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教授震云道鉴：

 先生著书《一九四二》近日正为人乐道，晚辈作此信，亦为此事，实望先生能予阅及。

 先生著此书时早有表明，乃唤起国人遗忘之历史也，此意实好，然此书中之述，造成一般国人之所感，恐已非先生所愿。

 首言之，先生此书，曾有论者谓以「新历史小说」，但在对真实历史的解读上，应确系有夸大，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处理此事，虽有种种恶行，然绝非如先生所云之一味放任。先生如查历史，可知在北伐后当局于豫省曾有土地改革，重田赋整理、废除苛捐，更是由河南起，而发至全国「严令各省市永不再增加田赋附加」，晚辈早前曾就1949年之前的土地改革事业作以论文，而知史载截至1942年前，河南平均每亩税率已由改革前的0.30元，降为0.18元，较原率低40%（河南地方史志編輯委員會：《河南省稅務志》1995年），余想，即有此前因，当不至于一九四二旱魃为虐之时，全然不顾。先生文中记述，应有较大篇幅参考了当年直面灾荒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之《中国惊雷》，他其实是一位左派记者，对国民党毫无好感，稍后他所在的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与美国务院一同致力于使美国政府在战后对远东赤化问题采绥靖之态度，获得相当成功，不过就是白氏当时在现场所摄之影像，实也反应了一个事实，那便是当局确有救灾，想必先生早已看过那些照片，但不知是否有知照片背后的意义，此地余亦取一二，予以说明佐证：

1、下两幅白氏所摄照片，先生如细观察，可发现图中难民大多胸前佩戴一白色布条，此布条之意义晚辈多方了解，乃当时政府发予之难民凭证，凭此证可于一路之上获得政府救济：

2、当轴所设置之沿途卡点，为难民输送食物：

此两幅照片所显示之意涵，实为当时政府已就此事作出一定程度救灾行为，而似无遗弃不管之心理。蒋介石曾有写日记曰：「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此意当诚。

诚然，三百万同胞罹难于饥馑之中，不论事出何因、又有如何对策，作为政府都有无可推卸之重责，更重要的，当直视照片中灾民的眼神时，任何辩解都是无力的，故晚辈作此信，绝不是为与先生论史而来，亦绝不敢僇辱于百万受难于此之国人，也不会就当时政府救灾之不力加以翻案，只是望先生能知，先生执笔的本意，那股「毫不容情的批判」与拒绝遗忘的豪情，时至今日，恐已产生了先生亦不愿见及之效应，此种效应发酵于现实之中，概括而言，可归为两种如次：

其一，先生著文，余想当更具有深意，先生所要拒绝的遗忘，应不止1942，而是告诫国人不忘过去一切的苦难，但晚辈想先生定也察觉，当先生在笔下天马行空、毫无节制的阐述一九四二之时，却只能透过一种影射的手法，来暗示1942之后发生在中国土地里的苦难，这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亦表现史学论述之中：当一执笔者可毫无顾忌使用白修德口说中1942有300万同胞不幸罹难的数据时，却只能对1959~1961那三年的那个数字，语焉不详，以至于到了今天，很多人还在说，那三年也许没有死很多人吧——《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主编便曾公开如是说。我想这种说辞，先生是绝不会认同的，因为这种论点，实亦是在否认1942的那百万冤魂，故晚辈不能不指出的，当先生努力将著述《一九四二》的本意告诸国人的时候，许多国人却并没有领会此中对历史当持崇敬、反思的深意，因为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并无1960年代，或许曾模糊的听过「三年自然灾害」这一组词，但绝想不到那三年根本不是「自然灾害」，更遑论1975年，因为某位高层正在打桥牌，而延误了河南板桥水库的救灾，若是相较之下，1942看起来倒才是真正有种种「自然灾害」的外因。

在历史上，河南总系一块不幸的土地，先生的《一九四二》，无疑是要为豫人作一呐喊，但此种呐喊，碰撞到当下的现实时，是否还能振聋发聩？凭史而论，1942之事，当时的媒体有过报道，虽不见其详，亦遇有初为当局查禁之恶行，但总归是有过文字记载的，白修德有亲赴豫查证之念，便是他读至《大公报》社评后所萌生，当时政府的敌对者毛氏，远处延安，但他在1944年11月18日委托他人所作的宣传演讲中，也提到河南的不幸，并将以往河南人以往所说「水、旱、蝗、蹚」中的「蹚」，引申为「汤恩伯」；又或以事实来看，河南的1942，在1949年后的史界也绝非遗忘之事，光晚辈能查及的文献论文，即有百篇余，先生著作所曾参考的《中国惊雷》，亦早早在《一九四二》首次面世之前的1988年，已有公开贩售之中译本，那么按理说来，河南过往的不幸，已是上下皆知的事情，本该在那个政权退出中国舞台的1949年后是要一日好过一日了，但1960亦或1975的发生，似乎反而发生了一种逆向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1942的时候，外界虽有压力，总算还能够有人进入灾区调查事实、而灾区的百姓也能够自由逃难，这看似的不幸，到了1960年，竟变成了一种侥幸、一种奢侈了，更可怕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只能把这几个年份当做谜，甚至要不停地辩论、反驳。诚然，或许对那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人物，当抱以较1942更为宽恕的态度——因为我们本就可以对那个已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权肆无忌惮一些，对现实的当下与未来的幸福更抱热诚一些，但是，当白氏《中国惊雷》中文版与先生的《一九四二》均已面世近20余年之后，就在去年，又是在河南，又是大旱，又发生了些什么呢？我想身为关心过家乡土地的先生，不会一无所知吧。或许我们可以骄傲的说，我们已在进步，至少不会死那么多人了，但为什么与先生和诸大德所要隐隐约约表达的，所要期待的事情，竟似乎有一些遥远，甚至反而被许多人拿来做感恩新时代的教材呢？

