing Degree Zero 即於同年在美國出版），以後幾年又陸續有Mythologies, S/Z,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等英譯本的出版。但問題是，當時的美國讀者還很少有人看得懂巴特的符號學理論，即使看得懂也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唯獨以耶魯大學為中心的解構學派人士（其中有好幾位來自法國的學院派）開始全面地研究起巴特來。他們最喜歡談論的就是巴特對文本（text）的嶄新看法：巴特以爲文本是無處不在而又錯綜複雜的語言文化網絡，其意義取決於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intertextuality），因此作者本人對於文本的終極意義並無絕對的發言權，反而讀者才更能從事富有創見的閱讀。這樣新穎的文學理論很快就贏得了一般年輕學者們的認同，所以巴特的學說在七○年代末期開始在美國大學的校園裡風行了起來。尤其是巴特那篇題爲〈作者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文章一時成為劃時代的宣言：它宣布，一部作品一旦問世，它就進入了語言的無邊無際之汪洋裡，也就成了廣泛讀者的閱讀領域，所以說，作者實際上已經死了。這樣看來，這種閱讀理論實際上乃爲美國的解構主義奠定了基礎。所以，著名的英國文學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就會經說過，巴特是結構主義過渡到「後結構主義」（即解構主義）的必要橋樑。
應當說，一九八〇年巴特逝世時，美國批評界才正開始流行起「巴特熱」。這時，隨著作者巴特的真正「死亡」，讀者們紛紛利用他們的想像，開始創造出各種各樣解讀巴特的方法。真的，是死亡的事實使得讀者更加渴望瞭解巴特其人及其作品。同時，出版商也在此時充分利用這種大衆的好奇心，不斷把巴特作品的各種選本一版再版。至於巴特生前尙未完成的手稿（尤其是一些有關同性戀經驗的日記手稿），他們更以各種聳人聽聞的宣傳方式一一予以公開發表。直至如今，我們還能感受到巴特對後現代讀者的非尋常的魅力，而目前學院派裡流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也同樣受到了巴特的影響。這主要當然是由於巴特本人的研究興趣十分廣泛的緣故。他的文化評論不但涉及傳統的學科，而且也延展到了大衆文化的許多層面如攝影、角力搏鬥、脫衣舞、服裝市場等領域。對巴特來說，即使非文字的材料也算是文化網絡中的重要「文本」。這種由各種文本交錯而成的網絡，很容易使人想起今日大家所熟悉的網上的 Internet。所以，雖然巴特本人無法預料到我們現在所處的全球化網絡系統，但他的思考方式和特殊的「文本」意識早已為我們現代人引向了一個新的文化方向。
因此，在這個新世紀的開頭，一向以跨學科研究著稱的耶魯大學惠特尼人文中心（Whitney Humanities Center）特別為紀念巴特而召開了一個盛大的國際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二十年後說巴特」。會議背後的靈魂人物是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s）教授，他是著名的法國文學專家，也是該人文中心的主任。這個會議由布魯克斯來主持，真是再恰當不過了，因為從許多方面看來，他確是個標準的巴特信徒；他的跨學科的評論方法不但繼承了巴特的多樣文本分析，而且在心理學、法律研究、身體及慾望諸問題的新視角上，都有很大的貢獻。此外，他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兩方面也是同時並重，因此他既是學者也是作家。在一篇介紹此次大會的短文中，他曾特別強調巴特的寫作哲學。他說：「巴特把寫作經驗比成一個蜘蛛不斷吐絲而織網的程序……那蜘蛛在織網中完全忘掉了自我。」據我看，就因為布魯克斯也是個作家，所以他才更能體驗巴特對寫作的執著態度。
