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的歷史意義
－－社會正義與人性存亡最後底限的捍衛

東年

我在鳳山公學校做教員的時候，看到學生們放學回家還需要去田裡工作；因為過度勞苦，這樣的兒童雖然在校就學，教習效果卻大打折扣。為此，我想，在那裡當教員實在像是月俸盜賊，而辭去了教師的職務。
鳳山地方，明治三十九年的時候（一九○六），台灣總督府為了設立模範農園，強制收購民有土地；又，台灣製糖會社的後壁寮工地，極端榨取蔗農們的膏血（後壁寮位於八掌溪與急水溪之間，日據時代隸屬台南州，現名台南縣後壁鄉）。因此，當地的住民，都是赤貧如洗的，在會社有貸款的佃農更是窮困，每日勞動也無法維持家庭生計；我看他們的生活經常是悲慘的。
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我無法不感受無限的傷心；因此，決心加入農民組合，為農民奮鬥。（1929年2月，「212事件」，簡吉在高等法院的答辯語）;註:簡吉先生是大眾電腦集團簡明仁的父親。

對於台灣總督府而言，台灣農民運動的起因和在日本國內的不同；台灣的農民運動也都有政治色彩，富有民族主義或階級意識。基於統治者，特別是殖民政府的觀點，他們對於直接而且嚴重影響農民生計的經濟政策，也自認正當合理，例如「地主收回土地」必定會附帶提供替換土地的條件；「私墾地的禁耕」只是處理本來就是非法的占有，而且大多也只是針對從來不納稅的土地，重新征收一般標準的田租而已。這類問題的解決，是謀求台灣農業繁榮發展的全局，不應該被視為威脅農民的死活。農民運動所宣稱的「生活威脅」，一直都是次要的原因；這類問題，過去經常發生，也從來沒有爭議，所以，台灣總督府認為自大正十二、三年（一九二三、二四）起，農民突然以此質疑、抗爭，是因為民族或階級的自覺，或是有人介入煽動；誘發農民的民族自覺或階級意識，則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關於台灣文化協會，台灣總督府認為他們自一九二一年創立以來，推廣的啟蒙運動已經由都市逐漸普及農村；而，自從深受日本或中國無產階級運動影響的留學生，參加了啟蒙運動核心的文化演講以來，逐漸將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村擴散。文化協會成員發現文化演講能夠在地方農村產生很大的效應，更加重視爭議和煽動，使得農民的抗爭越加尖銳。

啟蒙運動，在法國，原也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統治而展開。啟蒙，就是要啟迪和開導社會大眾反對封建專制，要給處在黑暗中的人帶來光明與希望，要打破舊的傳統，傳播新思想，新觀念。啟蒙思想家之間或有不同的思想分歧和爭論，但是都堅信理性，也一致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會。啟蒙思想家的另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行動堅決，他們正視現實，深入群眾，以明確提出的理想藍圖，進行不息的鬥爭。為使群眾接受新觀念、新思想，他們出版專論著作、通俗讀物，也印行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作品。這正也就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思想和作為，但是文化協會的分裂（一九二七），以及其先後，在短暫的日據時期中，台灣社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啟蒙運動團體，正也顯示啟蒙運動雖然有種種共同的特點，如何確實行動也會存在不同的政治觀點、主張以及爭議。

日本平服台灣初期數年間，到處仍有襲擊的事件，一九○二年前，台北、台中各發生兩次，其他各地的支廳（縣的副級單位）、辦務署（鄉鎮市公所）、守備隊（部隊）、憲兵屯所約遭五十多次的攻擊，警察派出所的侵擾不計其數；其間，台灣人遭殺戮的有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人，以「匪徒刑罰令」處死的多達兩千九百九十八人。一九一五年，發生在台南州新化郡玉井庄（礁吧哖）的西來庵事件，是相關民族思想的最後一場台、日之間的大規模戰役。此役前後有兩千兩百二十九人被捕，其中九百○三人判死刑、四百六十七人徒刑，其餘八百五十九人失蹤。有坊間之談說：…..砍下來的頭顱，光是以牛車裝運，就有十幾車之多；沿途還掉了一地…..這還只是其中一次屠殺而已…..。集錦兩則口述歷史，或許更能讓人感受到民族、文化差異和對抗的意味：「焦吧哖抗日事件發生時，我才十三歲，我們住的木公庄，當時稱為四十七保，保正郭吟，庄內有街道叫「木公街」，有雜貨店、布店、打鐵店、漢藥店、點心店等十多間，是早年左鎮鄉的買賣熱鬧中心。另有一座同治年間重建的三界公廟，香火鼎盛…..事隔二、三天，日軍、警察隊大批抵達內庄仔庄，不分皂白，一見村民就殺，大家恐惶，紛紛逃走山中，那時候，我立於石頭崎，曾親眼看著內庄仔庄的房屋被火延燒的慘狀。也有聽到開槍聲…..」。西來庵事件的主事者以神喻起事，以建立大明慈悲國號召群眾、信眾，也曾試圖和中國革命党所領導的同盟會聯繫；但，以主事者的閱歷、動機、附有迷信色彩和革命或暴動的性質，這個事件，對於台灣新生代民族主義思想者而言，也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