这不禁使晚辈想起两个曩日读及而始留于脑海之文段，一为北大教授周其仁在他的《自由何价》中写说：「那年月例行公事的忆苦思甜，一位老农声泪俱下忆到的历史上最苦日子，竟然就在1961年。这是什么样的诅咒？」；二为亲历中国漂泊年代的齐邦媛先生，在她的《巨流河》中反思：「……我的导师吴宓教授，以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缪教授的安全，并且亲自护送他到机场乘飞机赴香港。中央政府下令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执行捕人开枪者严办。武大六一惨案成了中共夺权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惨死的无数大学师生，又该如何控诉？」写到此地，余亦不禁自觉讽刺，因为齐先生这段话，在大陆版的《巨流河》中，也是删除了的。

承上所述，在1949年，中国历史毫无疑问的经历了一场断裂与重塑的过程，这只肖看看新旧两种史观对「封建」的理解便可知了，亦如河南之1942中，当时一味向中央瞒报，导致灾害发生初期政府未能尽力于救灾之最为罪魁者李培基、卢郁文二人，在1949年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协委员、爱国人士，成了座上宾，他们当年的罪便也一并转嫁到那个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与党身上去了，这难道不就是一种不公平的选择性遗忘与历史记忆的重塑吗？然而这重塑的历史，毕竟有太过拙劣的痕迹，所以当信息时代全面来临时，它不可避免的渐被瓦解，但是，当新史迭消的当下，旧史却亦不可能大张旗鼓的重构，更不堪的是，今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现实，毫不会使一正常人对良善这二字有百分百的信任，这便造成了吾国国人对于本国历史产生了种种怪象，信新史者有之，信旧史者有之，全然不信者亦有之，总之，是一种失了魂，以致毫无常识与知识，那么这也就很好解释，为何在民国时期，吾国国人尚知面对强权尤知反抗，而尤能期盼社会之进步，犹如钱穆在抗战时作《国史大纲》时所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如今却是产生一种虽为心惧实已渐为心死之态了，譬如今天大多数的国人痛恨官场的腐败，却又对此持一种普遍不过的心理暗示。而当先生在文中套用白修德旧论，渲染日军进驻拯救乡亲这一根本不存在于史实中的幻象时，已产生了一种恶质的社会思维，那即是已有许多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历史本有的温情，囿于现实与历史信念的毫无，而已近分崩离析之地步了，先生高居讲坛文丛，或许没有察觉，但晚辈却是看的清楚，以日前河南一抗战时期日军用旧时木桩工艺所造之桥为例，在未知是1949年前日军所建时，叫骂一片，称其为豆腐渣，而后，则连连称赞，当余看到众人附和说：「日军又赈灾、又建桥，似为一合格政府」之言论时，心境何其至痛。

本朝建政以来，从早年间的《金陵春梦》、到去年的《苦难辉煌》，这种意在稀释中国人旧史观的半小说半历史的书籍，已是不少，他们所展现的旧社会形象，已是够具体的了，但这种新史观，恐怕并未尽到它的本能，而使后来人能够以古为鉴、计过自讼，反而在不断的培养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轻佻与更大的遗忘、乃至断裂。以「美蒋关系」来说，今人时认如鱼得水一般，但事实上，在列强欺凌中国时代成长的蒋介石，对美国从无好感，他与美国人的交流，总觉对方是在「侮华」，连最亲近于国民党的魏德迈将军，亦被蒋视作如此，他曾写日记说「苏俄是阳谋，美国是阴谋，阳谋好过阴谋」，而美国对蒋亦确实总持偏见与利用，甚欲除之——这种状态，实际上现在中美之间仍在延续，但在断裂的历史下，已被忽略、改造，然而我们来观察历史的角度，究竟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又要通过何种的手段，才能发挥历史之提醒人心的作用呢？

晚辈此信，尚不知先生能否阅及，倘幸为先生读得，还望先生宥谅于晚辈之本性。晚辈之用心，万不在要使先生改变些什么，也非要与先生辩论些什么，只祈先生能抱持此种爱国爱人之志，更进于允执厥中，发挥于现实当下，毕竟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走到今日的地步，总该要有些说法，来砥砺人心。

肃此并敬

道安

学生 薛翛熙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