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之〈新感覺派的詩學與政治〉

續讀劉吶鷗。

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讀到彭小妍的一篇文章，正是與劉吶鷗相關，再次找到認識這位「新感覺派」作家的機會，以下摘要分享。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81678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下）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作者：王德威
原文作者：David Der-wei Wang
譯者：王德威等155位作者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1/01/30

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策畫主編
歐美、亞洲、中國大陸、香港、台灣155位學者、作家執筆，184專文探索近四百年時間軸線的歷史、文化、文學議題與現象。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是英語學界「重寫中國文學史」的重要突破。共分上下冊，上冊從1635年〈現代中國「文學」的多重緣起〉到1949年沈從文〈從精神病院到博物館〉；下冊從1949年〈時間開始了：大躍進〉到2066年〈科幻中國〉。

【Excerpt】
〈新感覺派的詩學與政治〉

1940年9月3日
劉吶鷗在上海一飯店被槍殺

劉吶鷗（1905-1940），生於台灣、日本受教育，為上海「新感覺派」領袖人物。1940年9月3日在上海一間飯店出席慶祝自己繼任《國民新聞》主編餐會時，遭身分不明者槍殺。該刊前任主編為同一文學團體的作家、電影導演穆時英（1912-1940），兩個多月前在任上被暗殺。
《國民新聞》是汪精衛（1883-1944）的南京政府——一個與日方合作的傀儡政權——所屬新聞機構。兩案兇手是否有關？或為同一組織唆使？成為一樁懸案。或以為是日本人懷疑劉吶鷗為中國國民黨雙面間諜（或地下黨成員）而下手，或以為劉與日本人勾結而被國民黨所殺。新感覺派成員施蟄存（1905-2003）則認為劉是因賭債為杜月笙（1888-1951）幫派解決，各種推測似乎均理據充足。劉吶鷗曾是汪偽政府中央電影攝影編導主任及編劇組長，1937年拍攝了一部反日電影《密電碼》，也為幾家左傾電影公司拍攝影片，包括1936年《永遠的微笑》（該片由著名女星胡蝶〔1908-1989〕主演），1937年《初戀》，1940年《大地女兒》，此部電影改編自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的小說《母親》（Mother）。劉吶鷗1939年加入日本亞洲發展委員會所成立的中華電影公司，身陷半殖民地的複雜政治，自然如履薄冰。他的早逝其來有自。
劉出生於日據時期台灣一個地主之家，就讀台南長老教會中學，1920年轉入東京青山學院高中部。1926年春天，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該校高級進修部英文專業，隨即前往上海，進入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在那裡認識了戴望舒（1905-1950），施蟄存和杜衡（1907-1965）。這幾位青年才俊日後與劉吶鷗皆以新感覺派聞名於世。這個文學團體以其現代主義傾向著名，在當時上海左、右翼兩個現實主義文學為主流的文學界占一席之地。
劉吶鷗以平庸，帶有無產階級意味的小說開啟了他的文學生涯。1929年他自費開書店，直到國民黨查封之前，一直是左翼文學菁英的聚集地。厭倦無產階級小說的強調內容、輕忽形式，他很快轉向現代主義。文學評論家、也是劉吶鷗的同輩樓適夷（1905-2001）曾經批評他的文藝小圈子，並銳利指出在1931年，這個小團體的創作僅僅是「把日本的新感覺派搬運到了上海」。事實上，劉吶鷗和他的同仁當時尚未以新感覺派自居。然而，到了1934年4月，《婦女畫報》主編、漫畫家郭建英（1907-1979）接受了這一標籤，並提到：「黑嬰〔1915-1992〕先生是中國新感覺派的新成員。」其時《婦女畫報》已經成為此文學團體的月刊，集照片、漫畫和「掌上小說」（palm-of-the-hand stories）為一體。掌上小說是一種微型小說，以日本新感覺派作家橫光利一（1899-1972）的創作著稱，集中描寫摩登少女奪目的性感形象。
事實上，掌上小說的始祖並非日本作家，主要「師承」自法國現代主義作家莫朗（Paul Morand, 1888-1976）。掌上小說法語寫作「conte」（故事），通常以一位時髦男性作為敘述者，他可視為作者的分身，頻頻挑逗性感的年輕女性；女方則開放熱情、任性多變，熱中折磨她的追求者。劉吶鷗在1927年的日記中表明，這種敘述體，其實揭示了花花公子的思維模式。他對妻子的看法顯示了他的女性觀，劉吶鷗的妻子是他的姨表姊，長他一歲。1922年，劉十七歲便步入婚姻。他對婚姻的不滿一部分緣於「封建殘餘」的包辦婚姻，妨礙他的現代情感；一部分出於雙方教育背景和個性的差距。當時大多數女性接受私塾教育，他的妻子亦然。因此，在日記裡他曾抱怨妻子的日文程度不佳。1927年4月，他從上海返鄉參加祖母葬禮，在一則日記中，他又將妻子視為紅顏禍水的女性象徵。總之，劉吶鷗自身流露出一種根深柢固的男性沙文主義和厭女傾向。他貶抑要求燕好的妻子是吸取男性精血的「吸血鬼」，一如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詩集《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中〈吸血鬼〉（Le Vampire）一詩所述。對於劉吶鷗來說，女人沒有真實的情感和愛情，她們需要的只是性，她的力比多往往是男性墮落的主要根源。在花花公子的詞彙表裡，男性是理智的象徵、精神的王者，而女性則代表著性和肉體的歡娛。對於劉而言，女人只有兩個與身體相關的功能：繁衍子嗣和性愛。