這次布魯克斯所設計的國際會議，乃是為了重新闡釋羅蘭．巴特的那種類似蛛網般的寫作世界。布魯克斯想藉著這個大會，把世界上一些有名的巴特專家聚集一堂，好好地討論一下這位二十世紀的大師在這二十年來所給予我們的許多啓示。會議計劃分兩天舉行，共有四場討論。所邀請前來與會的學者和作家們分別來自法國、英國、巴西和美國各地。我自己一向是個巴特迷，早擁有巴特作品的所有英譯版以及少數幾本法文原著。我尤其喜歡反覆閱讀巴特的那本有關攝影的書：La Chambre Claire（英譯書名爲Camera Lucida）。我之所以特別珍惜這書，除了由於它的特殊重要性以外（La Chambre Claire 是巴特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於一九八〇年初問世），而且因為自己近年來開始熱愛攝影，喜歡隨時拍照，還喜歡廣泛地閱讀這一方面的書籍。這次聽說著名的巴特專家蘇珊．桑塔格要來參加大會，而且她的演講題目涉及巴特的攝影觀，所以我對這次會議一直有著很高的期待。
大家都知道蘇珊．桑塔格是第一個把巴特介紹到美國的文化功臣，而且人人早已通過各種媒體熟悉了她的長相，所以那天蘇珊．桑塔格一走進會場就贏得了觀衆的許多掌聲。我想，大家都希望能立刻聽到她的發言。但在這種場合裡，蘇珊．桑塔格總喜歡保持低姿態，所以她只是稍稍點頭微笑，然後就選了一個角落裡的座位，開始聚精會神地聽別人的演講。我回頭望望她，發現幾近七旬的她，雖然經過兩次癌症復發的風險，卻仍保持著年輕人的氣質，她還是那般不修邊幅、長髮披肩的樣子……
……
第一場的討論很自然地轉入了第二場有關巴特與視覺藝術的討論（這場討論由耶魯大學電影學系教授Dudley Andrew主持）。這時終於輪到女作家蘇珊．桑塔格說話了。她既為巴特生前的知音好友，也是攝影藝術的權威（她的《論攝影》一書早已成為屢次再版的暢銷書了），所以那天她娓娓道來，令人感到十分親切。她開宗明義地說，身為一個富有責任感的作家，她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巴特晚年的生活以及他的藝術觀。她說，許多讀者都知道巴特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專門喜歡分析人的情感和慾望（例如，他於一九七七年出版了有名的《戀人絮語》一書），我們也應當在這個上下文中談論他對攝影影像的看法。應當說，巴特基本上把攝影看成一種生命的表現和象徵，它甚至是一種「誘惑」（seduction），一種引向原始情感的藝術。但蘇珊·桑塔格以爲，巴特之所以撰寫那本La chambre Claire的書，主要還是爲了紀念他的母親。原來，巴特的母親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間去世，巴特因念母情深才走進了攝影影像的世界裡。這個動人的故事始於一張發黄了的舊相片——在這張相片裡，巴特的母親才只是個五歲大的女孩。巴特喜歡端詳那張相片，那相片既代表生命本身的短暫，也象徵著一種難以忘懷的愛，所以從某種程度看來，那影像還可以超越時間的範疇。這一來，巴特就自然地把愛和死的主題與攝影連在一起了。所以蘇珊·桑塔格說，La Chambre Claire 是一部有關親情之愛的偉大著作。最後，在結束她的演講之前，蘇珊．桑塔格還朗誦了美國著名女詩人Marianne Moore（一八八七—一九七二）的一首紀念母親的詩——在一首題爲〈臉〉的詩裡，女詩人把相片中的母親的臉說成是一種「回憶的攝影」。
……
真的名符其實，那天大會的最後一場等於是對巴特的全面評價。該場討論由耶魯 大學法文系女教授Naomi Schor主持。首先，來自英國Sussex大學的Geoffrey Bennington教授指出巴特的博愛思想之重要性──他說，最近有不少評論家認為巴特晚年完全沉溺於自戀中，但他不同意；他以為巴特關心的是現代人的主體（subject）問題，而非他自己本人。關於這一點，以上曾提到過的巴特友人Philippe Roger教授（現任職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所）完全同意。他以為巴特是用寫小說的方式來描寫愛的情感的；在這一方面，巴特簡直是把愛的寫作看成了個人的使命。換言之，他以爲寫作對巴特來說是一種無條件的奉獻。同樣，美國Dartmouth 大學的Lawrence Kritzman教授則強調巴特的「悼念」寫作──首先巴特把喪失母親的失落感化爲記憶的功能，然後再進一步把它轉化爲寫作的慾望。Kritzman 以為這樣的寫作過程與小說家普魯斯特的經驗十分相似；普魯斯特也是因為思念逝去的祖母才開始想寫那部〈追憶逝水年華〉的小說的。足見「悼念」與文學創造息息相關。然而，布朗（Brown）大學的法文系教授Pierre Saint-Amand 卻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巴特的寫作美學。他用一個別出心裁的名詞——即「懶散詩學」（Poetics of sloth）——來形容巴特的寫作態度。一般人總以為那個著作等身的巴特整天都陷入苦苦的寫作煎熬中；事實上，Saint-Amand以為巴特是以一種「懶散」的心情和靜觀的態度來進行人生觀察與寫作的。「懶散」是一種自由的心態，唯其自由所以才能保持對寫作的嚮往與沉溺。寫作不一定要有什麼重要的事件（events）作為背景，例如巴特的〈巴黎之夜〉寫的完全是一些似乎不甚重要而又隨時到來的感受與遇合（incidents）。然而就因為如此，那種隨遇而安的經驗才更加給人一種純粹的美感。
