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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才是活力唐朝起點(二)由玄武門至北司
2019/03/21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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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又打了5789個字,實在太長,不怎心看完就可以點三個玄武門四次血流成河玄宗開啟宦官上昇之路肅代德憲宗皫宦官掌樞密及軍隊小結

歷史大戲總是人演的,外在的行為代表人之所思所想,亦代表背後勢力之所圖,觀察一個主題,在不同時代的參與者角色變化,可以看出時代腳步的殘酷。

本小段重點是唐朝皇位繼承及宦官的上昇之路,以安史之亂為界,不能算是巧合,亂前亂後的皇位繼承都與「北」有關,亂前四次玄武門之變,玄武門即為皇宮北門,亂後玄武門未再登上歷史舞台,在皇位繼承說話大聲的是北司,也就是由宦官組成,以內侍省、樞密院、神策軍為中心的宦官集團,因為皇宮大內在城市之北,宦官本是做為侍奉皇帝起居的家奴,由其組成的機關被統稱為北司,相對於由大臣組成的政府機構-南衙。由玄武門至北司,因為皇宮在都城之北,所以皇位繼承始終與「北」有關,這是因皇宮所處位置造成的歷史脈絡,此脈絡由居北之位開始,演變成圍繞居於北方的所有「人」,都可執起皇位更替的導演筒。

由玄武門至北司,表示皇位不再是宗族內部說了算,必須得孚眾望的有力人士支持,才得以上位,就算是宦官把持,真正有把持力的宦官領導者,也會以大局著想,雖然其中摻雜個人私利,至少中唐以後的皇位爭奪,後人看到的是更多參與者,這是安史之亂後的唐朝在各領域都有的現象。

而「得孚眾望」代表的是皇帝是接近公器的尊位,不再是有實力者的囊中物,因為歷史環境及社會氣氛已向多元化及平頭化轉變,出身貴賤不再是說話大聲的唯一關鍵,李姓子弟不再有如唐太宗的強人,亦無開國功臣圍繞龍椅,再者安史之亂後,李姓子弟大多在內廷長大,沒有武將班底,所以皇位的遞嬗,自然會有最親近最有權勢的人參與,此亦為歷朝歷代的共通現象,而在中唐以後,有關皇位爭奪,即使是少數人的眾議,也是相對於以往的眾議。

三個玄武門四次血流成河

玄武門現已幾乎成了李世民的標籤,開國皇帝的太子都被親兄弟誅殺了,終唐之世,太子之位從來不是穩定的,玄武門因緣際會成了唐前期之關鍵所在,原因在於它的位置,更精確的說法是由此門進入大內,幾乎沒有縱深,此一無縱深或縱深不夠的設計千百年來沒有史家提及。在安史之亂前,共在三個玄武門上演四次軍事政變,其中長安兩個,洛陽一個,因為皇宮大內都在城市整體格局之北,北門都叫做玄武門,如圖1

1唐長安城 資料來源:蘇建榮著《白居易、歐陽修與王安石的未竟志業》

1圈起處是兩個玄武門,右上角大明宮是唐太宗貞觀八年所建,所以武德九年第一次玄武門之變只會發生在太極宮北的玄武門,套入Google地圖,玄武門至太極宮直線距離不到500公尺,縱然此門有重兵把守,又有防禦工事,但有了一次兩次,證明人事才是關鍵,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論述稿》提到玄武門守將常何被李世民收買一事雖是孤證,卻也不無道理,只要收買成功,銅牆鐵壁亦無濟於事

四次玄武門之變有三次成功,分別是第一次唐太宗上位、第二次武則天退位及第四次李隆基以藩王身份剷除韋后勢力等,總之都是為了皇位的李姓內鬥,當然大臣及武將的參與也很重要,但包括失敗的那一次(太子李重俊),主事者都是強勢的李姓子弟,陳寅恪的說法是此時期的「關中本位」使然,即整個唐朝是內重外輕,出了長安,以外的世界幾乎輕到可以忽略不計,掌握長安,即掌握大唐。安史之亂打散打退李氏宗族的勢力,一個胡兒都可以糾集武力進犯中央,宗族勢力消退,在皇帝身邊的宦官登場。

