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馮小剛根據劉震雲的報告文學作品《溫故1942》改編的電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願，引起人們對這段歷史的關注和熱議。「溫故知醜，以史為鑒」，是媒體替馮小剛總結出來的拍片宗旨。

其實，電影面世前，來自這本報告文學的頗多「段子」多年來已常被人們提及和引用，譬如「日軍開進劉震雲家鄉放糧救災」「這次災荒導致中國政府大失人心，後來的河南會戰中日本僅用六萬軍隊，就殲滅了三十萬中國軍隊」「五萬中國軍隊被河南農民繳械」……隨著段子傳播越來越廣，它們倒像是其來源與真實性無需檢驗的史料一樣，經常被媒體引用和發揮，甚至依此構建出某些價值體系。文藝作品不妨虛構，不過，打著「以史為鑒」的旗號，還是需要做經得起檢驗的考據。

本刊為此請多位相關領域的長期研究者，各展其長，根據有據可查的史料試圖重構這場大災。誠如電影所言，國民政府當時的確存在反應遲緩及貪腐現象，但事實的另一面同樣需要被瞭解，包括當時並存於河南的日佔區、國統區、中共根據地三種力量各自經歷了怎樣的沖擊，包括災年中國的抗戰實況及其對大災的影響，包括災情披露及救災過程的真實經過，也包括電影及文學素材提供者—美國人白修德書寫歷史的全過程。

在多位國內著名民國史研究者眼中，這場大災以「這就是一場人禍」作結顯然有失公允，當年的中國有遠不為大眾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禍」結論的形成過程，是同樣值得探討的另一話題。

　　1942年，無論地緣政治、對日戰爭還是國內政局，無疑是令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變爆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裂，國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團結已難以為繼。

　　至1942年，中國沿海地區和大部分產糧區早被日軍佔領，財稅基地喪失過半。海外貿易斷絕，軍隊的彈藥武器和軍用物資奇缺。伴隨戰爭而來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情形不斷惡化，國家財政已到瀕臨崩潰境地。

　　1940年，因日軍進攻越南，中國陸上補給交通線—桂越線中斷。1942年5月日軍攻入緬甸，最後一條陸上補給線—滇緬線也中斷，日本完成對華軍事戰略包圍。

　　蘇聯為避免兩線作戰，抗戰前曾同意資助中國對日作戰，但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方承認日佔中國東北地區為「滿洲國」，日本承認蘇佔蒙古，隨後蘇援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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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樣內外極度交困的環境中，中國人民迎來了抗戰第五個年頭。所幸1941年12月爆發太平洋戰爭，美國全面介入二戰，蔣介石的「苦橕待變」戰略等來結果。可是美國援助中國抗戰需要交通線，海陸交通已被堵死，物資根本運不進來，僅靠中美開闢的「駝峰航線」空中運輸，對整個中國抗戰局勢僅是杯水車薪。

　　就在這一年，作為抗戰前線（戰區）的河南省迎來抗戰最慘烈的時期。連續兩年全境旱、澇、蝗災不絕，波及到冀南、晉東南、魯西地區，1942年中後期，災情惡化至極點。

　　河南當時處於日佔區、國統區、中共根據地三種力量犬牙交錯的狀態，三方地盤皆經受了這次大災的沖擊。

　　戰爭中的特大旱災

　　河南地界，屬北亞熱帶和暖溫帶過渡氣候，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高壓(幹、冷)和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濕、暖)的季節性位移，造成河南氣候多變，驟澇長旱特徵明顯，自古就是水旱災多發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餘年間，河南曾出現過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澇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發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發生；而1913～1948年間共有35年發生蝗災，幾乎每年都有蝗災記載，其中重大蝗災即有8次。

　　從明末到民國300年間，河南發生的三次特大旱災對人口與經濟造成嚴重損失。明崇禎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續時間長、範圍廣，災民「以樹皮、白土、雁屎充饑，以柿蒂、蒺藜、牛馬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繼，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緒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個廳、州、縣報災，「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餓死者近200萬人。

　　民國時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現大旱、特大旱災8次，1942年大旱尤為嚴重。

　　根據當時氣象資料統計，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較正常年份偏少4～6成。臨汝、禹縣、界首諸縣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發展至高潮，全省受害縣份就達74個，為歷史所罕見。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稱其為「光緒皇帝以來最嚴重的旱災」。

