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勝《新史學之路》：

我的研究雖然提出與中國或日本學者不同的歷史解釋，
但追根究底和我所批評的對象無大差別，仍然偏於制度性的範圍，
對歷史的理解不一定比他們深刻。
此一發現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一直困擾我，我也試圖尋求史學思想的突破。

法國年鑑學派我不了解，
即使一九七○年代中期我曾到倫敦政經學院學習英國經濟史，
似乎也不能幫助我突破困境。
經過反覆的思索，一九八六年我終於稍稍理出一些頭緒，
以「人」來比喻歷史，發現自己過去研究的經濟、社會或政治，
其實只屬於骨骼部分，至於血肉或精神還沒有觸及。
我想這應該是新一波的史學改革應該努力的方向。

後來才知道早在一九七四年法國年鑑學派的雅克‧勒戈夫（J. Le Goff）
已經提出幾乎完全相似的比喻了：骨骼和血肉，
他是以心態（les mentalities）作為新補充，謂之「模糊史學」。
一九九○年以前我的史學思想還是相當模糊的，
只用籠統的「文化」這概念作為新史學的目標。

……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二「館舍」條
是從外在具體事物講到內在抽象精神的範例，讀孫樵〈書褒城驛壁〉與
杜甫〈秦州雜詩〉中的驛舍，驗證李唐舊治的州縣，而知「其城郭必皆寬廣，
街道必皆正直，廨舍……基址必皆宏敝；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
終至於明末，百事皆廢。他認為這是由於「國家取州縣之財，
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

顧亭林從館舍點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大趨勢，
宋以下，中央愈來愈集權，地方資源愈來愈枯竭。
館舍雖是地方行政末節，卻能體現國家興衰與時代風氣，
亭林這條札記雖然簡略，卻是新社會史研究方法極為具體的說明，
那就是能在日常習見習知之事物中發現社會民族之特點，窺知時代風氣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