玄宗開啟宦官上昇之路

不論宦官被重用的原因為何,人與人之間,人與歷史之間,就是有如此多剪不斷的理,重點都在於「人」,試想那是沒有網路,沒有機械,資訊流遲緩的世界,訊息傳遞只靠人言口說,肅宗在靈武即位,玄宗是一個月後才得知[1],宦官做為皇帝身邊包辦小事的重要成員,眾多小事積累之下,主僕之間的信任自然超過那些每天見面時間不多,滿口之乎者也的士大夫。關在大內的皇帝,想要獲得外界訊息,除了來自大臣及全國驛站系統的正式管道外,很自然地先想到身邊最信任的人。

唐朝宦官由唐玄宗的重用高力士開始,再至肅宗的李輔國,起頭後即一發不可收拾,唐後期宦官長期主掌樞密院及神策軍,前者讓宦官掌握皇帝心中所想所願,後者讓宦官掌握武力,玄肅兩朝的宦官僅是個人受寵,代宗開始有了官職,其後發展為組織,這個過程是漸進的,此一脈絡其來有自,至少在憲宗朝以前,皇帝尚可以威信壓制,此時可視為北司養成期,穆宗以後的宦官勢力即完全失控。而在舊唐書中,「北司」一詞最早出現的年份恰好是穆宗長慶元年[2]

由玄宗先天元年至憲宗元和十五年,大約108年,一世紀左右,各位皇帝心裡怎麼想的?看看前朝有武后改唐為周,外有安史強藩作亂,身邊的人誰最值得信任?就是少了東西不可能奪位當皇帝的宦官,但這樣的解釋太貧乏,是只為結果找原因。放大來看,玄宗朝有許多打破常規的動作,重用宦官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其他還有節度使的建置、財經官員的任命[3]等,此二者的影響都在安史之亂後,再要問玄宗為什麼想在制度之外另起新灶?開元盛世不就好了嗎?就盛到底吧,不是如此。節度使的建置初衷是府兵制無法應付新的邊患,故以「使」職設置可以兼管軍政的地方官員,一切軍需委之處理,財經官員一開始也是以「使」職身份為之,代表時代已變,過去的軍事財政系統已無法應付新時代需要,玄宗只能在常規之外另想辦法,在玄宗個人而言,是否會認為原來所有事情都可以想辦法繞彎處理?

玄宗在宦官方面也有不同於前朝的做法,首先是打破唐太宗定下內侍最高級別四品的規定,玄宗朝宦官數量大增,成為「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餘人」[4],紫衣即三品,所以宦官多了,官階也大了,為什麼?舊唐書卷一八四還有一句話:「玄宗在位旣久,崇重宮禁」,即玄宗在位時間長(45年),且大肆擴張皇宮內院。首先在位太久不是好事,唐玄宗、明神宗萬曆,清高宗乾隆等,都久居高位,但沒有勤勉一輩子的人,更沒有日日如第一天當皇帝的皇帝,久了即尸位素養,蛀蟲叢生,遺禍後代。放大來看,這是慢性病,由緊到鬆,由窄而寬,在人類歷史屢見不鮮,即使在現代亦是,台灣由戒嚴到解嚴,大陸由閉關到開放,這是脈絡,是躲不過的宿命

縮小來看,兩唐書宦者傳前兩位都是玄宗朝的宦官,意即玄宗前各朝宦官都沒有留下正式記錄,這兩位剛好一文一武,首位是活到八十多歳,嗜殺無比的楊思勗,超過50歳才在唐隆政變中站隊玄宗,之後30多年南征北討,難以想像被閹的人還能如此威猛;其次就是聰穎的高力士,如:

則天嘉其黠惠,總角修整,令給事左右⋯⋯⋯⋯長六尺五寸,性謹密,能傳詔勑,授宮闈丞。[5]

高力士在武則天時期進入大內,此時應該是青年才俊,故「總角修整」,即顏值頗佳,武則天看順眼就留下來,又「性謹密」,意即小心謹慎,應指在細節上令主子放心,可見可被選中,進入皇宮服侍皇帝的太監,選才標準之嚴,難聽說法是擅察言觀色,好聽則是有顏值又細心。在玄宗只是藩王時,就追隨左右,在玄宗由藩王、太子、登位之初的多次軍事行動中,高力士出力甚大,不止如此,舊唐書高力士傳中尚提及15位宦官的名字,都是玄宗朝被委以重任者,最大尾的高力士,最後「重」到什麼程度?日後的肅宗,當時的太子,都要稱呼高力士為「二兄」,試想我是太子,要想知道老爸皇帝今天心情如何,只能有求於玄宗最親近的人,稱兄道弟是最有效的方法,太子都這麼做了,遑論朝野。演變成事無大小,悉先決於高力士,故玄宗說:「力士當上,我寢則穩[6]」,有高力士在,我就可安穩入眠了,人與人之間就這麼因為熟悉而親近,因為信任而放手,又因放手而寫下歷史

