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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弟兄的繼母——我的奶奶，是貧農的女兒，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村婦女。眼看斗 地主的場景，兩個兒子都被抓走，她非常害怕，就悄悄回了娘家。不料回家不久就被工作組派人抓回安仁鎮，當晚便開會斗爭她，深夜才放回家。那是1951年冬天的一個夜晚，七十多歲的奶奶被罰跪，並用涼水沒頭沒腦地從頭頂澆遍全身。奶奶膽子很小，對未來已看不到任何希望，第二天早上吊死在豬圈后的屋梁上。幺嬸也經歷了這次斗爭會，深夜回家後一直守著奶奶，可就在幺嬸疲憊打盹的一小會功夫，奶奶就走上了絕路。孩子們循著幺嬸的哭聲來到豬圈房，看到人們正把奶奶放下來，奶奶的身子還是軟軟的。奶奶是建政後二爸家屈死的第一個人。她帶著對兒孫們的不舍、帶著對生命的眷戀，懷著對階級斗爭極大的恐懼毫不猶豫地投入死神冰冷的的懷抱。

二嬸從牢房裡放出來后，面黃肌瘦，身單力薄。一家四口，政府只分給二嬸、六妹和四姐三個人土地，能種稻谷的好地不多，其他的地在兩裡外，且難於耕種。

二嬸身材高大，卻是一雙小腳，走起路來上重下輕，照樣得帶著三個十來歲的孩子下地干活（1952年秋，五哥李國孝已從我們家回到安仁鎮），秋收後交了公糧和統購糧，已所剩無幾，每天只吃兩餐，節約著過日子，勉強能維持到春節，春節後就沒有糧食吃了。飢餓的人是不會挑食的，只要能吃的東西二嬸和孩子們都吃：米糠、苕菜、牛皮菜、紅薯葉、野菜這些喂豬的東西都成了她們的主食,不能講什麼營養, 只要能填飽肚子就行。要說營養, 這裡面最好的就算米糠了。可誰會把自家的米糠白白給你呢? 二嬸就常去打掃碾房地上和牆壁上的米糠, 當然還伴有無法除去的壁灰和塵土。那牆壁上的米糠是最好的, 特別細，不論和哪種菜拌在一起都比較好下咽。因為沒有油, 甚至連鹽巴都買不起,其余的糠難下咽不說, 還不容易拉出來。

建政後，李育滋公館和老屋, 都住着解放軍部隊, 他們的幾條豬就養在二爸家的豬圈裡, 飼養員每天挑著泔桶來喂豬。二嬸瞅准機會, 偷偷從桶裡撈些飯菜面條之類, 淘洗後煮開給孩子們食用, 算是改善一次生活。特別是面條, 那可是好東西, 雖然經過淘洗, 姐妹們還能吃出它的美味和能量。

冬天來了，樹葉枯黃，野菜全無，只好靠挖芋荷杆充飢。芋荷杆煮不爛，嚼不碎，吃在嘴裡有一股麻麻的帶苦澀的味道，但哪怕再難吃, 一家人餓極了, 沒有別的選擇, 就象數顆粒那樣, 一點一點把它哽下去, 用以哄哄肚子。這種東西吃下去是什麼樣，拉出來還是什麼樣，三個孩子瘦得皮包骨,他們只能這樣苦熬著。

生活的重壓讓二嬸喘不過氣來, 加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壓力與挨不完的批斗, 使她求生不得；但看看身邊幾個失去父親的幼小瘦弱的孩子, 她又求死不能。她以最大的努力勉強支撐著, 可身體卻日漸衰弱, 最後她還是不能為孩子們撐起一片天! 殘酷的現實讓她顧不上食物的衛生, 那些生的、冷的、臟的、半生不熟的東西都是不可多得的食物。不久,她就開始拉肚子，在無錢醫治的情況下，病情一天天惡化, 終於連下床的力氣都沒有了。幾個孩子太小，幾年來家裡遭受的種種災難，在他們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深的恐懼，他們見誰都害怕，不敢向任何人求助，只是在稻草和床板上挖一個洞，床下放一個瓦盆。二嬸那帶血的膿便一滴滴往下流著，孩子們趴在床邊小聲地哭著，眼睜睜看著母親的生命一點一點地流逝。最後，二嬸軟弱無力地抓住三個孩子的手，說不出話來，撒手人寰時，眼睛睜得大大的，她是放心不下她的孩子們, 特別是她那最小的女兒, 她是死不瞑目啊! 從此，幾個孩子成了孤兒，小小年紀就得去面對殘酷的人生。

一個好心的鄰居，看到孩子們太可憐，偷偷給了他們一些米票，三個孩子迫不及待 地去領米回家，路上餓極了，抓著生米就往嘴裡扔。

一次，全家已兩天沒有吃飯，四姐李玉華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突然看見路邊有顆花生米，她撿起來端詳一番，真舍不得吃它呵，先感受一下它的香氣，再細細地嚼。空空的胃裡竟然有了食物的感覺，連花生米在胃裡移動的情況都能感覺到，那滋味真太好了。這顆花生米吃進肚裡，走路也有力了，這顆小小的花生米的力量，那是不到極端飢餓時絕對體會不出來的。提起此事，四姐說，她至今仍清清楚楚記得這顆花生米的顏色、形狀及撿到它的地方，更忘不了它帶來的巨大的能量。

長女李國榮，原在成都會計學校學習，不幸染上肺結核，被迫停學回鄉治病，家裡連飯都吃不起，哪裡有錢治病？想到父母慘死，幼小的弟妹無人照顧，她更痛苦不堪。1959年元月4日不治身亡, 時年26歲, 短暫的人生就在如花的季節淒苦地結束了。

長子李國忠，高高的個子, 長得十分帥氣, 在重慶南岸彈子石針織廠當會計, 他知道自己家庭情況不好，從來是謹言慎行。1957年“大鳴大放”，他一句話也不敢說，硬是由於家庭的原因被打成“右派”, 理由是說他對“右派”的大字報看得津津有味。於是, 取消工資，僅給一點生活費，並強令勞動改造。

為了孩子們的前途, 妻子離他而去, 他每月還必須把為數不多的生活費的一半交出來養育孩子。政治上的壓力和妻離子散的生活使他終日郁郁寡歡，只能靠劣質的煙、酒來麻痺那痛苦的神經, 尋求暫時的解脫。60年代末，他患上食道癌。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正忙著爭奪革委會的領導權，誰會來過問一個“右派分子”的死活？他還得繼續勞動改造，直至臥床不起。1971年正月初一，在這家家團聚的中華民族傳統節日裡，噼裡啪啦的鞭炮聲此起彼伏，在大家興高彩烈祈求來年大吉大利的時候，他卻孤零零地在中午十二時悄然離開人世。

至此，一家八口，只剩下三個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