　　1943年秋，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在《河南省災情及救災情形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這次旱災「以第一、第五兩行政區所轄各縣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區所轄各縣次之。第一行政區以廣武、鄭州、尉氏、長葛、禹縣等5縣最重，密縣、汜水、新鄭、中牟、洧川、滎陽等6縣次之。第五行政區以許昌、臨潁、鄢陵、襄城縣等4縣最重，郾城、寶豐、郟縣、臨汝、魯山等5縣次之」，在其統計的5個行政區29個縣中，死亡人數共148萬餘人。

　　《新華日報》給出的數據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飢餓而死者約計在150萬以上，逃荒者約在300萬以上。」

　　這些數字應該都是不完全統計，確切的死亡人數因為當時河南三種力量並存的狀態，難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縣市已在日軍的佔領之下，作家劉震雲的故鄉延津縣所在的第四行政區，1938年3月已屬於日佔區。據粗略統計，至1943年底，有63縣淪陷，全省戰場面積達15萬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計的全省有300萬左右的人餓死，後來被廣泛引用。

　　抗戰時期，日軍佔據河南北部的安陽、南部的信陽以及東部開封等地，分別扼住了河南通往日軍佔領的基本區域河北、武漢、濟南等地的咽喉。

　　據中共根據地的記載：1942年後，大批災民離家逃荒，日軍為防止大後方和敵後根據地災民進入其佔領區，影響控制穩定，采取封鎖政策，災民無法向日佔區或經日佔區向外流動。同時，日軍為應對災荒，還將災民往大後方、敵後根據地驅趕，當時，被驅趕逃荒進入國共控制區域的災民不下300萬人，進一步加大了這兩個區域的救災壓力。

　　不過，對日佔區內部在災荒時的詳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雖然有相關研究者在日文網站上看到來源不詳地粗略提及日佔區內有過放糧救災舉動，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關文件中並未再見到日軍發軍糧一說。中文資料中，偽新河南日報社社長、偽河南省宣傳處長及省新民會事務部長邢漢三所著的《日偽統治河南見聞錄》中，對日佔區的賑災治蝗舉措有過相對詳細的記載。但在國內研究者對其的評述中，這些舉措被認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劉震雲對家鄉的記載屬實，倒是可以由此一窺日佔區（淪陷區）災民的慘況—只不過在報告文學和電影中，他家鄉的日佔區背景被誤認為國統區。

　　無論賑災狀況為何，在當時的中國，為支持戰爭，無論是大後方還是敵後抗日根據地，都因戰事所需無一不加強了對民間的徵發。抗戰時期，無論是前線還是後方，生產都出現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於戰爭帶來的破壞和過度徵發。河南處於對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軍的「掃蕩」和騷擾，人民負擔更加沈重，糧食徵發僅次於四川，在全國居第二位。可以想象當災荒到來時，失去抵禦能力的人們會以多快的速度陷於饑饉。

　　災情披露

　　災荒發生後，國民政府對災情預計不足，反應的確遲緩。

　　1942年初剛剛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雖然向中央政府報告了河南災情，但並未積極申請減免稅賦，反而要求授予鎮壓「奸佞匪盜鬧事」的緊急處分權。

　　河南屬於第一戰區，戰區司令蔣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陳情並指責地方官輕報災情、救災不力。但在劉震雲的作品與馮小剛的電影中，蔣鼎文與李培基二人的歷史角色和真實表現可以說是完全弄顛倒了。

　　當時，除了蔣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劉鎮華亦聯合眾多名流上書中央，要求賑災。

　　根據報告文學及電影裡的說法，災害消息被嚴密封鎖，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時代》週刊登載了豫災報道後，才引起中外關注，展開救災行動。不過，更為客觀的表述應是：白修德的報道，以外電的影響力推動中外更加重視災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壓力，無疑在推動救助活動擴大規模方面有功勞，但要說是他突破封鎖把災情捅破才導致救災卻不符合事實。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戰區采訪，也是獲得了軍方新聞審查機構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國國內報道、聽到記者朋友的說法以後，才於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訪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報》發表了題為《行政院決議救濟豫災》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報》登載了記者王工碧的《河南災荒目睹記》，總編輯王芸生還配發了長篇社論。至1943年2月1日，《大公報》記者張高峰的《豫災實錄》登載，再次披露河南大災中的慘烈狀況，第二天王芸生髮表了一篇《看重慶、念中原》的長篇社論。

