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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學的走向 ──專訪李瑞騰教授
2017/07/10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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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學的走向
──專訪李瑞騰教授
朱嘉雯

「翻天覆地的時代,已經到來!」最近一年多來,常聽見老師說這句話。初聽並不以為意,因為生活在現代,幾乎天天都能接觸到簇新的事物,尤其是電子產品給予人們無限前瞻的願景。然而當我們再回首中文系裡所讀誦的那些古老詩篇,我們頓時成了時空的旅人,在古今交疊的光影長廊裡,徬徨地尋找自我定位。而歷史告訴我們,每次經歷時局激烈動盪的時刻,那同時也是考驗知識份子的關鍵時刻。

從文學館回到文學院

李瑞騰老師自2010年借調至文化部台灣文學館擔任館長起,為期四年的時間,除綜理常態性的眾多館務,還親自策劃了《台灣文學史長編》(33冊)、《台灣古典作家精選集》(38冊),與《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0冊)等。他為文學館的出版品所撰寫的序文超過百篇,並曾獲得國家出版獎。

李老師從事編輯出版的歷程,可追溯自1980年任蓬萊出版社總編輯起,此後接連出任商工日報副刊主編、文訊雜誌社總編輯、漢光文化公司顧問與總編輯、《台灣文學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正中書局董事、九歌文教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台灣詩學季刊社》社長,乃至1992年起擔任《文訊》雜誌社編輯總監與顧問等職。

關於編輯與出版,李老師在中文系大學部曾開過「出版學」一門課,在研究所也曾開設「台灣文學與出版專題研究」、「出版產業與文化發展」。教授出版學的目的在於讓學生及早接觸職場,了解相關技能,並開始累積經驗。所以李老師的課程安排,主要環繞在探討出版作為一門學科的性質與功能。此外,關於圖書出版的歷史,編輯與行銷的概念等,也都曾詳加說明,並且將出版與社會的諸多面向連結,其中還包括出版的外部關係、內部組織與通路等問題。其課程內容包含:政府、銀行、媒體、書店、經銷商、印刷廠到同業,而文字編輯、美術設計、印刷、行銷等幾大環節,也都是重要的探討面向。

然而,無論多麼著重編輯過程,如何盡力地做到了精美的製版、印刷、裝訂,乃至於顧慮到行銷、倉管、宣傳、店銷、郵購、網購等諸多環節。書籍成敗的關鍵仍是「稿件」,亦即市場競爭力源於稿件本身。因此李老師特別重視寫作,也非常勤勉於文字的耕耘,多年來著有:《詩心與國魂》、《披文入情》、《台灣文學風貌》、《相思千里─中國古典詩情》、《文學關懷》、《文學尖端對話》、《情愛掙扎─柏楊小說論析》、《文學的出路》、《文化理想的追尋》、《老殘遊記的意象研究》、《新詩學》等文學評論專著。散文方面,曾與李時雍合著《你逐漸向我靠近》,以及傳記體散文《有風就要停》;另有詩集《在中央》等。
李老師所編輯的圖書將近四十種,而且他的編務工作也往往與其行政經歷相結合。他自2001年起擔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起,接著於2003年任文學院代理院長,2004年出任圖書館館長,2007年正式接下文學院院長,直到2014從台灣文學館任期結束歸建,即接手策劃《百年中大》的校慶特刊編務,2015年兼中大出版中心總編輯,2016年再度接任文學院院長,並於今年2月起,同時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其間,編輯與出版成為他行政要務上的一大特色。
如此長時間在編輯、出版、寫作與行政工作之間,持續不懈地推動各項文學文化的建設工程,李瑞騰堪稱台灣文壇的舵手。在歷任諸要職後,老師於去年又再度擔任文學院院長。外界以為那對他而言不過是件輕鬆的事,卻不料這一次的回任,實際上是與台灣高教有史以來最劇烈變化的時代浪潮相衝擊!