一方面，這個公子哥兒有著無可救藥的厭女症，他認為女子智商低下、不可信任；另一方面，他又迷戀於女體和裝扮，視之為現代性的精華。在劉吶鷗的日記裡，我們看到他持續穿梭上海街巷，流連於一家家的咖啡館和舞廳，馬不停蹄尋找著符合他品味的女性身影。這些女子宛如波特萊爾〈給一位過路女子〉（To a Passer-By）中的過客，或是在咖啡館和妓院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她們有著同樣的特質，是一種強烈的欲望，希望從觀看她們的對象引逗出遠遠超過她們自身的激情。對劉吶鷗來說，這些女子正是波特萊爾詩中所謂的「善變美人」。波特萊爾的標誌美學「la modernité」（現代性），在劉的日記中出現兩次，都與賣淫者相關。一次描寫妓院中一名等待他光顧的年輕妓女，嘆息道：「啊，我飢渴的心啊！啊，真想把他半透明的眼睛吞掉，那現代性的面影！」1927年11月27日的日記中，這個詞彙又再一次用以描述一個不知名妓女的眼睛：「我選擇了她，因為她眼中的現代性。」在這浪蕩子的凝視下，一個渺小的賣淫女，傾刻間成了現代性的象徵。
劉吶鷗的上海歲月確實有如花花公子一般。雖然十二歲面臨父親亡故，但母親提供充足的資費，他連續在上海開了兩家書店，且自費發行雜誌和書籍。一九三〇年代早期，他甚至在上海投資房地產。他建房提供從台灣遷來的家族居住，還出租給戴望舒和穆時英，餘下空房則租給日本房客。此外，他還在商業區買下幾乎一整個街區。據說他過世後，母親和妻子因上海的房地產而陷入嚴重糾紛。
劉吶鷗和文學同仁一起工作、遊樂，白天經營書店，晚上頻繁出入舞廳和妓院。他的探戈舞步令人嘆為觀止，舞客停下舞步，騰出空間讓他盡情表演，「舞王」綽號不脛而走。他定期練習跳舞，並依照《來學跳舞吧》（Apprenons à danser）、《現代舞步》（Danses modernes）和《跳舞守則》（Dancing Do’s and Don’ts）等舞蹈指南學習。他與來自台灣的親朋關係友好，經常聚會且任他們自由出入自己的公寓。如他訪問東京時在那裡就學的弟弟、台南長老教會學校同學以及台灣白話文學運動的著名倡導者黃朝琴（1897-1972）。
1928年，黃朝琴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僑務局。劉吶鷗與黃相識後，經常相約餐館聚談、泡舞廳和搓麻將。其時上海遭受內戰及外軍入侵的威脅，及時行樂的思想蔚然成風。儘管生活方式浪蕩糜爛，劉吶鷗對於文學事業卻極其認真。除了寫作短篇小說、發行文學雜誌外，1928年他翻譯出版了一卷日本無產階級和新感覺派作家的作品集，包括林房雄（1903-1975），中河與一（1897-1994），橫光利一和片岡鐵兵（1894-1944）。1930年，他由日譯本轉譯了俄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弗理契（Vladmir Friche, 1870-1929）的著作《藝術社會學》（1926）。自此他改變事業方向，成為中國最早的嚴肅電影理論家。與左翼電影理論相反，劉吶鷗認為一部電影的成功並不取決於內容，而是處理和改編主題的方式。也就是說，重要的是形式，是藝術的自主權。1932年，通過閱讀法語文獻，他寫了一篇名為〈影片藝術論〉的文章，分析俄國導演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e, 1893-1953）和維爾托夫（Dziga Vertov, 1896-1954）的蒙太奇和電影眼睛論（kino-eye）。1933年，他創辦了《現代電影》雜誌，刊載一系列關於電影技術的文章，如節奏、視角和鏡頭位置。
《現代電影》很快引發了一系列論爭，如「軟性電影和硬性電影」之爭，最引人注目的論爭者之一是左翼影評家唐納（1914-1988）。這場論爭由劉吶鷗來自台灣的友人黃嘉謨（1916-2004）所引發，他在一篇文章中稱左翼的「革命電影」充斥著無意義的口號和教訓，讓柔軟的電影膠片都「硬化」了。他強調電影的基本功能是娛樂，「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劉吶鷗和他的現代主義團體就這樣高舉藝術自主的大旗，將他們的文藝美學置於紈絝主義的形式中。他們關於電影的娛樂性理論也與無產階級的政治美學截然不同，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
劉吶鷗生於殖民地台灣，卻成名於上海，甚至死於上海。直到半個多世紀後，台灣才承認他的文學地位。1997年夏天，當他的家人將劉1927年的日記交給我時，還不確定是否「安全」或內容是否適合公開。台灣解嚴後十年，劉吶鷗的二女兒談起父親被謀殺的事件仍感不安。他的家族於暗殺事件後不久返台，此事一直是家族的禁忌。從七歲起，她已深刻地感受到震驚和恐懼，這種感受歷經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直至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仍榮繞不去。1997年夏天,她依稀憶起母親描述父親在一九三〇年代上海文學圈和電影業中的活躍，但直到2001年父親的五卷本全集問世前，她從未知曉父親的文學地位和重要性。

參考文獻：
彭小妍、黃英哲編譯《劉吶鷗日記集》(台灣，台南縣文化局，2001年)。
康來新、許秦蓁合編《劉吶鷗全集，上冊》(台灣，台南縣文化局，2001年）。
Peng Hsiao-yen, "A Dandy, Traveler, and Woman Watcher: Liu Na ou from Taiwan," in Dandyism and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The Dandy, the Flaneur, and the Translator in 1930s Shanghai, Tokyo, and Paris (London, 2010), pp. 22-58.

彭小妍 撰，盧冶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