　　《大公報》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處罰，倒不是因報道災荒和呼吁賑災，軍委會新聞檢查局給出的處罰理由是「攻擊救災弱點和戰時限價政策」，認為有打擊抗戰民心士氣之嫌。同年底，軍委會新聞檢查局給出關於災荒報道的注意事項—不得過度渲染，但對救災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報道一律給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軍事新聞審查部門的處置是否妥當暫且不論，但此事後來在傳播和引用中被無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為不准報道災荒的鐵證。其實在那個年代，軍事新聞審查制度並不是國民政府的發明。自一戰開始，歐美國家除了實行戰時統制經濟，還實行了軍事（戰地）新聞審查制度，涉及軍事、戰區甚至能影響戰爭全局的新聞報道均要送審，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須服務於戰爭全局。

　　二戰中，美國參戰以後，羅斯福總統於1941年簽署8985號行政命令，成立審查辦公室，任命美聯社資深記者拜倫·普雷斯擔任主管，負責全美軍事新聞、郵件、電訊的審查。美國記者基本都配合了國家的軍事新聞制度，鮮少有違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這種戰時軍事新聞審查制度，執行得都不算嚴格，針貶時弊、抨擊政府和官員的報道在抗戰時的媒體上隨處可見。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記者和譔稿人大量湧入中國，其實很多記者並不遵守中國的戰時新聞審查制度，這種現象同樣發生在後來的越戰時期的南越。

　　時至1942年8月，全國大小報刊，各界人士已不斷發出河南災區慘相的報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濟。

　　1943年3月，自災區采訪歸來後，白修德未將稿件送交軍事新聞審查機構過目，就通過電報局將稿子發往美國。他在自傳中介紹：這位幫他發稿的電報員後來也遭到了處罰。其實，個中原因就是電報員違犯了軍事新聞電檢法令。

　　白修德的新聞報道風格屬於「幻象派」，類似於當時的美式報告文學，用他的話說，誇張是一種常用的手法。但他對災區慘狀的描述，從後來國民政府和中共根據地的救災報告來看，雖有文學筆法，基本事實似無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報道、評論、總結，則存在著頗多事實、通識和結論的錯誤，缺乏專業性和平衡性，而這些材料一再被誤引誤用。

　　如他稱西方國家能預報天氣災害，中國不能預報，暗指政府無能，其實發達國家也是到上世紀60年代有了氣象衛星後才能較準確地預報氣象。又如豫災與後來河南會戰的關係（大意為：中國政府被農民拋棄，站到日軍一方，致使處於強弩之末的日軍於1944年發起的豫湘桂會戰，把國民黨軍隊打得全線崩潰，一敗塗地），被後世著文者反覆引用，但這與事實基本不符（關於此戰詳情，見本專題文二）。

　　對災害的應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無能、腐敗的指責統統無可非議，這是所有前現代國家的通病。發達國家基本克服這些弊病也是在二戰之後的事，但也從未躲過被抨擊，何況當時的中國是處於戰爭絕境中的農業國家。白修德的災區報道也因此被美國報業同行認為是不全面客觀，帶有濃烈政治傾向的。

　　政府的救災與弊病

　　河南遭災後，是否長期處於無人問津、孤立無援的境地？事實上，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會，當時都采取了賑災舉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災情調查委員會派出專人趕赴重慶，向國民政府陳報災情，省民政廳也連電中央請撥專款賑災。當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撥付約計2億元左右用於賑災。

　　緊急情況下甚至還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戰區長官部發還河南省的軍事徵用工料價款300萬元，改用來賑災。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黨政軍各捐口糧一部分，給各鄉鎮設粥場。1943年春節，李培基親往魯山北關琴臺廣場召集老弱病殘災民排成南北隊，每人發給30元。

　　當時的救災大致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間，調查災情，擬訂救災計劃與辦法；第二階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計劃分別實施，以賑款、賑糧、平糶為主；第三階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災工作最緊時期，以工賑、扶植生產為主，以鄉鎮為單位普設粥廠湯廠，大量配發救荒食品。

