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李歐梵的《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

回顧這些文章所展示的學術研究歷程，我發現自己的興趣雖然很廣，然而還是沒有越過兩個主要的研究領域：晚清和五四。這兩個領域，在理論上如何看待？我從來沒有仔細思考過。最近王德威為了紀念五四一百週年，寫了一篇短文，提出一個弔詭的命題：「沒有五四，何來晚清？」顯然是對他自己多年前寫的另一篇文章「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回應。這兩篇文章彼此呼應，構成一個極具啟發性的雙重悖論。王德威有意「打破文學史單一和不可逆性的論述」，他借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0-1942）的理論，把這兩個「歷史節點」並置，做弔詭式的互相駁詰：「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個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視為現代的開端。」他又在句後加上問號，要我們特別注意複雜多端的「問號語義學」。這兩個挑戰性的命題，是從一個當今的「後見之明」的角度提出的，從「是否」問到「何來」和「何以」，已經超越實證性的研究而進入「後設」性的話語論述（discourse）。
……
——李歐梵，〈自序〉

面對李歐梵的《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這部大作，能夠整理提供什麼樣的書摘呢？
原本對於〈晚清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新課題〉、〈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這幾個章節抱有濃厚興趣，但每一篇都是落落長的文論而讓人難以切割。

最終，我選擇分享〈重探五四時期的新詩和舊詩——以胡適、徐志摩、郁達夫為例〉這一篇，並重點摘要個人相對較不熟悉的郁達夫，這或許又是一條未來可以展開的閱讀軸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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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
作者：李歐梵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11/27

內容簡介
《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收入李歐梵近年關於「現代性」的研究。冠以《現代性的想像》之名，是彰顯李歐梵一以貫之的「現代性」之內在理路和複雜意涵。本書以兩個主要的研究領域，晚清和五四為主，收入十四篇文章（外加一篇訪問稿），例如關於晚清翻譯的近作，包括重探林紓翻譯哈葛德和司各德小說；重探郁達夫的小說和徐志摩的新詩，這兩方面的研究並置在同一本書中，大致照著歷史的連貫性次序，可視作李歐梵個人研究歷程的過去和現在的一個總結，一個自我反省和自我駁詰的記錄。

作者簡介
李歐梵
1939年生於河南，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印第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大學，現為哈佛大學榮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中英文著作有《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鐵屋中的呐喊》、《中西文學的徊想》、《狐狸洞話語》、《現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世界之間的香港》、《我的音樂往事》、《人文今朝》等數十種，並出版有長篇小說《范柳原懺情錄》、《東方獵手》。

【Excerpt】
〈重探五四時期的新詩和舊詩——以胡適、徐志摩、郁達夫為例〉

這篇文章是為了紀念五四一百週年，也是為了還一個小小的個人心願。我在大陸出生，在台灣長大，在新竹念中學，記得初中國文的課本中就有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和晚清小說《老殘遊記》的一章，至今記憶猶新。此次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邀請我為新成立的潘寶霞女士中國文學講座做兩次演講，潘女士來自台灣，是丘成桐教授在香港培正中學的中文老師。這個意義十分重大，至少對我而言是無上的榮譽，因為我一向是丘教授的仰慕者，也算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
與丘教授的這一段因緣，也令我想起我的那位新竹中學啟蒙老師，名字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她用略帶山東口音的國語帶我們讀朱自清，後來（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也讀了幾首新詩，包括徐志摩的作品。自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把徐志摩作為我的「感情」導師，到了大學時代，雖然學的是外文，想走外交官的道路，但心中湧起的卻是徐志摩式的浪漫激情。後來到美國留學，仍然念念不忘，最終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討論五四浪漫一代的作家，主要人物就是徐志摩，另一位是郁達夫。半個多世紀以後，再重讀論文，真是不忍卒睹，汗顏之至，然而也引起我重探和自我檢討的念頭。因此我的演講也特別以胡適、徐志摩和郁達夫為例，但思考的方向和分析的方法當然和我早期的不同。

