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乃文《書谷隅考》：

有一種至今佔據主流的說法，
認為中國古代藏書樓是以藏為主，落後；
西方現代圖書館是以用為主，先進；其實是一種膚淺的臆說。

首先古代藏書樓是自藏自用，不能用現代公益理念來評判。
其次古代藏書家既收藏，又研究、又校勘、又傳抄、又出版，
往往窮盡畢生的心血，對於古籍的瞭解和掌握的水準，
對於古籍的保存和續命的貢獻，都是後來通常的圖書館所達不到的。
再次古代藏書家周圍都有一個學者圈子，
在收藏、研究、校勘、出版等方面頻繁交流。

以清中期黃丕烈為例，
錢大昕在《竹汀先生日記鈔》卷一「所見古書」中，
記載與他的書籍交往三十餘條；
鈕樹玉在《非石日記鈔》中，記載與他的書籍交往近二十條；
可見當年之一斑。如果友人遠道而來看書，當年還會提供多日食宿。
這些更是後來通常的圖書館所達不到的了。

西方圖書館的核心知識是編制目錄和解答諮詢，
在電腦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基本為電腦的操作技能所取代。
而古代藏書家的知識，對於書籍的研究，對於版本的鑒定，
屬於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不可能由現代科學技術全面代勞。
甚至一些原來的手工技能，
由於最新科技的融入，反而逐步提升為專門的知識。
比如對於殘損古籍的修復，即為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