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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4，愛因斯坦做完數學計算之後，他發現分子的運動儘管在顯微尺度上是雜亂無章的，但是各個因素之間〈諸如分子的大小、數目、速率，以及可觀測的頻率、運動的範圍等〉仍然存在可預測的關係。

愛因斯坦是第一個把新的、可量測的結果與統計物學連結起來的人。這聽起來像是技術上的成就，其實代表了一個偉大原理的勝利：我們在自然界看到的許多秩序，掩蓋了潛藏的、看不見的無秩序，只能藉由隨機性的法則來領會。……

P.237，……因此，對人類的經驗而言，決定論是很糟糕的模型。就如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玻恩所說：「機遇的概念，是比因果關係還要基本的概念。」

對於隨機過程的科學研究，「醉漢走路」是其中的原型；在我們的生活中，「醉漢走路」也提供了恰當的模型，因為我們就像浮游在布朗運動液體中的花粉微粒，不斷地讓一個接一個的隨機事件推向東、推向西。

因此，我們雖然能在社會數據中找到統計規律，個別的未來卻無法預測，而我們的特殊成就、工作、親友、財務狀況等，歸因於機運的程度可能超乎需多人的想像。

P.239，……在任何一連串的複雜事件中，每一事件的展現都帶有某種不確定性，過去與未來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對稱。從波茲曼針對造成流體性質的分子運動過程進行統計分析開始，這種不對稱就是科學研究的題材。

P.240，……換句話說，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我們能夠清楚的解釋為什麼染料分子的過去造成了它的今日。

但是，水中還有其他水分子，都有可能與染料分子發生交互作用。

要在事前預測出染料分子的路徑，我們就必須計算出所有可能發揮影響力的水分子的路徑與交互作用，如此一來，可就牽涉到無法想像的龐大數學計算，就範圍與難度而言，都遠遠超過了理解過去所需的撞擊紀錄；換句話說，我們雖然能夠事後了解染料分子的運動，但要想在事前預測幾乎是不能的。

事前與事後在本質上的這種不對稱，就解釋了為什麼在日常生活中，過去發生的事即使我們未能預料到，但似乎總是很明顯。

P.244，以研究過去為專業的歷史學家，和科學家一樣，也很小心地看待「事件以可預料的方式展開」的想法。事實上，在歷史研究中，必然性的錯覺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這是一向針鋒相對的保守派歷史學家與社會主義派歷史學家具有共識的少數幾件事之一。

例如，社會主義派的歷史學家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就說：「歷史學家讓人以為事態的發展無可避免……他們把成功勝利的因素凸顯出來，而把欲掩蓋的因素推到幕後。」

曾獲雷根總統頒贈「總統自由勳章」的歷史學家沃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則是這麼說的：「事件發生後，訊號當然總是清晰易見，我們可以看出訊號代表什麼災難……但是在事前，訊號卻是模糊不清，蘊含著彼此矛盾的意義。」

P.245，就某種意義而言，這種想法反映了那句老話：馬後炮容易放！但是大家卻表現得像是沒有這回事，例如在政府部門，每次悲劇發生之後都會上演「早就該知道」的怪罪戲碼。

……說句老實話，染料分子碰到的不相干事物雖然不像水分子那麼多，但也足以分散注意力、讓人摸不清未來。

P.245，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國會成立了七個委員會，檢討為什麼軍方沒有注意到攻擊即將來臨的重要「徵兆」。譬如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就因為1941年5月提交給羅斯福總統的一份備忘錄而大受抨擊，……

馬歇爾將軍不是傻子，但他也沒有水晶球，關於隨機的研究報告告訴我們以水晶球看事件是可能的，可惜只能在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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