台灣近代的啟蒙運動肇始於大正五年（一九一四）的「台灣同化會」，主張應予台灣人和日本人同樣的化育和權力；參與的主要人物為霧峰林家的林獻堂。其次，為在東京的留學生，於一九一八年發起「六三法撤銷期成同盟會」，要求撤除台灣總督實施專制政治的法源；他們以《台灣青年》月刊為機關報。一九二○創刊的《台灣青年》，在一九二三、二五、二七年改名為《台灣民報》、改版為週刊、改在台灣發行。以《台灣民報》為中心的台灣人政治活動，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設置「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台灣人或在行政區域內的台灣原住民族，都可以經由選舉選出代表，組織一個特別代議機構，來根據台灣特殊環境訂立法規，並且對於台灣的財政預算能夠行使決議權」。早在一九二○年，台北市開業醫生蔣渭水，就曾經購入當做研究資料用的報刊、圖書，鼓勵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在學生及畢業生、各中等學校高班生、知識青年，針對第一次大戰後的世界思潮和文化進行研究；因為他的積極奔，台灣文化協會在一九二一年創立，以為島內民族運動和台灣人啟蒙運動的團體。

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青年》雜誌、台灣文化協會，是當代三大非武裝抗日的社會運動主力。但，台灣文化協會，隨著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界思潮湧進台灣和發展，內部成員對於協會的思想、組織、行動的看法分歧，而明顯分裂為三種派系：僅想繼續以合法的文化啟蒙活動，來達成民族自決；想以右翼工會組織工農大眾，來要求民族自決；想以無產青年和農民組合為組織基礎，來推行階級鬥爭，解放台灣民族，最後達成階級解放。日本政府刻意籠絡台灣人地主、資產家和舊資產階級，也是造成文化協會轉向的原因；這種籠絡手段，例如解除台灣人單獨設立會社(公司)的禁令，台灣人地主、資本家和舊資產階級因此和日本企業能有經濟利益的合作。

台灣文化協會終於在一九二七年分裂，被激進無產階級思想派系視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退出，另成立台灣歷史上的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黨，在一九二八年發起的「台灣工友總聯盟」，是日據時代台灣的第二大非武裝團體；創會時組合人數有六千三百六十七人。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是各種主要台灣思想界開使分崩離析的徵兆；從其分出的台灣民眾黨，後來又由林獻堂、蔡培火、蔡式穀、陳逢源、彭華英等人領導分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他們認為，台灣民眾黨以工農為中心，推動全民聯合進行民族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行動太尖銳。

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和新文化協會，是日據時代非武裝抗日的社會運動四大團體；其中以台灣農民組合為最大，活動期間最長久。「台灣農民組合」創立於一九二六年，由簡吉擔任中央委員長；組合運動活躍期間為一九二六至三一年，其間組合員數曾高達到兩萬四千一百人。台灣農民組合最初的精神，由簡吉起草在大甲農民組合成立時的綱領中，主旨是要農民互助互愛，團結力量，以穩健踏實和合理合法的實踐追求共同的理想；增進農民的知識和技術，涵養德性，促進農村文化和安和樂利的生活。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為農民爭取權益、福利的努力，是日據時代所有抗爭活動中最具實質的。《台灣民報》一篇社論更直接了斷地聲稱：「所有台灣的社會運動，除了農民運動之外，是沒有意義的……其具體案是創設農民組合，集中力量。」但是，隨著台灣共產黨勢力的滲入，農民組合內部對於戰略思想和戰術行動，也發生「幹部派」和「反幹部派」的分裂。幹部派，傾向主張遵循日本共產黨二七年基本綱領的路線；反幹部派傾向主張遵循日本左翼議會民主主義（山川主義)。反幹部派認為幹部派未善用擁有全島性組織的優勢，冒犯諸多錯誤，例如：不十分理解農民大眾的切實要求，未明確提出土地問題，輕視日常的鬥爭；將原應是大眾團體的農民組合認為是政黨，把農民與無產階級混為一談，以為是農民革命的主要動力，不關心工農的革命性同盟；將農民運動導向孤立脫離了國民革命運動，否定民族革命只強調階級鬥爭，對帝國主義封建地主的反對運動不積極。