……

三、郁達夫
翻看中國現代文學史，新詩的發展和舊詩是同步的，換言之，舊體詩並沒有完全被新詩所取代，幾位著名的新文學的作家，如魯迅和郁達夫，除了寫白話小說之外，一生都寫舊體詩，而且也為人稱道。魯迅寫過幾首新詩，但讀來猶如警句式的散文，內含故事，例如最早在《新青年》刊登的〈他們的花園〉和〈人與時〉，還有稍後的〈我的失戀〉，這些新詩和他的舊詩比起來，高下立見，即使是他在日本做學生時期寫的舊詩，都氣概磅礴，此處不必引述了。魯迅和郁達夫的個性和創作方向都很不同，然而兩人惺惺相惜，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們都喜歡寫舊體詩，而且互相唱和。但郁達夫的例子更特別，他從幼年就開始學古詩，看了不少李義山、溫飛卿、杜樊川、陸劍南、元遺山、吳梅村、錢牧齋和黃仲則的詩作，下的功夫很深。他到日本留學，依然寫大量的舊體詩，而且在日本的同人雜誌上發表（日本當時也有不少中文詩社，定時聚會，互相唱和），甚至把日本的異國風情也寫入舊體詩，名曰「日本竹枝詞」，饒有風趣，且引一首：

黃昏好放看花船
櫻滿長堤月滿川
遠岸微風歌婉轉
誰家蓬底弄三弦

這首竹枝詞寫得很工整，更引人注目的是裡面的風景，美輪美奐。我曾遊覽過京都，適逢櫻花季節，親眼看到「櫻滿長堤月滿川」的旖旎風景，也聽到「遠岸微風歌婉轉」的餘音，郁達夫把這個良辰美景放在看來平凡的詩句裡，韻味無窮。如果我們用胡適的白話文來寫，是否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然而郁達夫的舊學根底並沒有阻礙他在新文學方面的成就，無疑也為他提供了一個抒情美學的資源，另一個資源則來自德國浪漫文學，後文會詳論。我們再看一首郁達夫在日本寫的舊詩，作於一九一九年，恰是五四運動的那一年：