一切的昇平景象,被安史之亂打破,在亂中才能看到人心,皇帝狼狽出逃,宦官們跟隨左右,做為主子的玄宗,會不會有與之共患難之感?安史之亂戳破盛世,一切打掉重來,在任何領域的重建都會導致新勢力堀起,宦官也是。

肅宗至憲宗的宦官掌樞密及軍隊

肅宗至憲宗大約60年時間,扣除因病不能視事的短命順宗外,共有肅代德憲四位皇帝,加上玄宗,每位都有長安被佔出逃的記錄,所以他們與宦官間的情感、信任就這麼一點一滴地因戰亂共患難而累積。以下先列出此期間與宦官有關的事件:

皇帝

登位

得力宦官

宦官重大事件

肅宗

李輔國

李輔國

九路節度使討安慶緒,因各大將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以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

代宗

李輔國、程元振

程元振

董秀掌樞密用事

德宗

 

 

任用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監

順宗

 

 

 

憲宗

俱文珍

俱文珍、吐突承璀

任用劉光琦梁守謙為樞密使

1

肅宗還在安史之亂時期,戰亂中許多作為看來更像便宜行事,因為所有反應都必須解決眼前問題。以九路節度使大軍討賊,各位老大誰也不服誰,以致不設元帥,只好以宦官為觀軍使,就是監軍,此次應是臨時派遺,但監軍制度由此成為常態,所有制度的原始設計均有時空背景,不知兵事的太監若能知所克制,監軍亦無妨,但終唐之世,監軍在地方頤指氣使之例不勝枚舉。

代宗朝剛走出安史之亂的驚嚇,戰後一切都以復員為主,但積木已散,不可能百分百原樣復位,有關宦官的重大起頭是以董秀掌樞密,董秀在舊唐書中劣跡斑斑,都是因為他「掌樞密」,惜未有任一史書說明代宗為何在此時要有專人掌樞密,「樞密」是什麼呢?文獻通考如是說:

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7]

意即在皇帝與大臣之間傳達旨意,試想一國總統身邊亦必有如是角色,就是秘書長,其職務是溝通內外,但在唐代宗時期,此職開始交給宦官,可想見擔任此職者,必定在揣摩上意上達到100分,皇帝才能放心,結合稍早高力士「性謹密」的形容,圍繞皇帝身邊的太監大多反應機敏,足堪勝任。要問的是代宗為何在安史亂後有此一動作?代宗以前的皇帝與大臣之間如何溝通呢?

史料當然沒有如此細節,但可以推敲一下,唐前期中書省雖為宰相,但其實只是秉承皇帝意旨擬定文書,就是秘書的角色,貞觀中期以後才形成出令權,成為可以出具正式文書的宰相[8]。所以中書省到了這個階段,已然專業化,但出具文書之前,仍需要參贊機要的各方人士討論,再傳遞予中書省,中書省當然也是參與者之一。在代宗朝初期,可以看到多次不上朝的記錄,雖然機要會談不會在朝堂上,而是小型會議,至少代宗待在後官的時間,必定相對多於前朝,皇帝對於重大事件或戰略指導,只有交待可以完整傳達聖意的身邊人,董秀因而歷史留名,他因為執掌樞密,成為代宗權力核心之一,於是收賄勾結無所不來,「人」的問題再次突顯,是故在中書省專業化之後,代宗就需要有人在他與中書省大臣之間溝通,亦即在專業分工之下,必須重新制訂SOP,補足流程缺陷,而在萬事待舉之時,有才者就有機會,是否有德都不重要了。