最後這場討論特別吸引人，在那個聽衆滿滿的大禮堂裡，我發現每個講員都在應接不暇地回答問題。我抬頭望望窗外，看見外面的天早已黑了，但仍不見有人離開會場。我看看錶，離原定的結束時間，已超過一個多鐘頭了，但聽衆仍依依不捨，還在不停地發問……
會後我告訴主持人布魯克斯，這個會開得十分成功。這四場討論好像是四場「讀者」閱讀大會。雖然「作者」已逝多年，但所有「閱讀的愉悅」仍舊圍繞著那個偉大的經典作家：羅蘭．巴特。
——原載《聯合報副刊》，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十一日
書名：遊學集
作者：孫康宜
出版社：爾雅
出版日期：2002/12/20
【Excerpt】
〈二十年後說巴特〉
凡是研究現代西方文化的人都知道，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是繼沙特（Jean-Paul Sartre）之後在法國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一位大師。他比沙特小十歲，從三十多歲起就以嶄新的符號學著稱歐洲的批評界。然而，就如著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說，「若把巴特僅看作一個文學評論家是非常不公平的。」這是因為巴特確是一位具有深遠影響的先鋒派思想家，他所涉獵的領域除了現代文學評論以外，還包括美學、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文化史等。可以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許多在西方新起的文化思潮——如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聞釋學、符號學、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跨學科研究等——無不與巴特的思想主題息息相關。總之，從許多方面看來，巴特堪稱爲現代西方文化的主要推動者。
然而，不幸的是，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那天，巴特在他執教的巴黎學院門口，突然給一輛迎面而來的卡車給撞了，因重傷不治，終於在一個月後（三月二十六日）逝世，死時才六十四歲。
還記得那時巴特的死訊傳來，舉世哀悼，大家都為這位突然離世的才子大師感到深深的惋惜。但諷刺的是，巴特的死卻很大程度奠定了往後他在美國乃至全球的經典地位。因為，儘管巴特在五〇和六〇年代早已顯赫於法國文壇，但一直要到七〇年代末期他才開始得到美國批評界的普遍注意。首先，女作家蘇珊・桑塔格於一九六八年把巴特的作品介紹給美國讀者（巴特第一本書的英譯版 Writing Degree Zero 即於同年在美國出版），以後幾年又陸續有Mythologies, S/Z,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等英譯本的出版。但問題是，當時的美國讀者還很少有人看得懂巴特的符號學理論，即使看得懂也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唯獨以耶魯大學為中心的解構學派人士（其中有好幾位來自法國的學院派）開始全面地研究起巴特來。他們最喜歡談論的就是巴特對文本（text）的嶄新看法：巴特以爲文本是無處不在而又錯綜複雜的語言文化網絡，其意義取決於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intertextuality），因此作者本人對於文本的終極意義並無絕對的發言權，反而讀者才更能從事富有創見的閱讀。這樣新穎的文學理論很快就贏得了一般年輕學者們的認同，所以巴特的學說在七○年代末期開始在美國大學的校園裡風行了起來。尤其是巴特那篇題爲〈作者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文章一時成為劃時代的宣言：它宣布，一部作品一旦問世，它就進入了語言的無邊無際之汪洋裡，也就成了廣泛讀者的閱讀領域，所以說，作者實際上已經死了。這樣看來，這種閱讀理論實際上乃爲美國的解構主義奠定了基礎。所以，著名的英國文學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就會經說過，巴特是結構主義過渡到「後結構主義」（即解構主義）的必要橋樑。