　　當時國民政府在救濟災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設立災民收容所，幫助災民遷徙，出境謀生。製訂難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組織疏散的難民；二要聚合、收容自發逃亡的難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記收容遣送的難民總數達10餘萬人。各縣將確無生路的災別編組登記，發放證明，遣送到鄰省就食，其中赴陝災民約32萬，赴鄂災民2.2萬。

　　設立粥廠，查放餘糧，發分賑穀。災民面臨急迫問題是飢餓，粥廠多設在災民過往居多的路口或鐵路沿線。當時蔣介石令河南省政府於隴海鐵路沿線重要地點設立粥廠救濟災民，總計各縣共設立大小粥廠4000多處。

　　河南省通知各縣所有大戶存糧除應繳征實徵購積穀、種子及自食外，應即一律予以查封，貸借災民或令平價出售。《河南省各區查放餘糧情形報告》提到，河南八區查放倉穀餘糧數目總計達35萬石。豫省曾三次開倉貸穀，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嚴重之際，河南省府當時令各縣速將現存歷年來積穀合計33萬石散發給災民。

　　其他方面的賑災措施還有「辦理平糶、舉辦工賑、發放農業貸款、節食救災」。從陝、皖、鄂總共購進的平糶糧2405萬斤，先後被撥交各運銷站，配銷各縣。

　　當時奉蔣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隊、團體搞起「一把米運動」，每人每日節約一小匙米，以濟災民。駐河南軍隊則有節食救災舉措，三月為期，1942年12月份開始節食，各部隊節食省出來的小麥共300萬斤用於賑災。

　　緊急情況下，軍糧調撥賑災也有發生，河南省糧政局與第一戰區兵站總監部及各縣平糶委員會擬定軍糧調撥辦法，分別貸放魯山、南召等六縣，共計撥借35000包，供災民食用。

　　當時，各層級政府官員在賑災中低效、無能、腐敗的現象確實如電影所說，屢見不鮮。蔣介石1943年4月的兩篇日記中記錄了對官員辦事潦草的責備，以及對災情慘烈的感慨：「鄭州沿途淺葬暴骨為狗所食之慘狀，嚴電蔣、湯。又，鄭州專員與司令諂事外人，日與謊報災情」「河南災區餓殍載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乎！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若再延長一年之後，則中國萬難支持，勢必受無窮羞恥，不能完成上帝賦予之使命。奈何！蒼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為前線的河南，在抗戰期間的負擔僅次於大後方的四川，這也是事實。以對災民切身相關的徵糧為例，1941年，在河南徵收糧食總額為493萬石。1942年，考慮到河南災情，配征額減至250萬石，減免約近50%，對於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災區來說，負擔仍屬太重；而當年實徵收額為311萬餘石，實際減免額為36%。1941年全省徵收省級公糧40萬石，1942年不但未見減少，反而增加到60萬石。

　　關於這個問題，後世有諸多批評，不過卻忽視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背景：東南沿海一帶本是佔中國政府財政收入90%的關稅、鹽稅、統稅的主要來源地，自1940年代初淪陷後，當局財政收入急劇下降。若要堅持抗戰，錢糧是首要條件，擴大財源和保證軍糧本為急需問題。

　　此時的中國只有農業資源可挖掘，糧食兼具解決財政和軍糧問題的雙重屬性，1940年之後的「徵糧」涵義已不同於此前的「徵糧」。在「三稅」急降大半後，國民政府以糧食「三征」（征實、徵購、征借）的舉措補償財政，由於每年所得超過同期政府稅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乾脆稱徵糧實為抗戰後期的「單一稅源」，或稱抗戰財政為「糧食財政」也毫不為過。毫不誇張地說，不徵糧，抗戰即死。

　　在當時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同樣面臨這個嚴峻的難題。

　　中共根據地的救災與困難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晉冀魯豫地區被廣泛波及，也遭受慘重損失。對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視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晉冀魯豫根據地分為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行政區，在這次大災中無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災嚴重地區收成只有三四成，最嚴重地區絕收。