一九二七年起，也可以說是台灣政治史的分化時代，隨著世界局勢趨惡、日本國內財政困難及軍閥和法西斯的興起，殖民地政府對於台灣啟蒙運動的右翼（如台灣文化協會這類的）或左翼（如農民組合這類的）團體幹部，均採取特別的鎮壓。所以，台灣各種啟蒙運動，無論左、右翼，大抵僅有一九二○－三○年間的活躍。這樣短暫的十年中，隨著中國、日本以及世界的外在大環境或台灣內部政經社會以及文化的發展，各種文化啟蒙運動演繹出各種革命行動的實踐，而無論是文化啟蒙團體或革命團體，在各自的一脈傳承中調整演變，或分化激進，其左與右的特質大都有相當幅度的混淆；此外，若要說日據時代台灣的各種啟蒙運動，在一九二○年的開始，就都藏有左翼思想或精神，也不為過，因為這是當代世界的一種趨勢和思潮。一九二○年代初起的世界，歐洲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淪為廢墟尚未能復原，但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勢力也多在大戰中失去了動力。世界一方面興起了民主主義思想的右翼，一方面隨著俄國革命成功興起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左翼。一九二○年，也正是共產國際通過「民族與殖民地綱領」的一年，這個綱領中，共產國際針對日本及日共問題，採納了布哈林起草並經日共成立大會通過的規定，主張日本軍隊應從朝鮮、中國、台灣、庫頁島撤退；這是共產國際及日共，對於台灣獨立以及其它被壓迫民族獲得獨立與解放所持的一貫立場。
  
日據時代台灣的左翼思想，主要有「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台灣共產主義的思想來源，一為在東京的留學生受日共影響的，另一為在中國的留學生受中共影響的；近年來由於統、獨的思想歧異也有學者在其中分出台灣本土自生的。無論如何，左翼思想在台灣主要的啟蒙運動初始，例如文化協會或農民組合，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台灣的無政府主義，同樣源起於在東京的留學生，也同樣受有日本無政府主義或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影響。無政府主義思想在台灣的影響，主要是無產青年，代表團體為「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一九二五）；這團體正是文化協會系的左翼青年。一九二六年，台灣黑色青年聯盟辦理全島旅行演講，部份成員在潮州火車站遭拘留，被釋放後集合於「鳳山農民組合」事務所。一九二七年，警察在鳳山街一位農民組合員家中搜查不當的宣傳歌曲時，發現有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宣言書；這可見農民組合也有成員和無政府主義思想者來往，雖然以後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遭禁（一九二七）而演繹出的「台灣勞動互助社」，對於農民組合和台灣共產黨的日本思想成分，曾嚴厲加以評擊。這種評擊，說日本無產政黨即使獲得勢力，也不會允許台灣、朝鮮的獨立，因為在任何一派日本的無產階級政黨黨綱中都沒看到殖民地獨立的主張；日本無產階級政黨中的「日本勞動黨」在有關政治的政綱第四條僅主張殖民地自治，而號稱極左派的「勞動農民黨」，僅在總選舉政綱的第十二條中提出廢止殖民地的民族差別。台灣無政府主義和台灣共產主義間也互有責難；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互助論」，共產主義者則反駁此為作夢空想，主張階級鬥爭（一九二八）。農民組合幹部派和反幹部派分裂時，幹部派傾向主張遵循日本共產黨二七年基本綱領的路線；反幹部派傾向主張遵循日本左議會民主主義（山川主義)。這種發生在台灣左翼思想的分歧，無論是無政府主義者相對於農民組合和共產黨，或共產黨相對於農民組合，和發生在共產國際、中國以及日本的內部分歧都有類似的；以日本來說，這就像一九二一年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聯合戰線的分裂和鬥爭，就像一九二三年「日本勞動聯盟」的左翼共產主義（關東派）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的分裂（關西派）。又，台灣共產黨把持的農民組合反幹部派，在一九二八年的分裂中對幹部派要求遵循山川主義，究竟只是權力鬥爭的權宜宣傳或具實踐的意義，都是值得再加研究的。

