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教《太乙金華宗旨》的思想和西方新柏拉圖主義普羅提諾（Plotinus）的哲學思考模式有很大的相同處。

太乙和the One

普羅提諾（Plotinus），生於埃及，西元三世紀初生；呂洞賓，生於中國唐朝，約八世紀末、九世紀初。一個是影響西方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的哲學家，一個只是唐朝隱士，最後被奉為道教神仙之一。這兩個人怎麼會被放在一起？

不知道為什麼，讀中國文學的時候，如果把那些文字翻譯成英文，或是讀外國文學的時候，把那些文字翻譯成中文，理解起來感覺很不一樣。也許這是一種距離的美感，又或者是一種經驗的延伸。

在讀過普羅提諾《九章》（Enneads）中的「太一（the One）」論時，無意間發現呂洞賓的《太乙金華宗旨》與普羅提諾的理論很像。也許呂洞賓是道教神仙之一的關係，原本以為《太乙金華宗旨》中的文字敘述是一種咒語；直到看到英譯本將這個篇名翻譯成「金色花朵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1]時，思考模式不得不從宗教的角度轉到哲學的角度。這樣的轉變讓我想到這兩個人的思考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

普羅提諾的太一理論，在西方被發展成神秘主義，傳達一種「奔向宇宙」的觀念；而呂洞賓的〈太乙金華宗旨〉所傳遞的「修鍊術」也是一種「升天」、「回歸宇宙」的概念，這種「成仙」之道，也是一種神秘主義。難道這是一種人類的思考極限嗎？對於不可知的東西就只能有這幾種想法，不然就是企圖使用科學來否認不可知的存在？

但是念頭一轉，其實有趣的地方並不只是這兩個人的哲學理論是否相同，而是這是一種翻譯的文字遊戲。呂洞賓的「太乙」要翻譯成英文，最直接的翻法就是翻成the One，雖然這樣翻似乎少了一點「極限」的味道，但是的確可以讓西方讀者把「太乙」和普羅提諾的the One聯想在一起；了解普羅提諾the One概念的讀者，也容易看到「太乙」的極限性（等同於上帝，最高的力量）。

《太乙金華宗旨》中的「金華」翻譯成「金色花朵」，除了是白話文的翻法之外，也能從「金色」這個物理性質──稀少、散發光芒──的角度，看到普羅提諾所強調的「光的溢出（emanation）」。而且在《太乙金華宗旨》中，第一章就是傳達了太一的觀念：「呂祖曰：自然曰道。道無名相，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性命不可見，寄之天光，天光不可見。」整個敘述和太一的觀念，包括「一」、「光」、「道」、「不可見」等等，都和普羅提諾的觀念接近。不得不去懷疑，翻譯者應有一定的中西方思想背景。一方面得了解中國文字所表達的觀念（翻成白話文），一方面又得從西方的文化思考模式中讓西方讀者了解中國的道教思想。這不是普通的翻譯者能夠做得到的。

但是即使翻譯成「金色花的秘密」，表達相同的「一」的觀念。還是有許多文化上的差異是可以看得出來的。「華」這個字，在東方，與其說聯想到「花」，表達的是更深沉的涵義像是「精華」、「純粹」、「去蕪存菁」之類的。但是如果把「華」和「花」聯想在一起的話，意像才會變成「自然」、「美麗」、「青春」之類的字。「華」讓人聯想到「老」、「熟成」、「結果」、「沉澱」、「永恆不變」等事物的主要部分；而「花」讓我想到「年輕」、「活力」、「繁衍」、「陽光」、「青春」、「更新」等事物的活力。

另外，西方的「太一」所傳達的概念，明確指出，這個可見的世界是短暫、會毀壞的，但是在〈太乙金華宗旨〉背後所展現的，是道教（不是道家）所代表的長生不老觀念。兩者卻是背道而馳。〈太乙金華宗旨〉甚至被榮格（Carl Gustav Jung）[2]應用到心理學上，解釋有意識的自我和無意識的心性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道教文化透過許多傳教士的研究，尤其是德國的傳教士，帶著自身的特殊的哲學和神學研究背景，重新詮釋道教文化，讓這個民間信仰成為一種學術研究，貢獻很大。

