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文《奉天承運》：

杜（正勝）先生……以為國家形成要素有四：
一是家變成社會經濟單位；二是統治權由固定的家姓世襲；
三是聚落出現城池；四是確立維繫社會政治秩序的禮。

第一是社會組織的重心由氏族走向家族，構成了國家的社會基礎；
第二是在權力的分化後，統治階級的出現；
第三，城即是古典文獻的「國」，是古典「國家」的外在形制；
第四是社會有了階級上下之後，必須具備的一套內在規範。

事實上一直到了戰國時代，除了因國家規模的擴大，
最初標誌國家起源的城已不能再作為國家指標外，
其他三項依然是中國古代國家概念的重要成分。

以「國家」一辭論古代中國的國家，特具意義。
因為在封建時代，「家」是具體而微的「國」。
封建時代的政治實體，大致可分「天下」、「國」、「家」三個層級。
若以廣義的國家界說衡之，「天下」、「國」甚至「家」都符合國家的條件，
但是他們彼此間的關係卻是西方歷史所未見的。

天下、國、家在封建時代，以一套特殊的封建秩序連繫起來，
三者間有連續，亦有斷裂。家有宗廟，國有社稷（也有宗廟），
天下有明堂（既有宗廟、社稷，尚得天命，故可郊天）。
這是三者的層級，也是其斷裂處。
但封建時代以一套細緻嚴密的宗法制度，將家、國、天下連繫起來。

封建與宗法配合運作下，三者之連繫與斷裂各自在恰當的時刻展現，
成為中國古代史的特色。而由於宗法制度一以貫之，
家的精神乃貫穿於各級政治秩序之中，成為各級政治秩序的基型。
國家之稱，在古代中國史乃別具一格。
然而學者長久以來以西方國家概念轉釋中國的「國家」，
鳩佔鵲巢，非此一端，誠屬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