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知名小說家韓少功對知識分子的期許是：知識分子應該能夠與民眾有所不同，能夠成為民眾的表率。他在接受訪問時說：
人是文化動物，而一個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這個族群的知識分子來承擔和實現的，知識分子的質量集中表現了整個族群的質量。很多讀書人經常感嘆民眾的愚昧，而我更願意讓讀書人來反省我們自己的問題，比如勢利，比如無知，比如對權力社會和資本社會的跟風趕潮。這些問題常常因為讀書人具有更多的說辭而得到掩蓋和辯護。我這樣做不是反對知識分子，而是希望知識分子更加優秀一些。[來源]
韓少功在大陸觀察到知識分子的問題，如趨炎附勢，誰掌權就投靠誰（勢利），知道一點點卻夸夸其談（無知），有官做就抗拒不了誘惑（對權力社會的跟風趕潮），有錢賺就不顧應為社會清流的原則（對資本社會的跟風趕潮），因為自我辯護能力強而善於掩蓋等，不也同樣地不難在台灣知識分子的身上找到嗎？
我非常同意韓少功，當知識分子本身都不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又怎能苛求社會大眾在上述這些問題上表現優異呢？
4樓. 古士塔夫2007/02/01 10:44擲地有聲
「有可做人的表率者，才是 社會的資產。」此話擲地有聲，完全同意。
3樓. nothing special2007/01/31 12:56其實
所謂的"知識"份子 無知 勢力 與 趨炎附會的特質
不僅 在台灣 大陸 ... 古今中外 哪裡 少過.我覺得 該強調的是 人的價值
而不是 "知識份子" 的價值!書讀的多 做人失敗造成 社會的災難 例子不是很多嘛?
知識份子 有甚麼了不起
有可做人的表率者 才是 社會的資產.-
2樓. 古士塔夫2006/12/21 16:43質量
To 時季常：
您對「質」與「量」的分辨是正解；對於大陸在提到「質量」的時候只有 quality 的意涵，也觀察得很細緻。
至於大陸為什麼會這樣用？是受質變量變說的影響？抑或是只是約定俗成？
現在大陸也慢慢地把原來使用的「研究對象」一詞改為「研究物件」，很可能是受到電腦語言影響。如果用在物，倒也可以；但是用在人，就很怪異了。譬如以下這段話：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大饑荒期間，我生活在上海，由於資訊的封閉，加上我當時是「統戰物件」的華僑而享受「照顧」所以雖然知道大饑荒，但是不瞭解嚴重程度，更不瞭解死了人。還在那裏「高舉三面紅旗」實在愧對死難同胞。
我的這本書也是為我志趣相投的朋友們寫的。寫作此書時有一種特殊的體驗，就是書中的許多討論物件同時也是本書的真正讀者。
中國文化、黃河、長城，在中國人心中如此尊崇可貴。不意五十年後，它們變成了詛咒的物件。
這樣的用法，也影響了（似乎）不住在中國大陸的殷惠敏，她在〈顛覆大師李安〉一文中說：
「喜宴」是對傳統「男女」婚姻的顛覆。思想保守的父母從台灣到美國主持兒子的終身大事，但兒子的愛人其實是個白種男子。一場遷就親情而演出的喜宴假戲落幕後，保守的父母也終於搞通思想，默然接受了真正的新「媳婦」。「飲食男女」裡的老廚師，原來給安排的續弦物件是個年齡相近的煙槍寡婦，自己愛上的卻是寡婦的女兒，真相攤出後，寡婦當場昏倒，女兒欣然同意，顛覆帶來意外的驚喜。（中國時報A15/時論廣場2006/01/18）
看對岸，容易看出語言使用上不合理之處。不過，反觀自身，台灣也有不少不合理的新用法，如桐花祭。
1樓. 時季常2006/12/21 12:39質與量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概念
質量經常並稱，但是質與量是相對不同的事物。質是品質、素質、本質，英文可譯為Quality，量則指數量，英文譯為Quantity。共產黨理論中，量變產生質變，意思是說，數量的改變，可造成本質的改變。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如果我們在一筐蘋果當中，不斷的放入橘子，同時取出蘋果，當橘子的數量到達一定程度，我們將不會說那是一筐蘋果，而會說那是一筐橘子。
我看許多中國大陸的新聞節目，經常使用質量二字，卻是只談質而未談量，很顯然是將質量兩字誤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