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的側背包和毛長褲，攝影機無聲息的已經在錄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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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後

再度進入新聞圈工作

進入了電視台

還記得第一次的”偷拍”經驗，是在2004年初。

台北地院透露，某個市議員幫民眾逾期停車費銷單，卻被冒名騙錢，長官要我去找這個市議員作平衡報導。

 在前往市議會的路上，接到電話。

 “我知道妳採訪比較客氣啊！聽說XXX不會接受訪問，所以妳一進研究室，就要請機器開始錄了，要收一些聲音……膽子要大一點，不要怕！”

掛上電話，不禁皺起眉頭，打從心底排斥，不願意，但是要怎麼辦？

 但還是和攝影偷偷錄了一段影音………..

 市議員不在，無辜的助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因為這個案子是司法案件，我們不方便表示任何意見”。

 好心虛啊！我的冷汗直流，手在發抖

 回到辦公室，新聞順利播出，我交差了，但就是過不了自己這一關。

鼓起勇氣，拿出助理名片，敲了那10個數字。

 “對不起，今天做了錯事，偷偷錄了你的聲音，真的很抱歉啊！”

已經準備好迎接一頓罵了。

 “小姐，我還沒有看到電視新聞，但是沒關係，只要妳肯承認錯誤就好，現在有勇氣承認錯誤的記者很少了，希望妳能繼續保持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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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看這一段，我還是覺得臉紅羞愧，耳根發熱，

我不是清高者，我也相信長官是希望充實新聞內涵。

但是這段助理的訪問，根本毫無意義，因為他根本沒講什麼實質的內容，有需要用偷錄音的方式嗎？

但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下，似乎這類模式已定，我只能自我要求，電話訪問一定事先告知有錄音，對方不同意，絕對不播出。

這陣子換照風波，各家新聞台都繃緊神經，先不論新聞局箝制媒體的作法讓分明不屑，但是新聞的確乾淨多了，也清淨多了。

就在某一天，公司明文規定，禁止偷拍/偷錄/模擬/用針孔，

 同事私底下紛紛大聲叫好，但是質疑這種”自我救贖”的"懺悔"可以持續多久

突然有種喘口氣的感覺，真的不希望有一天，記者成為低道德標準的行業，而我會羞愧到說不出口自己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