時代的大浪
現今大學的文學院正遭逢甚麼樣的時代巨浪?李老師分析道:在可預見的未來,大學校園將逐漸解除各科系之間的藩籬,讓學生在跨領域的科際整合環境中,習得基本職能與生活素養。因此學院在大學中將由虛轉實,扮演重要角色,不僅要擔負起溝通協調轄下各系所的職責,同時還必須與社會潮流相周旋,與校內外其他各學門互為競爭與合作的關係。因此,李老師在新接任文學院院長時,即將院內各科系具有應用和實用性質的課程整合起來,組織成一個「人文應用課群」。這意味著文學院將來必須積極扮演起開課,甚至招生的工作。
文學院設立人文應用課群,標識著人文學門的教師,從此將逐漸走出學院門牆,追隨社會上各式新興產業加速發展的腳步,來強化學校教育,最終達到人才培訓的目的。李老師不諱言,在此教育體質改革的時刻,大環境的複雜與個人的痛苦自不待言。首先,員額、經費等資源必須從制度面再分配。其次,不太實用的課程或將隨著資深教授的退休而退場,未來我們可能逐漸失去經史、哲學、文字聲韻等傳統課程。台灣高教的人文領域將何去何從?也是李老師所憂心之事。
面臨學科轉型,院辦必須要做更多協調性工作,其中的甘苦,很難一言以蔽之。然而當談及「微學分」、「自主學習」、「社會責任」等概念時,李老師眼神中依然透顯出新鮮感和對於未來新型態教育的高度期許。例如「微學分」:「學生想要學習製作圖書或是影片剪輯,那麼他得先寫一份自我養成的規畫書,包括學習的時程、預期的效果,以及在學成後舉辦一場公開的成果發表會,藉以取得學分。」這樣反過來由學習者主動提出求學方案,並想辦法自我養成,從而建構出自學過程的全記錄,應不失為振興大學校園學生學習風氣的策略,而且可以跨領域、破除科系藩籬,達到學以致用的求學目的。

李老師認為,專業知識是體,可以往現實面去應用,古代儒者有經世致用之學,我們今天談「社會責任」、談「應用」,古今有可貫通之處。我們今天重視企畫,是整體的有效思考,要論述,要有說服力,不能沒有學理基礎。文學院的學生畢業後,要從事文化產業相關工作,就需要企劃力,那是體用結合的具體表現。

面對當代高教的種種變革,李老師站在折衝樽俎的第一線上,既回顧所來徑,又放眼於未來,心有憂慮,也有期待。

資源統合與管理學
從台灣文學館歸建的兩年後,李老師除了接下院長一職,在學校裡還兼任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出版中心總編輯等職務。這樣會不會覺得工作過於繁重?這三個單位的業務性質都不相屬,許多會議重重疊疊,讓人忙不過來,怎麼辦呢?老師的回答卻非常輕鬆幽默:「我當年擔任系主任的時候,必須兼任院長;後來當了院長,又得回頭兼系主任!」他已經習慣在多重角色之間拿捏分寸和掌握原則,只是在外人眼中,老師仍是從容自如,游刃有餘。
「請問老師:您的管理哲學是什麼?」老師說:「管理是紛陳現象的秩序化,對於個人來說,事務和財物需要管理,時間和情緒也一樣;對於公領域來說,在機關屬性與任務的大前提下,人、事、物的妥適調配,全靠管理,制度要完善,運作要有效,更重要的是,要分層負責,而當主管的,該授權的不能攬在身上;該承擔的不能推諉。」老師特別提到,要努力讓人各安其位,讓事的始末清楚,「你要知道誰在做什麼事?他是怎麼做的?已經做到什麼地步?更要知道他有什麼困難?」
雖然這個社會總是顯得人浮於事,但是主管階層想要找到勇於任事的得力助手,卻又不是件容易的事。目前,在文學院、人文研究中心、出版中心三個單位均須各自持續推動業務的狀態下,李老師說他很幸運,文學院由甫從國家電影中心歸建的林文淇教授擔任副院長,建立了院務管理系統,讓院辦與系所辦公室一體化;兩中心業務相對單純,實際執行者都具有獨立思考和運作能力,會適時地匯報重點事項,而身為主管,李老師也往往放手讓他們去發揮,和他們分享事務的發展歷程和成果。