　　曾任中共冀魯豫行署副主任的徐達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現在災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辦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開鍋不動煙火。一部分人對生活不感興趣，盡想死的辦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餓死在炕上，有自己燒死的，有自己挖坑等著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當時中共報告多次用「罕見」形容這次天災，冀南地委在總結中寫道：「特別嚴重的是去年與前年的災荒給我們困難更大，估計兩年死亡人口二三十萬，畜力外流，重災區幾乎完全沒有牲口。」（《中共冀南區黨委對於地委書記聯席會議的總結》，《冀南歷史文獻選編》，P474頁）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窮在1943年底的報告中提到：「在重災下人口死亡佔總數的5%，特種災區更加嚴重，企之縣二區14000人，死亡2500人，佔17%；廣丘縣死亡14%，四區死亡32%；東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佔42%強；又企之縣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餓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個減少重者佔70%，牲口之減少重災區佔90%以上。」（《冀南遊擊戰爭的堅持與災荒問題》，《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P160頁）

　　部隊夜間走入重災區時，就如進入了死城，所能聽到唯一有些生氣的聲息，就是自己的腳步聲。幾乎所有村莊和房屋都寂無一人。推門進去，只見野草叢生，一片荒蕪，各種傢具，如桌椅板櫈櫥櫃等，都凌亂不堪地棄置著，說明主人曾經想把他們拿去變賣，但後來已無力移動放歸原處。

　　在傢具旁邊往往就是倒斃的屍體，這些人正是從事某種活動時，比如挪動一件傢具或正邁出房門，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則忍受不了這種苦難上吊自殺。因為無人善後，屍體還掛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樹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災區，很少能碰到什麼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間行軍時，常常會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東西，如波浪一般滾滾移動，那便是轉移就食的老鼠群。（《《一個根據地的成長》P163-164）。

　　這些不是電影《生化危機》裡的鏡頭，而是中共根據地文件檔案裡信手拈來的片段，可見災荒之慘烈。

　　據統計，晉冀魯豫根據地因為此次大災，受災群眾達到150萬～160萬人，餓死或因災而死的人數在35萬～45萬之間，逃荒者百萬以上，也就是說幾乎所有受災群眾非死即逃。

　　面對如此大災，中共根據地也進行了相應的救災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搶種，1942年的旱災在春季已經出現，7月份，八路軍各部隊根據野戰政治部的緊急訓令，幫助群眾補種雜糧，搶種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區下暴雨，當地黨政軍民搶救了一批禾苗，補種了一批雜糧和蔬菜。

　　1942年秋收後才有了首度直接應對災害的措施—免糧，給五、六兩專區減免公糧45000石。1943年麥收時，又給一、五、六專區減免公糧15500石。而至大災之勢已成的1942年10月，撥出過須償還的無息貸款10萬元給災民。

　　除了急賑和低利、無利借貸糧款之外，以工代賑是根據地救濟災民的主要手段之一。邊區政府提出「救災不救懶漢」的口號，希望通過自救和耕種搶種渡過災荒年。

　　抗戰期間，不管對哪方來說，糧食都是軍事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實際上哪方都無法過多減免。由於面對一場多年罕見的戰時天災，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據地救災亦存在諸多困難與不足。

　　太行區的救災工作口號是「不餓死一個人」，但減免公糧所佔比例仍不高，1942年該區減免公糧5.6萬餘石，徵收公糧為58.8萬石（《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P172、《中國農民負擔史》第3卷P356）。

　　在屯糧方面，從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減免五、六專區5.35萬石之外，實屯數達到原概算96.5%。（「一年來太行區財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52）。除了重災區之外，其他地區如受災的一、四專區並沒有減輕負擔。就算受災嚴重的五分區，減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負擔一鬥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負擔一鬥五升，每人只減輕約6%（《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三》P105）。

　　《一年來太行區財政工作》報告承認，「1942年度的徵收工作，成績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計劃，而且超過任務額，打破了幾年來的徵收紀錄。」

　　自身就已自顧不暇，外來災民更加重了根據地負擔。僅在1943年1月，據不完全統計，太行區外來災民已達2萬以上；左權、和東及太南數縣安置外來災民就有6000餘人。根據地政府設置招待站，招待過往災民食宿，命令各縣按當地居民3%的標準進行安插，借給他們食物和組織他們參加生產，並對無辦法生活者實施賑濟。（「太行區1942、43兩年的救災總結」——《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 140-141）