日共自一九二二年建立以來，始終都受到日本政府嚴峻迫害，為求生存發展，領導人山川均（日共創始人之一）主張取消「主義」的概念，並在一九二四年未經黨代會通過就自行將黨解散。一九二六年，在日本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日共領導人，對於山川均取消主義路線進行清算，並在一九二八年將山川均的派系開除。但是，會後卻滋長了以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福本和夫（共黨理論家）左傾機會主義，主張強調思想鬥爭和黨員的先進性；這就嚴重的脫離了群眾。一九二七年，為了和這樣的思潮鬥爭，片山潛（日共創始人之一）、渡邊政之輔（日共中央委員）經共產國際協助，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常務執行委員會議上，對「山川均取消主義的想法」和「福本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進行批判，而制訂了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這個綱領充實了一九二二年綱領草案中日本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分析，規定日本革命的任務是加速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並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不干涉中國革命、擁護蘇聯、支持殖民地的完全獨立、廢除君主制、結社言論自由等。二七綱領，指出革命的動力主要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要求日共黨員要接近群眾。

經這樣的比較，來細看農民組合反幹部派（楊逵等人）對於幹部派（簡吉等人）的鬥爭，就能看出當時的是非曲直和錯亂；此外，台灣共產黨代理人的反幹部派，所謂的要遵循山川主義(殖民地只能自治不可獨立)，其實可能藏有想確立以認同中共的立場來對日本抗爭的民族主義路線。台灣內部以及外部環境的快速變遷，以及各種思潮的相互激盪和混淆，於此也可見一斑。

日據時代台灣啟蒙思想家的政治信仰，是台灣現代史研究中的難題，研究者常常為了確認誰是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爭論不休；此外還有統、獨的後設爭議。在這些台灣啟蒙思想家的思想中，並不難找到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在於，他們往往兼愛這三種思想，也無暇處理這三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內在衝突；特別是那些通常被視為自由主義的人物，雖然鍾情於自由民主價值和觀念，卻又抵擋不住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誘惑。因此，要為他們的思想精確命名有高度的困難；或許，只衡量他們思想中各種信仰的比重，會是一種命名台灣思想家的可能模式。但是，日據時代這些台灣啟蒙運動的快速起滅、演繹或分裂競比，在台灣現代歷史中，無疑的，總合提供了完整的社會運動經驗。這種經驗，放在當代的世界版圖，實在也具有相當先驗的意義。畢竟，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資本主義社會，兩地的社會發展、人民的遭遇都相仿；農民運動特別是如此。

日本在封建時代末期（德川幕府晚期），對外無力抵禦美、英、法、俄等列強的相繼脅迫，一再簽訂不平等條約，對內無法控制藩閥割據的局面，社會矛盾激化，貧苦農民和城市貧民起義不斷。面對如此嚴重的民族危機，日本實施了民治維新（一八六八）的改革，要緊隨西方世界的腳步。以後，日本接連在日中、日俄兩次戰爭中斬獲巨大利益，經濟迅速發展。但是，明治維新建立的是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封建貴族聯合工商業資產階級仍然把持政權。即使到了大正（一九一二－－）、昭和時代初期，日本國內也還是一個階級社會，對外則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這樣的日本，對內實行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對外侵略弱小國家和民族。日本人民在明治維新之後，並沒有獲得真正利益，反而身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因此農民和城市貧民經常糾結暴動，中小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民主運動也逐漸發展，就出現了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潮和工人運動。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日本北海道三千名自耕農組成了「日本農民總同盟」，限定土地五町步（五公頃）以下的農民，在各町村（鄉鎮）設立農民組合；同盟宣稱日本農民受盡地主壓迫而呼籲解放農民，決議要求確認農民組合的合法性、修改稅制、改善佃耕條件、適當釋出國有林地、儘速建設鐵路。兩個月後，社會主義思想者（杉山元治郎、賀川豐彥等）也組織起日本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農民組合「日本農民組合」，希望農民培養知識磨練技術，涵養德性享受農村生活，以健全農村文化；藉互信互助的力量提高農村生活；以穩健實在的合理方法，追求大家共同的理想。日本農民組合的最初目的在指導地主、佃農的爭議，統一佃農組合，但是，隨後順應時勢，轉向無政府主義的政治運動。昭和二年（一九二六），日本農民組合的組合員數已高達八萬，但是他們在前一年與其他勞動團體所組成的「農民勞動黨」，發生兩次分裂，最後指導權完全由左派掌控。