應當說，一九八〇年巴特逝世時，美國批評界才正開始流行起「巴特熱」。這時，隨著作者巴特的真正「死亡」，讀者們紛紛利用他們的想像，開始創造出各種各樣解讀巴特的方法。真的，是死亡的事實使得讀者更加渴望瞭解巴特其人及其作品。同時，出版商也在此時充分利用這種大衆的好奇心，不斷把巴特作品的各種選本一版再版。至於巴特生前尙未完成的手稿（尤其是一些有關同性戀經驗的日記手稿），他們更以各種聳人聽聞的宣傳方式一一予以公開發表。直至如今，我們還能感受到巴特對後現代讀者的非尋常的魅力，而目前學院派裡流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也同樣受到了巴特的影響。這主要當然是由於巴特本人的研究興趣十分廣泛的緣故。他的文化評論不但涉及傳統的學科，而且也延展到了大衆文化的許多層面如攝影、角力搏鬥、脫衣舞、服裝市場等領域。對巴特來說，即使非文字的材料也算是文化網絡中的重要「文本」。這種由各種文本交錯而成的網絡，很容易使人想起今日大家所熟悉的網上的 Internet。所以，雖然巴特本人無法預料到我們現在所處的全球化網絡系統，但他的思考方式和特殊的「文本」意識早已為我們現代人引向了一個新的文化方向。
因此，在這個新世紀的開頭，一向以跨學科研究著稱的耶魯大學惠特尼人文中心（Whitney Humanities Center）特別為紀念巴特而召開了一個盛大的國際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二十年後說巴特」。會議背後的靈魂人物是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s）教授，他是著名的法國文學專家，也是該人文中心的主任。這個會議由布魯克斯來主持，真是再恰當不過了，因為從許多方面看來，他確是個標準的巴特信徒；他的跨學科的評論方法不但繼承了巴特的多樣文本分析，而且在心理學、法律研究、身體及慾望諸問題的新視角上，都有很大的貢獻。此外，他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兩方面也是同時並重，因此他既是學者也是作家。在一篇介紹此次大會的短文中，他曾特別強調巴特的寫作哲學。他說：「巴特把寫作經驗比成一個蜘蛛不斷吐絲而織網的程序……那蜘蛛在織網中完全忘掉了自我。」據我看，就因為布魯克斯也是個作家，所以他才更能體驗巴特對寫作的執著態度。
這次布魯克斯所設計的國際會議，乃是為了重新闡釋羅蘭．巴特的那種類似蛛網般的寫作世界。布魯克斯想藉著這個大會，把世界上一些有名的巴特專家聚集一堂，好好地討論一下這位二十世紀的大師在這二十年來所給予我們的許多啓示。會議計劃分兩天舉行，共有四場討論。所邀請前來與會的學者和作家們分別來自法國、英國、巴西和美國各地。我自己一向是個巴特迷，早擁有巴特作品的所有英譯版以及少數幾本法文原著。我尤其喜歡反覆閱讀巴特的那本有關攝影的書：La Chambre Claire（英譯書名爲Camera Lucida）。我之所以特別珍惜這書，除了由於它的特殊重要性以外（La Chambre Claire 是巴特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於一九八〇年初問世），而且因為自己近年來開始熱愛攝影，喜歡隨時拍照，還喜歡廣泛地閱讀這一方面的書籍。這次聽說著名的巴特專家蘇珊．桑塔格要來參加大會，而且她的演講題目涉及巴特的攝影觀，所以我對這次會議一直有著很高的期待。
大家都知道蘇珊．桑塔格是第一個把巴特介紹到美國的文化功臣，而且人人早已通過各種媒體熟悉了她的長相，所以那天蘇珊．桑塔格一走進會場就贏得了觀衆的許多掌聲。我想，大家都希望能立刻聽到她的發言。但在這種場合裡，蘇珊．桑塔格總喜歡保持低姿態，所以她只是稍稍點頭微笑，然後就選了一個角落裡的座位，開始聚精會神地聽別人的演講。我回頭望望她，發現幾近七旬的她，雖然經過兩次癌症復發的風險，卻仍保持著年輕人的氣質，她還是那般不修邊幅、長髮披肩的樣子……
……