從翻譯的角度來看，這些不同文化間所存在的重現（representation）的議題，就正好讓文化的空間開展與更新，尤其文化的傳承透過文學時。只不過如果只是像柏拉圖（Plato）把文字的使用當作是一種謊言，也許正中了文學下懷。文學就是一種想像和被想像的空間。後現代主義中一直詬病重現問題底下的鴻溝（gap），讓人們在迷宮中困惑著。但是用客觀的或是多元的角度去看文字時，「重現」其實是一種新世界的開展、兩個世界的溝通。比如說：「紅包」這個詞。如果只翻成「紅色的信封（red envelop）」似乎得再加上一些文化上的解釋。因為在外國文化中，並沒有這個給紅包的習俗。而且，「紅包」在中國，除了是過年的壓歲錢，帶有長輩對晚輩的祝福之外，也有被用在負面的、私下進行賄賂的意義。

美國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得主哈金（Ha Jin），使用英語寫出文革時期的中國人心情的方式，則是另一種特別的創作方式。雖然他的作品褒貶不一，他卻用簡單的英文來冷眼旁觀出中國人生活。雖然哈金不是哲學家，也不是翻譯工作者，不過從他的文字所表達的文化中，看到濃濃的中國味。不使用註腳解釋中國文化，也不用西方文化來詮釋中國生活，單用最簡單的文字表達一個其他國家無法了解的特殊時空背景。對會英文的中國讀者來說，內在的想像空間就更大了。如果把他的文字翻譯成中文，也許更能呈現出他的創作中所想表達的時空背景，但是卻會失去以英文書寫時所呈現出的客觀感。這就是不同語言的使用所帶來的不同效果。

中國的太一觀念可以上溯到道教思想的起源──道家的老子《道德經》。對中國的讀者來說，如果沒有接觸過西方宗教思想（尤其是《聖經》），「道」的理念可能不會有具體的「道路」的意象，反而只限於抽象的「道理」、「真理」等。這是東方教育下的一個缺憾。許多人從小背誦《論語》、《三字經》、《唐詩三百首》，卻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背後的意義。整個儒家思想也使得中國人重視外在禮儀甚於內在修身，其他不「入流（不入主流思想）」、不方便君王統治的思想，如：道（主張自然無為）、墨（主張性惡、科學、節儉）、法（主張國家法治）、名（辯論術）、陰陽（陰陽五行）、縱橫（小國合作）、雜（主張廣用學說）、農（主張平民皇帝）、小說（主張博採繁徵）、兵（論述戰術）、醫（論述醫學）等學家思想都偏為「旁門左道」，讓中國的學術發展受到限制，這是很可惜的。尤其與文學、哲學比較相關的道家、名家等都無法發展成像西方一樣的學科研究。

對於文學研究，以目前跨學科的趨勢而言，仍偏向跨文化、跨媒體等橫向的研究。各語言間的跨學科（如：中文和英文、文學和語言）的研究仍屬於少數。就靜宜大學來說，英文系和生態系或是英文系和大傳系間都有合作的活動，可是卻比較少見英文系和中文系對彼此研究產生興趣，似乎是一種巴別塔（Tower of Babel）效應。

參考書目
Plotinus. “The Fifth Ennead: Eighth Tractate – On the Intellectual Beauty.”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Ed. Vincent B. Leitch. New York: Norton, 2001. 171-185.

Wilhelm, Richard.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呂洞賓。《太乙金華宗旨》。

註

[1] 由一個十九世紀末來中國的傳道士衛禮賢（Richard Wilhelm）所翻譯並解釋一種中國道教的生活哲學，並非單純的翻譯文本。可以從書的副標題得知，他將〈太乙金華宗旨〉翻譯成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 Chinese Book of Life。
[2] 榮格正是衛禮賢的好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