源起於蔗農對糖業會社抗爭的團體運動，「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相對於「日本農民組合運動」，另有更深刻的意義。台灣的甘蔗傳自中國，一六二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台灣之後，刻意經營，在一六五○年前後，砂糖的輸出約有四千五百公噸；主要輸向日本。明鄭時期，台灣的糖產益增。一八五八年起美、英、澳洲的商人來台從事台糖的出口貿易；一八八○年的輸出約六萬三千六百公噸。後因中法戰爭的台灣封鎖，歐洲甜菜糖的競銷，糖價大跌，台灣的糖業衰退到日本占領時僅有四萬五千公噸的年產量。一八九四年日本國內砂糖消費量約為二十四萬公噸，年產僅約四萬八千公噸；台灣既然是個砂糖的重要產地，即於一八九六年起改良台灣甘蔗的品種、投入新設備、新的生產技術和資本，大加獎勵發展；一九二九年，台灣砂糖年產量高達七十七萬八千公噸；輸出中國大陸、香港、印度、加拿大、澳洲、瑞士、芬蘭、西班牙及土耳其，形成台灣糖業的黃金時代；糖業股息高達百分之百，會社有分紅高達百分之兩百的。糖業促進的產業，相關還有陸路運輸、海運、金融、工業酒精及肥料等等；糖業是當時台灣最大的產業，即使在日本國內也是僅次於電器、紡織的大企業。因此，以糖業為中心所見在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同時也顯現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

甘蔗的起源，有多種說法；多數學者根據語言學、考證文獻、調查研究野生甘蔗種類和分佈以及栽培甘蔗的生長規律，提出了甘蔗原產地可能是印度、越南、中國，以及靠近亞洲東南部的太平洋島嶼的假說。但是，甘蔗糖業在近代世界的傳佈與發展，所到之處的巴西（葡萄牙）、古巴（西班牙），巴貝達斯、牙買加、馬丁尼克西印度群島（英），馬丁尼克群島、加德魯普、聖多明哥（法），蘇立南（荷蘭）等地，這些西印度群島成為所謂的「砂糖群島」、「砂糖殖民地」卻是無庸置疑的。這些殖民地都是資本家、商人剝削黑奴勞力致富的領域。十六、七世紀各國對殖民地的競爭，除了金、銀，砂糖這種歐洲日常食用品也是一種重要指標，所以印度洋中的模里西斯、印度和爪哇這些殖民地，也以砂糖為主要產業。二十世紀世界大戰前後諸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掠奪的重要表徵若以石油來看，十九世紀的掠奪是棉花，之前則為砂糖。

日據初期，台南州（雲林、嘉義和台南）和高雄州（高雄和屏東）是台灣蔗糖的重要產地。但是，台灣製糖業在一九○九年後開始向中北部發展，一九一三年後更向東部發展，幾乎遍及全台灣適於種植甘蔗的土地；對於台灣蔗農來說，台灣正也是「砂糖之島」、「砂糖殖民地」。因此，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的經驗，正也是一種世界性的台灣經驗。

農民組合運動，在台灣歷史中另還有特別的意義。日據時代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一九○五），台灣總人口數為三百○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一人，農業人口為一百九十六萬一千五百五十六人；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百分之六十四點五三。第三次國勢調查（一九三○），台灣總人口數為四百五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農業人口數為兩百五十三萬四千四百○四人；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百分之五十五點一九。這樣的數據顯示，日據時代幾乎是每兩個台灣人之中就有一位是農人；農人，幾乎就是「社會大眾」。溫和卑微的農民除非面對生死存亡的困境，少有聚結抵抗抗的；社會底層的農民發生問題，若非整個社會的資源不足以合理分配，就是這個社會存在不公正和無正義的情況。日據時代台灣農民的境遇，因此更加突顯這種現象。也因此，參與或領導農民運動的知識分子，無論採行什麼樣的抗爭手段，都是應被尊敬的，因為這種抗爭是在提醒和護衛人類社會道德、正義，特別是人性存亡的最後底限。

歷經社會主義一百多年的激烈挑戰，汲取它的教訓而多加改良的現行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即使就算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狀態，留待社會底層挑戰的問題不是別的，還是人類社會的老問題：這種制度是否令人完全滿意。經濟學家宣稱自由競爭是人類最偉大的歷史成就，達爾文證明自由競爭和生存鬥爭是動物界的狀態；農民運動思想家或革命家，因此可以理直氣壯的說：只有一個在其中能夠有計劃生產、有計劃分配，並且有這樣意識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夠真正在社會關係中，將人性和人類從獸性和禽獸中提升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