由代宗至憲宗的樞密使都是有職無院,即只有職務沒有組織,在代宗朝本來只是一句話傳達給大臣的小職務,演變至只有宦官領袖可以擔任的樞密使,並且德高望重,必須達到「揣切必究,毫芒靡失」的程度[9],所以至少在憲宗朝以前,對於樞密使的要求是有嚴格標準的,如憲宗時的梁守謙為元和中興重要成員,是憲宗有意去除扶他上位的老宦官後所提拔,形成之新班底[10],梁守謙由翰林院使至樞密使至少十年時間,算是盡忠職守,也免不了小細節的劣跡,且憲宗沒看到,梁守謙在日後穆宗及文宗的登位都發揮其影響力。至遲在穆宗時,樞密院成立,分工更為精細,長官始終由宦官擔任,晚唐權力更大,主導宰相人事、皇位繼承等,五代至宋甚至擁有軍權,都是後面的事了。

除了樞密使之外,神策軍亦在安史亂後,逐步由皇帝自己人掌握。德宗上台後,前半期有意識地限制宦官,但後半期螺絲也鬆了,建中四年的涇原之亂,朱泚在長安起亂,德宗出逃,當時神策軍由白志貞統領,緊急時卻「無一人至者」,但有「內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此事件讓德宗深覺必須有效掌握武力,如何「有效」,自然是變亂中不離不棄的宦官,於是:

賊平之後,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乃置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為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11]

亦即一場禍亂,德宗心神慌亂之際,環顧四周,只有少了東西的不正常男人,還是他們最忠心啊,神策軍交給他們才最放心,不知德宗在將錀匙交出時,有沒有看著太監們的眼睛弱弱地問一下:「下次有事時,你會在吧?」由此至終唐之世,神策軍都在宦官手中。

德宗的一念之間是簡單的人性反應,大難臨頭時,所有遠水皆無用,只有足夠近的水才拿得出手,便宜行事之後的後果呢?再說吧。神策軍成為禁軍,不光是宦官有軍權而己,自此以後,所有禁軍武將兵員的大老板都是皇上身邊的核心人物,掌握預算,待遇較地方為佳,升遷較快等,都成了各方人士競相加入的引誘,同時經過至少兩次大擴充,神策軍在德宗朝達到至少15萬人的規模,15萬是何概念呢?根據《元和郡縣圖志》,京兆府在元和年間的戶數是241200,五口之家是1206000人,十口之家是2401200人,其實長安人口超過百萬在學界都算是高估了,就算百萬人口,在京畿四週駐防及養著15萬軍隊,亦是超出想像的多,台北市以250萬人口計,等於養著30萬軍隊,難以想像。神策軍從德宗以後即軍不成軍,因為成為禁軍後,給養豐富耍特權,打仗前,皇帝都要看宦官老大臉色,久無實戰經驗,成為擺設。

小結

北司就這麼形成了,以上只述及樞密使及神策軍的形成期,北司的另一組成-內侍省,負責深宮內院的吃喝拉撒睡,同樣也在玄宗朝大肆擴充,但相對於樞密使及神策軍,內侍省是本來就存在的機關,而樞密使及神策軍是從無到有,或由武將轉移至宦官手上,都是讓宦官在穆宗以後得以坐大到不可控的關鍵。

可以說肅代德憲四位皇帝都對唐後期宦官勢力坐大起了帶頭作用,每一次事件在當代皆只為了解決當時所需,現代話語是「有那麼嚴重嗎?」是的,鬆緊帶只會愈來愈鬆,鬆到不能用只能丟棄,再也回不來了,安史之亂仍然是這一切的源頭,讓一切鬆動,讓一切重來,讓新人站上歷史舞台。



[1] 據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下,玄宗是在天寶十五年八月癸巳得知太子已在靈武即位,此日為西元756812日,肅宗即位日期據舊唐書卷十肅宗本紀為天寶十五年七月曱子,相當756712日,正好一個月

[2] 《舊唐書》卷一六五,柳公綽傳第九段:「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為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

[3] 賴㙐和在《唐代高層文官》在第356頁指出由宇文融開始,在玄宗朝有五位財經官是毛遂自薦模式,獲得可以執行財經政策的使職

[4] 《舊唐書》卷一八四

[5] 《舊唐書》卷一八四

[6] 《舊唐書》卷一八四

[7] 《文獻通考》卷五十八,職官考十二

[8] 《唐宋史論叢》孫國棟著,20002月版,第41

[9] 《全唐文》卷七二四之《翰林院使壁記》,此文寫於穆宗初即位,列出了樞密使工作的重要性

[10] 《清流文化與唐帝國》陸揚著,20166月版,第97

[11] 《舊唐書》卷一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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