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特說文學的義蘊，若單就著作者本身言講，可以蓋括描述成：「我一面向前走，一面手指自己的假面具。」他認為小說是一種死亡，它把生命變成一種命運，把記憶變成一種效益行動，把延續變成一種有起源和有意義的時間，這種轉變過程只有在社會注視下才能完成，正是社會推出了小說，把這種所謂的記號綜合體被當做超越物和一種延續的歷史。

羅蘭巴特明白地點明文學尤其小說是因社會而成事，而存在，一個作家的作品若無社會或群眾的注目則很難構成文學或諸如此類呈現的架構，社會相對於文學是必要條件。人的存活就是處於永遠在試圖去了解的狀況下，不斷學習對自己及環境的熟悉與了解，這是永遠地功課，因此也就是不斷地在剖析，在與他人溝通以傳遞了解與訊息。換個角度解構小說，可以說是對個人經驗的剖析，將主體的我之記憶分解成客體的他，寫作就是作者把自我剖析給他人的傳逹過程。

不論市場效益，若就社會功用言，是沒法說通俗小說和文學小說有差別。而寫作的出發點也難說不一樣，可立意之間卻有明顯的區別，後者可說是對生活經驗体會後的反芻或回味，常帶著潛入進生命過程裡頭去潛浮的決心。前者則可說是對生活形似的描繪，想像力發揮表現得更為強調。兩者有些像繪畫的印象派與德國表現主義的差別。前者在捕捉事物表象的光與影，後者則進一步對其內在外在作真確地體辨。

雖則此地論述是設身處地以不歧視的方式陳述其間差異，可就我個人的性向與偏好我始終沒法以相等而公平底態度對待。實質上我是絕對歧視消閒作品，在自己的天平上根本上就無法相提並論。然而在市場機制上兩者也是無法相提並論。人人都在叫文學死亡，或者應說清楚是硬文學死亡。死的是純文學，但輕文學，消閒文學可不會沒落，絕沒有絲毫衰微的跡象，反而更形蓬勃，偶像日誌，八卦雜誌，劇本及歌詞之創作…那一像不是更昌盛更繁榮興旺。

出版界對本地文學作品已非預言，而是確切判斷在台灣市場以及現今社會裡已是死胡同一條。可是我總無法接受並且相信我們的文學創作就此停擺。我對文學的前途不曾悲觀，當然是看到國外如日本和西方國家仍是一片大好，即使對岸大陸也不曾像本地人這麼悲觀看淡。

當然我這樣誣言誑語，只是一廂情願的想頭，商場是現實的，像我這樣的外行最好不要不信邪，否則投身進去，保證死得比難看還要難看。但從一般現實的觀察推衍，總不覺得台灣文學就此打住。我不覺得種種媒体或科技產品的演進與普遍化就可以全盤取代文學在社會上的地位，輕文學當然吃香，但是硬文學在社會裡頭也有它的需有之處，沒有理由就此完蛋。此地人們雖慣於追求感官聲色之娛，但同樣也會渴求心靈或精神上需要，不見各地的廟宇教堂是如何在擴張發展，宗教團體只見壯大，寺廟愈蓋愈多愈豪華。同理可證，文字上的需要怎會滅絕呢？硬文學當然有它群眾，有它的需要。

總覺得文學熱的時間應還會到來，市場機制向來如此。當下的市場機制調適是一回事，但台灣人的教育程度高，這都是文學的潛在市場，文學具有它重要社會功能與作用，絕不是一個逐漸趨於消逝毀滅的行當。文學的重要性也會因社會演進，人際關係改變，更為需要，人們需要自文學作品裡找到在變動社會裡可能的指引與著力點。文學功用不可能由科技產品或別種媒介所替代，電影電視只能分擔文學作品部分功用，正如消閒文學之於純文學作品。

文學不同於哲學，文學是植基於生活裡面最裡層的構築，是現代人實質構成的一部份，縱或一時不顯，但總會物極必反，經過物質極度追求之餘，疲怠與反動也就出現，精神方面需求必然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