〈窮鄉獨立，日暮蒼然，顧影自傷，漫然得句〉（一九一九）

日暮霜風落野塘，荒郊獨立感蒼茫。
九原隨會空真士，一笑淮陰是假王。
我縱有才仍未遇，達如無命亦何傷。
只愁物換星移後，反被旁人喚漫郎。

這首詩的主題是懷才不遇，在異國窮鄉，益感獨立蒼茫，顧影自傷。這個主題是中國文學傳統詩詞的典型主題，只不過郁達夫把它移植到一個現時的異邦。他寫這首詩的時候，可能正開始構思他的小說三部曲：〈沉淪〉、〈南遷〉，和〈銀灰色的死〉，他在這三篇小說中，把這個懷才不遇的主題「現代化」，變成一個現代青年的憂鬱病（Hypochondria，而不是當今的depression）的解剖，他說《沉淪》三部曲描寫的是一種「現代人的苦悶」，然而我認為這個角色的懷才不遇的原型並沒有變，不過加上了很多現代性的變奏。這三篇小說，最受讀者歡迎和研究者注意的是〈沉淪〉，因為內容大膽，牽涉到男主角在日本所受的性苦悶，以及他在異國受壓迫而萌生的民族主義。然而很少學者注意到這篇小說結構中詩的成分。故事一開始，這位中國青年就拿了一本華茲華斯的詩集，在大自然的田園緩緩獨步，一面自言自語：「這裡就是你的避難所」，自憐的情緒油然而生。他含著眼淚讀兩節詩，原來就是前面提過的華茲華斯的名詩：〈孤獨的收割者〉：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然後他又把這兩段翻譯成中文，這種寫法倒是五四新文學的創舉，但用意何在？把大量的英詩和詩人的典故放在小說裡，似乎和寫實主義的要求不合，我反而認為作者故意要建立一個田園的場景，襯托出這個故事的浪漫主義的氣氛，這也是一種抒情的寫法。詩的分量加強以後，情節的重要性就滅低了。在另外兩篇小說中，這個傾向更明顯，用原文引用的西洋文學典故更多，三篇總共有一百多處，而引用的不只是英國詩，更多的是德國浪漫文學。我曾寫過一篇長文討論〈南遷〉中所挪用的歌德小說《威爾漢麥斯特的學徒生涯》(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的架構，特別是內中最著名的〈迷娘〉那一段。最近有兩篇學術論文也在研究這個引用結構的意義，分析得更為深刻。歌德的小說被公認為是所謂成長小說或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的源頭，郁達夫大膽引用了這本名著，顯然證明他的德文功夫十分了得。據學者考證，他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學堂學了三年德文，成績優異，可以和德文老師用德文對答如流，我估計他的德文讀物中就包括這本書的選段。德國的浪漫主義和英國的不盡相同，雖然都注重大自然，但德國浪漫主義更將之發展到了一個神祕的境界。在小說方面，十九世紀的德國小說也遠較英國小說有詩意，小說中引用詩詞幾乎變成一種慣例。郁達夫後來翻譯了不少德文詩和德文短篇小說，而他最欣賞的德國作家，都是出自這個傳統。如果做一個比較文學的試驗，我們可以把施篤姆（Theodor Storm, 1817-1888）的《茵夢湖》（Immensee，郁達夫曾為之寫序）拿來對讀，內中的田園景色和人物內心的波動是連在一起的。這種寫法，特別是直接把引用的外國詩詞置入小說的情節中，甚至帶動情節和人物，乃郁達夫所獨創，後來失傳了。如今還有哪位小說家會直接引用德文？中國當代作家的外文修養，一般來說，都比不上五四那一代。
此處我關心的不是小說結構分析，而是詩和敘事之間的微妙關係。郁達夫寫舊體詩，但也喜歡讀德國和英國浪漫主義的詩，這兩種文體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在郁達夫的作品中我依然感受到其內在的聯繫，如果要仔細分析這個「跨文化」的抒情傳統，必然大費周章，目前我做不到，只能點到為止。郁達夫所繼承的這個德國抒情傳統，其關鍵性的主題有二：大自然的田園風光（和因而帶起的鄉愁），和一個孤獨者的形象，也是一種浪漫主義詩人的化身。郁達夫從外國文學中借用了一個名詞：「零餘者」，來描寫他自己，這個名詞源自俄國文學，但內涵更接近德國文學。一九二四年他寫過一篇散文，就叫作〈零餘者〉，文章開頭就引了四行德文詩，自己翻譯成中文：

袋裡無錢，心頭多恨。
這樣無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時始盡。
啊啊，貧苦是最大的災星，
富裕是最傷的幸運。

這四行詩不知出自何典。文中又引了一首英文詩，卻是典型的田園風景：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s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這四句出自格萊(Thomas Gray, 1716-1771)的名詩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最後一行郁達夫特別喜歡，覺得是自己心情的寫照。於是他感嘆道：「我是一個真正的零餘者！」「的確是一個零餘者，所以對於社會人世是完全沒有用的。A superfluous man! a useless man! superfluous! superfluous!」我在《中國現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一書中提到，這個典故出自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 1818-1883）的一篇小說，然而我沒有顧及郁達夫引用的德文和英文詩。其實這篇文章並不完全是他當時生活的寫照，因為那個時候他在文壇上已經頗有名氣，是創造社的一員大將，早已結婚生子，對於家庭和社會並非無用。然而他在二○年代寫的文章有多次把自己形容為無用的零餘者。如今重讀，才略有所悟，原來這是一個文學上的姿態，和他舊體詩中懷才不遇的主題一脈相承。最近在一本郁達夫的舊詩選集中無意發現一首他寫的德文詩，可能也是這個時候寫的，並由他的好友郭沫若譯成中文，原名是“Das Lied eines Taugenichts”，郭沫若把它譯為〈百無聊賴者之歌〉。譯文如下：

