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6月30日的新聞節錄：

因醫師誤判牙床高度，在陳女左上顎骨鑽洞造成鼻竇穿孔。法院判決書指出：二○○七年五月，豐富從Ｘ光片判斷牙床高度足以植牙，在陳女左上顎骨鑽洞時，鑽零點七公分即鑽穿鼻竇腔。法院認為，Ｘ光片僅顯示二度空間影像，加上填充的骨粉在Ｘ光影像易呈透射狀，增加判讀難度，實難苛求基層診所要有電腦斷層做三度空間判讀，認定兩名醫師已盡基層診所植牙應盡的注意義務。

在這段新聞文字的表面中，就已經呈現了二個邏輯不通：

首先是“豐富從Ｘ光片判斷牙床高度足以植牙”，這個社會的新聞文字一概是以“誤判”來做為起始，而法院據以判決的依據說的則是“Ｘ光片僅顯示二度空間影像”，意思是這樣的事實會造成“醫師的誤判”？

還是“就應該是這樣”？

那麼，“豐富”植牙多年，用的如果都是X光機，是否代表了“豐富”始終都在“可能發生誤判”的狀態中？

如果答案是“始終都在這樣的可能誤判”中，那麼“豐富”的病患也就始終處在於“誤判”的風險中，請問法官大人，是否愿意接受自己成為“始終在誤判中的病患”的假設？

而同時，法律是否同意一個醫生將自己的病患始終置放在“誤判”風險的可能中？

其次，豐富依據X光片的圖像“判斷”牙床高度為12mm，而實際只有7mm，而以“X光片的圖像及骨粉因素”，辯稱這是造成誤判的原因，那麼反問一個邏輯問題，原來的高度判斷依據的又是什麼？

如果也是X光片，那麼豈不是打從開始就在引用一個“不可靠”的資料來做醫療的判斷？

豈不是有可能初始所依據的牙床高度就已經是在錯誤的判斷下？

一個“著名”的牙醫診所，請問要怎麼來解釋這個“始終在不可靠”的條件下進行醫療行為的辯解？

第三個邏輯問題是；判決書的 “實難苛求基層診所要有電腦斷層做三度空間判讀，認定兩名醫師已盡基層診所植牙應盡的注意義務。”

對於一個沒有明確判斷依據的手術，難道醫生就不應該去經由其它人的設備來據以做出“明確的判斷”？

“沒有設備條件”，這是醫療糾紛中合乎邏輯的當然理由嗎？

第四個邏輯問題：所有的牙醫都堅持已經“告知可能的風險”，但是所有進出過台灣的牙科診所的上顎植牙病患中，有誰曾經被牙醫明確的告知過鼻竇穿孔的可能及後果？

即使忽略病患的言辭，既然所有的牙醫都知道有這個風險，請問：

在植牙的手術過程中。對於避免發生鼻竇穿孔風險的應對手段是什麼？

在手術過程中，萬一風險發生了，在鼻竇穿孔的意外發生時，牙醫的應對手段又是什麼？

如果不是微小的穿孔狀態，不是可以自然恢復的，那麼請問牙醫大人，既然是“明知存在的風險”，而且也立即進行了手術縫合，那麼這個穿孔縫合的收尾工作是誰的責任？

在今天的辯論及判決中，病患簽了“手術同意書”是事實，但這是所有的牙科手術中的必須，更是形式條件，但是病患卻無法舉証以証明今天所發生的“鼻竇穿孔”風險並沒有被醫生明確的告知，

而判決文字中的“認定兩名醫師已盡基層診所植牙應盡的注意義務。”請問法官大人，台灣的2300萬人口中的牙醫界以外的人口及法官本人外，有誰知道今天進出的這個中部著名的牙科診所只是個“基層診所”？

而基層診所植牙和非基層診所植牙，請問差別是什麼？小老百姓們，有誰能夠舉手幫忙回答清楚的？

第五個邏輯問題是牙醫自己說的：

在“豐富牙醫診所天才醫師會客室”文章說的，對於鼻竇相關的考慮中，要“保守植牙”。從我們的膚淺理解中，我們以為這個保守植牙，說的就應該是對於相對應的植牙要做“更加保守的手術必要性的評估”。

其實這不是邏輯問題，而是“醫德”的問題！

在已經知道牙床骨的高度有疑問的先決條件下，豐富采取了牙醫界通用，而手術難度較低的“上頂顎竇增高術”，但是這個手術有個附帶的尾巴：“適用於齒槽脊高度雖不足但不太嚴重的病患。”

這個病患的齒槽脊高度是否算“不太嚴重”的，我們不知道，也無需知道，因為我們認為，增高手術後是否已經達成需要的高度，這是牙醫的職責而不是病患的責任，不是嗎？

 “祐X 牙醫診所”在這個醫療新聞上的表態或許是“典範”，他們說的：“許多醫療上的問題並不一定出自醫師疏失，而是在於患者本身的身體狀況。”

或許這就是之所以醫德不再的原因了，因為醫生不再謹慎的去做醫事技術的判斷，卻正忙於“大串連”，忙於互相支援，不是技術的而是口水上的！

“植牙”不是維續生命所必須的必要手術，不是“有時限性”的緊急手術，因此，審慎評估手術的必要應該遠大於它的數字所代表的財富！

只是在笑貧不笑娼的社會中，因為植牙而衍生的血腥文字，連這個都早已經不是難以尋覓的考古文字時，那麼先以民事判決來為刑事造勢的模式，也就更沒什麼好議論的了！

或許，有人吃飽了沒事幹的，還真的拿出考古本事，能夠挖掘出這個社會中，曾經有關牙事所高舉過的法律正義來駁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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