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汪琪先生：《湘劇歷史起源問題初探》（《戲劇之家》，2014年第十期）之感言
如果有把《南詞敘錄》的內容和《猥談》對照一下，就知道《南詞敘錄》的問題非常嚴重。
偏偏，在萬曆十八年（1590）《猥談》問世前，掛名天池道人自序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南詞敘錄》竟然在駁斥或引用《猥談》，故只能說明：
（一）、《南詞敘錄》必成於萬曆十八年《猥談》問世後。
（二）、故，引用了《猥談》的《南詞敘錄》開頭那篇天池道人序於嘉靖三十八年的序是偽造的。沒有所謂的天池道人，當然更不可能是徐渭的作品。因為，如果真是徐渭，嘉靖三十八年怎能看到萬曆十八年的出版的《猥談》。故《南詞敘錄》非作於嘉靖三十八年，此其一，至少在萬曆十八年後寫出的。
（三）、《南詞敘錄》三大引用《猥談》之處：
（甲）、《猥談》指南戲起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南詞敘錄》則主張在宋光宗朝，但後又加了一句：『或云：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號曰永嘉雜劇』是起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此一『或』，只有《猥談》是這麼說的，故《南詞敘錄》作者看到了《猥談》對南戲起源時間的看法，列為備參的『或云』。
（乙）、《猥談》談到鶻伶聲嗽為金元對角色稱呼的市語，而《南詞敘錄》誤看《猥談》文義，以為是南戲的別稱。而『鶻伶聲嗽』四字惟獨見之於《猥談》，被《南詞敘錄》作者看到，而併湊成是南戲的代稱。
（丙）、《猥談》罵南戲都是『胡說』，《南詞敘錄》作者對《猥談》大大不滿，於是針對《猥談》的『胡說』二字，挑明了講出了『大家胡說可也』。
（丁）、其他別的證據及以上證據的詳細說明，皆見筆者本書含本篇之各篇內。
（四）‧所以，《南詞敘錄》作者，必看到萬曆十八年出版的《猥談》，則非那個嘉靖三十八年寫序的天池道人，自然亦不是嘉靖三十八年還看不到《猥談》的徐渭。整個明代，對南戲及引申之南曲推崇的明末，沒有任何人見過也寫作南曲散曲的徐渭此著作，正符合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裡指出的『鑒別偽書之公例』有十二條之第一條；
『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者，什有九皆偽。』
梁啟超以下則舉例之：『例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名，雖見《左傳》，晉乘、楚檮杌之名，雖見《孟子》，然漢、隋、唐《藝文》、《經籍》諸志從未著錄，司馬遷以下未嘗有一人徵引，可想見古代或並未嘗有此書；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後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謂《三墳記》、《晉史乘》、《楚史檮杌》等書。凡此類書，殆可以不必調查內容，但問名即可知其偽。』
此《南詞敘錄》的突然出現於清代的何焯的手抄及評本內，『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者』，加上內容還分明是萬曆十八年後《猥談》的內容及駁斥《猥談》之說在內，則必成於何焯之手，是經文獻比對而實實在在的考據，並非如汪琪先生所說的，僅是一種理論的想像與推斷的武斷之說。
除非主張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看得到《猥談》並寫出的此《南詞敘錄》一書的學者，能合理解釋此疑點，否則反而是《南詞敘錄》是為何焯的獨家親筆成文，乃屬證據確鑿，言之有據。若見《南詞敘錄》前有一嘉靖三十八年天池道人之序，沒有實實在在的考據，而僅是以想像與推斷的武斷之下，而一口咬定必是徐渭寫出的那些學者，始不能免於受武斷而以想像及推斷立說之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