他在遠方，他在遠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鐘遠遠一聲揚！
不知來何從。
只有一聲，確是只有一聲，
嚮往令我心深痛
煩悶，煩悶
我在十分思慕君

這首德文詩本來也是有韻腳的，在譯文的前段表現了出來。然而內容似乎有點零散，前段呈現一幅田園美景，但「晨鐘」的典故則來自德國文學，後段又出現「嚮往令我心深痛」和「苦悶」的字眼，似乎與前段的田園美景的氣氛不合，最後一行「我在十分思慕君」（Ich sehne mich sehr nach dir），思慕的「君」（德文原文是dir）指的又是誰？妙的是前後兩段恰好又印證了德國浪漫主義的兩大主題：田園風光和主人公的心理煎熬，只不過在郁達夫的（德文）筆下有點勉強。我比較好奇的反而是詩的題名：郁達夫用的是Taugennichts這個字，嚴格來說郭沫若的譯名「百無聊賴」是意譯，這個德文字的原意是「一無是處」（英文叫作good-for-nothing），較「懷才不遇」的意指更負面，我猜為的是更接近郁達夫的心態，其實郁達夫散文和小說中的零餘者，大多是一個漂泊不定的人物，到處流浪（流浪又和漫遊的意義頗為相近），如此類推下去，我不禁好奇：這個Taugenichts 在德國文學中另有所指，但典出何處？於是向一位德國學者請教，他認為郁達夫的這首德文詩只能算是習作，但題目卻令他想起一本德國文學名著：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一個一無是處的人的生涯》），作者是艾辛朵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這本中篇小說（Erzahlung）的主人公是一個年輕的流浪者，他從德國流浪到義大利，又從義大利回到維也納，他的經歷沒有歌德的威爾漢麥斯特那麼複雜，但主題相似，是一個「成長小說」和「流浪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的混合體。郁達夫也可能讀過這本小說，而將之改頭換面，變成自己小說中的「零餘者」？
也許我的推論有待繼續考證，然而我要強調的是：郁達夫一生對德國文學念念不忘。他後來還為中華書局擬了一個歌德以後的德國文學書目，總共有十五位作家，著作數十種，從歌德一直到二十世紀之交的胡戈・馮・霍夫曼史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阿爾佛萊德。德布林（Alfred Doblin, 1875-1929）、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 1884-1968），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 1871-1950）他的兄弟湯瑪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的名字最後也出現在郁達夫的後期文章之中），他的德國文學修養，令我肅然起敬。我們回顧他的後半生，倒真的是漂泊流浪，從杭州到福建，日寇逼近，又不得不流浪到南洋，他的後半生變成了一部「流浪者」小說，他晚年在新加坡和印尼寫下不少動人的舊詩，這位「零餘者」和「Taugenichts」終於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且看他被日本憲兵處決前不久寫的這一首詩：

〈亂離雜詩（十二）〉（一九四一）
草木風聲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經灘。
地名末旦埋蹤易，楫指中流轉道難。
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飢寒。
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

這首詩可以作為他死前心情的見證，我們在其中感受不到任何「百無聊賴」或「一無是處」的自憐，心情反而寬廣多了，而且回應了他早期從德國浪漫主義汲取的「零餘者」模型，他的「懷才不遇」的感嘆也不見了，反而覺得「天意似將相遇」，精神悲壯。郁達夫曾經為徐志摩的英年早逝寫過一首悼亡詩，如果二位詩人在天堂相見的話，不知徐志摩會回他一首什麼樣的詩，詩中也許會引華翁那首有關「不朽」（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的名句吧？

*本文是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主辦潘寶霞女士講座的第一講（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改寫而成。原來的題目是：「傳統與創新：重談五四新文學」。內中有關傳統部分已經發表在《二十一世紀》二〇一九年四月號：五四百年專輯，頁三二-四八，題目為〈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其中也包括新詩的討論，但內容與本文不盡相同。在此要特別感謝丘成桐教授的支持和梅家玲教授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