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著名文學家李銳在小說《銀城故事》中談到他的創作核心主題：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遭遇了殘酷的解體和失敗，為了「救中國」，無數人流血犧牲找到的那個「真理」，在文革當中把中國帶進更深重的失敗。當我們從浩劫之中掙扎出來，再一次向別人尋找「真理」的時候，卻發現別人的真理也出了麻煩，所謂「科學」與「民主」的真理，所謂西方的價值觀念，正在解構主義的思潮中遭遇空前的危機。我們是同時從裏到外的遭遇了價值否定，這個從裏到外的意義失落，真是曠古未有的煎熬。這就是我體會到的中國人的精神處境，這就是多年來我一直在用小說表達的困境。（頁251）

　　李銳所說的處境，正是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上備受煎熬的一個重要根源。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逐步地從器物層次、制度層次，以及文化層次上進行了不間斷的自我反省、檢討進而否定自己，同時又努力地向外國學習。然而，學習了一百六十多年，仍然沒有找到中國應該是怎麼樣，應該達到怎麼樣的境地的答案。這就像是余英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一文中所說的「靠不上岸的孤舟」困境：

中國知識份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