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閱讀了"封從德二十一年心路歷程"。封從德是1989年北京學潮重要的學生組織領袖，曾任"北高聯"主席和天安門廣場副總指揮。曾出版《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載述89學運實況。在一個報導當中，他回憶六四屠殺後和柴玲逃亡十個月，及來到西方二十年的獨特經歷與感受。閱後，我比較了中國大陸和臺灣群衆事件處理手段的不同；對於蔣經國先生處理當時民進黨的示威遊行活動的理念與原則，產生深深地敬佩與感動。

      1989年，臺灣，我們看六四天安門，一樣熱血沸騰。現在回顧六四，我得到一個總結：彼時威權體制下，中國大陸學生從來沒有在示威抗議活動發生後，如何劃下句點的經驗；20啷噹歲的年輕人實在也不知如何收尾。而中共的領導人更沒有處理示威抗議、集會遊行的經驗。最後，北京市的秩序嚴重失控，領導階層為了維護統治權運作以及首都失控情形的善後，採取了最血腥、最不人道的軍隊鎮壓─這和鄧小平出身軍旅經驗有絕對必然的關係。

      台灣有段經常發生示威抗議的期間，當時處理的軍警稱為"群衆事件"。

      話說，民進黨快成立的前後階段，台灣的集會遊行法尚未在立法院通過，群衆示威遊行沒有法律規範；但民進黨偏偏要示威、遊行兼抗議。當時的蔣經國總統，由於大陸上也經過那一段群衆暴動的慘痛教訓(盛傳，桃園中壢群衆事件發生時，蔣經國由隨扈人員在某處制高點觀看暴動現場情景；當時，他流下了眼淚！)；經國先生對台灣的群衆事件處理，算是比較有經驗處理方式：猶記，彼時採取的原則是"不流血、不衝突、淡化處理"，媒體只有一小則新聞，甚至不報導。大部分的經驗，群衆事件處理完後，回去看看報紙，有時連一個字的報導也看不到......呵，一點成就感都沒有！

      那個時期的處理程序，大致是： ....現場由情治便衣人員監控(有時監控人員不小心被群衆發現了，會挨上一頓揍；姜某同學拿著相機裝記者就被揍過)。情治人員先透過人脈關係私下和領導遊行的頭頭談談，先做"約制"的動作─勸離；甚至要求上臺演講的人，內容節制一點，不要太煽情(不管他老兄聽不聽勸)。再來，封鎖路口，讓進去的人不要增多；勸離一部分人後、再孤立核心群衆。

      最後，才出動大批優勢鎮暴部隊，先包圍、再談判，要求撤離。等到群衆較少還不走了，才壓縮包圍圈；再談判，再撤離。大部分都這樣化解掉了，......少數事件，最後實在無法善了，才動用噴水、長短警棍(所有鎮暴部隊奉命完全不淮攜帶槍枝)......一般的群衆事件，被打傷的民衆極少；但鎮暴部隊也會出意外，給少數暴力的群衆的磚頭或異物擊傷。

      就這樣，台灣度過那一段黨禁、報禁開放前的混亂期(表面風平浪靜，內在暗潮汹湧)。.......當時的鎮暴部隊，對上級的這種軟弱態度很不以為然，甚至還有基層幹部說：「機關槍架幾挺，全斃掉算了！」......但事後回想，才知道老成謀國者的苦心。

      .....你問說：姜六韜你怎知道那麼多群衆事件處理的內幕？喔！對不起，姜某當年就在鎮暴部隊濫竽充數，充任基層帶兵官。

附記：

又有人問我說，當時警察的位置和角色呢？

喔！姜某倒忘了提，當年警察分兩種：

第一是當地或管區警察；另外是保安警察(也就是保一總隊、保二總隊等等)。

第一聰明是地方警察：穿著制服在現場，看狀況不對，他也不頂抗，找旁邊熟識的民衆聊天(美其名是勸導)─其實也難為他們了，上級政策既要我"平和"處理，也不能動刀動槍的，我能怎麼辦？只好和平地找人聊天，樂得省事。

較不聰明是保警，因為當時保警裝備只有盾牌、警棍等輕裝沒有着防護盔甲較精密鎮暴裝備，被圍毆時會「傷很大」。他們大都成一線隊形，在鎮暴憲兵前方。但大量群衆瘋狂猛衝過來，他們還是受不了的。有一次在中部，姜某帶著鎮暴部隊支援，親眼看見群衆瘋狂衝撞，保警的一線隊形被衝出一個突破口；無線電也傳來聲音：有位保警小隊長因為盡忠職守堅不退讓，被四、五個「暴民」打進水溝，口鼻流血受傷，頓時姜某血脈賁張「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此時部隊迅速集結以多層方陣踏步壓縮前進時刻，迎面衝來一部宣傳箱型車「打前鋒」。姜某部隊四、五個鎮暴憲兵不待命令、奮不顧身，抵著盾牌硬往箱型車擋風玻璃對衝過去。車輛駕駛嚇一跳，失去剛剛狠勁，不再前進；車後的遊行群衆也擋下來了！

最笨的公權力執法者，是國家合法暴力的最後象徵：「鎮暴憲兵」！

那一次，當部隊以方陣隊形壓縮群衆時，傳來一個訊息：前方路口有「暴民」設下陷阱：布滿大釘子的模板放在馬路的兩側，準備傷害鎮暴部隊。幸好，派人清除路障，繼續縮小包圍圈......壓迫出談判的籌碼......現在想想：當時有些不理性的人物，陰狠地出了很多傷人的怪招。現場的年輕軍官手中如果有槍的話，不出事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