第一場的討論很自然地轉入了第二場有關巴特與視覺藝術的討論（這場討論由耶魯大學電影學系教授Dudley Andrew主持）。這時終於輪到女作家蘇珊．桑塔格說話了。她既為巴特生前的知音好友，也是攝影藝術的權威（她的《論攝影》一書早已成為屢次再版的暢銷書了），所以那天她娓娓道來，令人感到十分親切。她開宗明義地說，身為一個富有責任感的作家，她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巴特晚年的生活以及他的藝術觀。她說，許多讀者都知道巴特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專門喜歡分析人的情感和慾望（例如，他於一九七七年出版了有名的《戀人絮語》一書），我們也應當在這個上下文中談論他對攝影影像的看法。應當說，巴特基本上把攝影看成一種生命的表現和象徵，它甚至是一種「誘惑」（seduction），一種引向原始情感的藝術。但蘇珊·桑塔格以爲，巴特之所以撰寫那本La chambre Claire的書，主要還是爲了紀念他的母親。原來，巴特的母親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間去世，巴特因念母情深才走進了攝影影像的世界裡。這個動人的故事始於一張發黄了的舊相片——在這張相片裡，巴特的母親才只是個五歲大的女孩。巴特喜歡端詳那張相片，那相片既代表生命本身的短暫，也象徵著一種難以忘懷的愛，所以從某種程度看來，那影像還可以超越時間的範疇。這一來，巴特就自然地把愛和死的主題與攝影連在一起了。所以蘇珊·桑塔格說，La Chambre Claire 是一部有關親情之愛的偉大著作。最後，在結束她的演講之前，蘇珊．桑塔格還朗誦了美國著名女詩人Marianne Moore（一八八七—一九七二）的一首紀念母親的詩——在一首題爲〈臉〉的詩裡，女詩人把相片中的母親的臉說成是一種「回憶的攝影」。
……
真的名符其實，那天大會的最後一場等於是對巴特的全面評價。該場討論由耶魯 大學法文系女教授Naomi Schor主持。首先，來自英國Sussex大學的Geoffrey Bennington教授指出巴特的博愛思想之重要性──他說，最近有不少評論家認為巴特晚年完全沉溺於自戀中，但他不同意；他以為巴特關心的是現代人的主體（subject）問題，而非他自己本人。關於這一點，以上曾提到過的巴特友人Philippe Roger教授（現任職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所）完全同意。他以為巴特是用寫小說的方式來描寫愛的情感的；在這一方面，巴特簡直是把愛的寫作看成了個人的使命。換言之，他以爲寫作對巴特來說是一種無條件的奉獻。同樣，美國Dartmouth 大學的Lawrence Kritzman教授則強調巴特的「悼念」寫作──首先巴特把喪失母親的失落感化爲記憶的功能，然後再進一步把它轉化爲寫作的慾望。Kritzman 以為這樣的寫作過程與小說家普魯斯特的經驗十分相似；普魯斯特也是因為思念逝去的祖母才開始想寫那部〈追憶逝水年華〉的小說的。足見「悼念」與文學創造息息相關。然而，布朗（Brown）大學的法文系教授Pierre Saint-Amand 卻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巴特的寫作美學。他用一個別出心裁的名詞——即「懶散詩學」（Poetics of sloth）——來形容巴特的寫作態度。一般人總以為那個著作等身的巴特整天都陷入苦苦的寫作煎熬中；事實上，Saint-Amand以為巴特是以一種「懶散」的心情和靜觀的態度來進行人生觀察與寫作的。「懶散」是一種自由的心態，唯其自由所以才能保持對寫作的嚮往與沉溺。寫作不一定要有什麼重要的事件（events）作為背景，例如巴特的〈巴黎之夜〉寫的完全是一些似乎不甚重要而又隨時到來的感受與遇合（incidents）。然而就因為如此，那種隨遇而安的經驗才更加給人一種純粹的美感。
最後這場討論特別吸引人，在那個聽衆滿滿的大禮堂裡，我發現每個講員都在應接不暇地回答問題。我抬頭望望窗外，看見外面的天早已黑了，但仍不見有人離開會場。我看看錶，離原定的結束時間，已超過一個多鐘頭了，但聽衆仍依依不捨，還在不停地發問……
會後我告訴主持人布魯克斯，這個會開得十分成功。這四場討論好像是四場「讀者」閱讀大會。雖然「作者」已逝多年，但所有「閱讀的愉悅」仍舊圍繞著那個偉大的經典作家：羅蘭．巴特。
——原載《聯合報副刊》，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十一日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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