　　但接納能力有限，災民過安置過多，亦會影響到根據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頒佈的《根據地外來災民登記安置辦法》規定，對來根據地之災民，擁擠於被災區域者，須有當地縣政府協同救委會勸令轉回原籍，與敵人進行鬥爭。豫晉區的幹部哀嘆：「然而我們也是自顧不暇，愛莫能助啊！」

　　要把飢腸轆轆的逃荒災民遣返，談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餅，然後以村為單位開個歡送會，往每個災民手裡塞兩張煎餅「禮送」出境。災民回去也是個死，就跟當地政府打起了「游擊」，他們離開甲村卻跑去乙村，呆著不走。

　　豫晉區對「歡送」難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滿，批評下面幹部均存在著慈悲觀點，沒有從政治上瞭解這個問題。1943年春荒嚴重時期，太行區被迫遣返災民1萬人（《1942年豫晉區工作檢查總結》，《中共河南黨史資料叢書—太岳抗日根據地》P199）。1943年春荒嚴重時期，太行區被迫遣返災民1萬人。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指出1943年救災中的種種弊病，「必須從實際行動中，體現生產觀點，所謂『生產自救』，不少地區還是停留在紙上或嘴上的口號，否則為什麼坐吃山空現象相當不少呢？為什麼流氓懶漢得到賑濟，而血統農民（特別是貧農）得不到救濟呢？為什麼有些村幹部貪污中飽，輕視勞動，形成抗戰『新貴』。而廣大災民卻啼飯喚貧呢？而且經過檢查，這些現象並不是個別和偶然的。』」（《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號召克服連續災荒》，1943年7月24日，《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一》，P321）

　　冀南區對災荒亦出現估計不足、反應遲緩的問題。冀南根據地1942年變成游擊區，黨政軍領導機關全部精力注意敵發展，對災荒的危險沒有足夠警惕，指望用借糧和急賑的辦法來解決人民的困難，沒有從根本上生產備荒來解決問題。直到1943年7月之後，才將全部工作轉入生產救災，但已經形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一個根據地的成長——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發展史》，P170）所以冀南區成為了晉冀魯豫四大區中餓死人和逃荒數最多的區域，全區死亡人數約20萬-30萬人，佔總人數的6%，逃亡達100萬人，佔總人口的30%。（《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災救災工作論述》，陳剛著）

　　以「人禍」作結有失公允

　　用相關報道的話說，這場天災實為「人禍」，是因為「直到白修德的報道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迫於輿論壓力，委員長才開始展開救援。但相對於大面積饑荒而言，賑災糧食如同滄海一粟，更別提還要經過層層貪腐。」

　　先算一下這「滄海一粟」的經濟賬吧！

　　1942年，國民政府直接撥款加平糶基金，加上各種工賑和農業貸款，接近1.5億元，這還不包括救災期間金額龐大的各種民間捐款、各縣自籌的1億元多平糶基金、各種水利築路等工程的雇傭勞力成本、糧食調撥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撥款相關的金額起碼近2億元。

　　2億元在當時是什麼概念呢？1942年，中國整個財政收入是52.68億元左右，2億元相當於1942年財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國財政收入103740億元計，乘以3.8%，就相當於2011年從財政支出裡拿出近4000億元救災。抗戰期間，每年軍費支出佔總支出逾半。這2億元是從軍費外開支裡擠出來的，確已非常窘迫。

　　而當年的國民政府做的不止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還製定了保護農民土地辦法, 規定因災荒而賣當之土地、房產， 准五年內以原價贖回。政府將這次救災工作「明定列為各縣縣長及各級行政人員重要考成之一」，對於救災不力的甚至給予免職的處罰（鄧拓:《中國救荒史》，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第312頁）。

　　回顧這場在戰況最艱難、財政最睏頓年代的天災，簡單地以「這就是一場人禍」作結，顯然有失公允。作為中國人民最深重的災難之一，它值得被更認真地審視。而泡沫一般的「人禍」結論的形成過程，是同樣值得探索的另一話題。

　　（載於鳳凰週刊2012年第36期，文/黃道炫、唐元鵬、文亮。黃道炫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唐元鵬、文亮系民間抗戰史研究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楊天石對本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