中文系的價值何在?
李老師在三大單位之間,充分地統合了人員的安排與運用,那麼,對自我的要求又是什麼呢?他用很簡單的一句話說明:「盡量淡化個人色彩!」不僅如此,他對於公部門的資源亦非常謹慎地看待。在前次踏進文學院辦公室的第一天,李老師便清查了部門裡的所有資源。當他發現一筆以科技為名的經費時,心裡頓時感到疑惑。經了解以後,李老師當場決定結合其他費用轉用為文學院的獎勵金,並設置要點,讓全院教師申請使用。
猶有甚者,老師自從任職以來,即使是一封私人掛號信,他都自付郵費,不輕易使用公家資源。「這雖然是一點小錢,助理也覺得沒有必要這麼做。但我強調的是態度。」老師很堅定地說道。從淡化個人色彩到不使用公部門的資源,李老師在行政管理上,做到以公眾利益為優先考量,自己的事情放在最後。
李老師出身中文系,卻特別自我要求做到沒有本位的行政立場。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對中文系沒有一套相對應於當代革新時局的看法。「在科技掛帥的現實環境底下,中文系的價值何在?」老師指出:「所有的學問和知識體系,分析到最後,只有兩個基本元素──圖像與文字。如今各行各業表面上看來日新月異、變化紛呈,最後都必須回到語文上來做表述。而善於表達的人也有助於穩定自己的思維,尤其是到了公共空間與競爭場域裡,語文的重要性就會特別凸顯。表述能力強的人,才能使人體認他的思想與知識。而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也必須正面看待教育,所有專題寫作的課程,都要回到學生的身上,啟動他們自主學習。」
因此,李老師認為中文系必須重新改造,必修的基礎學科,選修的專業課群,應興應革,要有新的思維;同時要加強對應職場的需求,讓學生們能夠順利習得跨領域的專長,以滿足社會人才的需求。「在應用的層面上,必需全方位的思考該如何發展的問題。此間也包括大一國文的重新設定、通識教育中的人文學科,都不能一成不變。」


何時才做自己?
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的角落裡,靜靜地存在著一個不太受到關注的研究小單位──琦君研究中心,主持人正是李瑞騰教授。雖然這個中心沒有任何資源,但是每隔一段時間,我們總會收到來自該中心的邀請,或是參與同人性質的研討會,或是小型座談,讓教授現代文學的老師們提出報告,具體分享如何將琦君作品轉化為教材,藉以傳遞那溫厚的人文情懷給予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每一次的討論,都使我們得到豐富的心靈滋養與教學體驗。這是李瑞騰老師喜愛做的事。
然而這些真性情的研討,卻往往是以籌措一點民間的資源,借用台北的場地,甚至於放下主管的身份來促成的。雖然李老師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行政岡位上,為了維繫大局而盡心盡力。多少年來,所有該做的事也都未曾停頓。然而,他也有自己愛做和想做的事,特別是他與台灣文壇和學界老朋友們的珍貴情誼,包括:林海音、琦君、柏楊、黃春明、彭歌、洛夫、張默、渡也……等人,李瑞騰老師都曾有過真心的關懷。此外,老師對於東南亞華文文壇亦投入了長期的關注,因而寫下:〈菲華新詩的考察〉、〈東南亞華文文學在台灣〉、〈新加坡五月詩社的發展歷程〉、〈菲華散文的文化屬性─以選集為考察對象〉、〈菲華新詩的海洋意象〉、〈詩巫當代華文新詩〉、〈進出森林:戰鬥?抑或疼惜自然?─沙拉越華文作家的森林書寫〉、〈沙拉華文文學環境的觀察─以詩巫為例〉……等等篇章,同時他也關心香港文學史的建構工作,以及有關香港文學在台灣的歷史考察。
李老師的關懷和書寫,遍及王潤華、傅承得、黑岩、劉子政、王勇、蔡增聰等東南亞作家,也在《文訊》中專訪了陳雨航、呂正惠、向陽、龔鵬程、朱天心、彭瑞金、王德威、簡媜、鄭明娳、劉還月、張大春、楊義、袁和平、蔡詩萍、平路、李昂、王浩威、劉克襄、初安民、古蒙仁、韓秀、陳義芝、陳幸蕙……等三十多位作家、學者,每一篇報導都為台灣文壇點亮一盞燈,照耀一線文學的光明與希望。多年之後,我們想起了這位點燈的人,如果不是他,台灣文學界將失去大量豐富的寶庫。今年三月文協榮譽文藝獎章獲獎人揭曉,文學評論類的得獎人正是李瑞騰。在文學界同聲祝賀的時刻,我們也該以回顧的視角,重新關注李瑞騰的文學式思考,以及他多年來行走文壇的大量評論文字,那是一座無可取代的豐碑,也是觀察文學文化從過去到未來的最佳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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