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呂育綺
高市首相惹塵埃，日本話題正夯，搭熱門議題順風車，也談談日台遠近重要歷史關係。
他鄉遇故知屬人生三大樂事之一，月是故鄉明，所以說「人不親土親」，在國外能碰到同一國度人，即顯分外親切，中國人講求「落葉歸根」，當然也有認為「男兒立志出鄉關，功業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
馬關條約割台，德宗嘉慶皇帝表示：「台灣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感念其龍言，台灣人不欲受異國統治，抗日意識濃厚，以致大小抗日事件不斷，其中莫那魯道領導的霧社事件，尤其可歌可泣、名垂青史！
殖民者總抱過客心態。日本殖民台灣，設台灣總督府負責管轄，實施保甲制度，聽說甲長或保正之權力大到幹死人，保甲乃警務系統末梢組織，協助治安維護地方安寧，保正身兼二職，工作項目五花八門，派出所警察官警力不足，需借助保甲當耳目，類似大陸街道委員會三姑六婆之「抓扒仔」功能，因此派出所兩名警察即可搞定一鄉治安，那年代治安良好可謂名聞遐邇，日本警察一個坐派出所受理報案，一個佩帶武士刀騎腳踏車巡邏，他們很兇，無怪乎小孩子哭鬧不止，只要聽到「大人」來了，一定馬上自動無條件靜音。
日人推行現代警政早於中國，無論在清廷或在台灣，日本對我國警察歷史的發展都有著深厚的影響，日本殖民台灣半世紀期間，最主要統治力量便是警政，日人治台先採「軍政」，後不得不全面改行警政，警察制度實為台灣殖民政策重心之所在，台灣的統治可謂典型的警察政治，所以經日本50年的警察統治，台省同胞對當時警察的觀念之影響不可忽視，不少本地人甘作鷹犬，充日本鬼子的走狗，這些賣友求榮漢奸，光復後全逃難他鄉外里避風頭。日本也在台建立「土親」社會，在此之前村落大多以系譜血緣為構成原則，「人親」比「土親」。
圖片取自:(示意圖wikipedia)
筆者拜讀顧雅文《日治時期台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摘錄些許心得：
金雞納與奎寧於19世紀末是治瘧、防瘧唯一解藥，台灣當時頗為瘧疾難治而愁，正巧台灣那時成日本帝國唯一熱帶殖民地，加以生物鹼萃取技術處發展風潮，乃萌生試植意圖，歐洲方面陸續派員至南美調查，試圖安全移植他方，之後日本本國走企業化經營大型農園。
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論二者跟台灣瘧疾因果關係，頂多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尚談不上「絕對因果關係」，是否在台栽種牽涉到日本帝國政治、經濟、衛生情勢，倒不全然為防瘧而引進培植，值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緊張時，愈加突顯重要性，金雞納樹能救人命，還能促進本國產業，以致倡議鼓吹試植者眾。明治以來譯自歐美醫書漸多，其中《幾納鹽發明》於西洋植物學、藥學、化學皆有涉獵，該書尤有「萬病之寶丹，百藥之君長」封號。
試植過程難免跌跌撞撞不太順暢，凡事起頭難，無前例可循之故，所以說智者吸取經驗，愚者製造經驗，製造經驗往往得付出鼻青臉腫代價，當然有志者事竟成，吾心信其可成，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成，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成效之時，國父揭竿起義曾歷十次革命失敗，堅持不屈不撓，烈士血終歸開出民主主義之花，同樣，總督府耐心+恆心試探性栽種，終開花結果。但台灣的金雞納樹栽培受到官方重視，已是1910年後的事，台灣長期遭異族殖民統治，日據以前〈甚至明鄭以前〉即已由傳教士傳入，明治政府視為熱帶栽培業一環，溪頭台大實驗林係試栽地之一。
金雞納樹與奎寧是藥效極廣的「西洋聖藥」，不過縱然擁市場優勢，支撐動機仍嫌薄弱，隨時仍有被其他有利可圖之經濟作物取代可能，況且它技術難、成本高、回收晚，不利因素致而猶賴官方推動，嘗試研發新事物，失敗非必然，成功亦非偶然，瘴癘之島一躍成製造藥品寶庫，因緣交會也是風雲聚會，台灣何其有幸蒙此上天恩賜，大規模栽植也吸引藥廠業者前來投資。砍伐造林日本人講求「伐植平衡」，瘧疾死亡率雖降低趨勢，罹患率卻有升高傾向，中日開戰奎寧更成戰略軍需品，缺貨的持續恐懼感，「輸出防遏」目的在於遏止對外需求依賴，基於同業競爭，故同行相忌，禁止種苗輸出以免出現競爭國，既全民共識亦當局國策，後期產量趨穩定，台灣自產已能自足，可惜的是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對殖民地台灣防瘧難有顯著貢獻，嚴格而言：瘧疾防遏任務並不算圓滿成功。
附帶談日據到光復民雄鄉地名典故，其舊稱「打貓」，係舊時洪雅族平埔族之「打貓社」，為當時洪雅族之中樞，是平埔番社之所在地，「打貓」係取其譯字而來（台語近音「Ta-miao」）。1920年台灣地方改制，民國9年嘉義置郡，是時該鄉日吏認為打貓之地名不雅馴，乃取日語譯為「民雄」，將其鄉改為「民雄庄」，劃歸台南州嘉義郡管轄，民國34年10月25日台灣省光復，重歸中國版圖，該鄉於民國35年1月20日依「台灣省鄉鎮組織暫行條例」規定成立民雄鄉，也就是戰後初期改為台南縣嘉義區民雄鄉，民國39年改為嘉義縣民雄鄉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