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开展对华间谍情报工作的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披露，又一名在华刺探我情报的日本间谍落网。这是近一段时间以来第五名在华落网的日本间谍。对此，有日本媒体大言不惭地报道称“在中国的日本人因涉嫌间谍犯罪而相继被捕的情况实属罕见”。而日本政府一方面宣称这些被捕人员可能是受雇于日本警察厅，另一方面又称这些人都是“民间人士”，就是不愿承认日本会使用间谍刺探中国情报的事实。其无耻嘴脸世间难觅。

前不久，一个叫作阿尾博政的前日本间谍写了一本书《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战士》出版后，被堂而皇之地摆在了日本各大书店的书架上。这部书一方面回忆日本对华情报史，一方面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一部不打自招的日本对华间谍罪恶勾当的招供状。

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饿了的时候，恨不得吞下一头大象；即使饱了，也绝不会放过一只小羊。”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种种作为来看，日本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吞象噬羊、残忍无比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并无多少资源的弹丸小国，从地域到资源得到充分的扩张曾经是他们的国策。明治维新之后，在他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开始大力推行对外扩张的穷兵黩武政策。从那个时代再到今天，开疆扩土一直是他们的梦寐以求，亦是他们的实际行动。

间谍是战争的灵魂。

日本为了实现他们的岛国大陆梦，在对外使用武力的过程中，必然要依靠强有力的间谍组织为自己的对外侵略进行服务。因此他们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网络，其有效的间谍和情报活动，在配合日军行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情报专家理查德·迪肯在比较了美、俄、日及以色列的间谍和情报活动后，曾感慨地说：“日本在使用间谍上堪称一绝，它对情报的概念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广泛，更有想象力。日本人获取情报的欲望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更强烈。”“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活动，绝对不是由几个传奇人物、在某一段时间简单完成的。近代以来，日军中央情报机构在华建立了形形色色的谍报主体。日军谍报组织严密、计划周全、主体众多，从日军1872年派员来华谍报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止，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情报。与一些所谓著名间谍吸人眼球的‘神秘’活动相比，在这近70年中，有组织、有计划的不为人知的‘普通’活动才是日军谍报活动的核心构成部分。”

一、日本官方的情报组织及形形色色的民间间谍机构

在日本，现代意义上的情报组织大约产生于19世纪末期，但是由于日本人对间谍情报工作的重视，迅速形成了三方面的间谍情报组织。一方面是军方直接指挥的军事间谍；另一方面是隶属于政府部门的驻外使领馆和国家机关控制的间谍情报机构；再一方面是由民间右翼团体组成的民间间谍组织。

军方的间谍组织由军队的统帅机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着手构建和指挥。陆军参谋本部成立于1889年，其下属的第二部就是间谍情报机构，主管对各国的间谍谋划工作。第二部内设俄法意德课、英美课、中国课和谋略课。先后担任第二部中国课课长的人物都是日本侵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本庄繁、板垣征四郎、酒井隆和影佐祯昭等等。海军军令部第二部主要任务是截收电波和破译密码，重点是破译美英的密码；20世纪20年代末，又将中国作为重点，开始集中力量破译中国的密码。1933年，又在中国的上海建立了一个破译密码的专门机构，正式名称为上海日本海军特务部，由一名海军少佐指挥。

日本对外派遣的军事间谍，主要由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派出。他们对派遣的军事间谍要求严格，对其执行的任务规定明确。在对军事间谍的严格要求过程中，百多年来，日本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谍报人员，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成为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有生力量。

日本外务省也参与搜集情报，主要是以外交情报为主。首相大臣的官房内设调查部，负责搜集情报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内阁各局的各课，均负责相对应国家地区的情报搜集。日本驻外的各领使馆均兼职开展情报工作，如日本驻华使馆和上海总领事馆，就承担着调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情报。1932年，日本驻华使馆建立了情报部门，专门调查中国政治情报。

日本亦有大量的民间右翼秘密团体从事间谍工作。这种间谍组织不拿国家的经费，而是由极端民族主义的财阀和政客给予支持和指挥，具体的执行者则是一批日本浪人。在这些秘密组织中比较有名气的，早期有玄洋社，1884年，日本在野政客和玄洋社共同在上海创办了对华的情报人员训练机构东洋学馆，培养了大批日后的重要间谍人员；后期则有黑龙会、血盟会、樱花会等。

日本各个间谍机关还大量吸收他国人士为自己服务，除了汉奸之外，还有殖民地的朝鲜人、无国籍的白俄等。

二、日本臭名昭著的间谍情报人员

在日本百多年的间谍历史中，单单对华就有众多的间谍熠熠生“辉”，而这里所说的“辉”，犹如日本军刀刀尖上所凝着的那一股寒光，看了是会令人毛骨悚然的。

在这些名字里，除上面提到的本庄繁、板垣征四郎、酒井隆和影佐祯昭等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以外，早期的间谍有：

通过买通汉奸而获取了大清国运载派往朝鲜的清军士兵的东升号船只（租用英国船只）的重要情报，最终导致东升号运兵船被日本海军浪速号击沉，致使船上上千名清军官兵全部葬身鱼腹的石川伍一。

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以商养谍，培养了近百名间谍（其中有七十多名参加到了甲午战争之中），被日本情报部门称为开辟对华情报活动的“先驱”，晚年编成《清国地志》，为日本侵华提供重要参考资料，死后之灵位被日本政府供奉在了靖国神社的岸田吟香。

以乐善堂汉口支店为据点，以卖眼药水为依托，建立了遍布中国全国的谍报网，为日本输送了大量情报的荒尾精。当时的日本国政府正是根据荒尾精的情报及其他方面所获情报，编写了一部长达两千多页的中国情报大全《清商通览》，汇总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有价值的情报，内容浩繁且细致。

到了中国民国后，日本又有更多的间谍涌入中国，大肆开展情报间谍工作。涌现出的著名间谍有：

开办了青木公馆的青木宣纯。青木公馆表面上是私人公馆，实则是获取我情报的间谍机构，实际名称为：特别任务班（中文的“特务”一词由此演变而来）。青木通过侦察，测量，最终绘制了一份北京地图，其准确性优于当时我方绘制的任何一份北京地图。

开办了坂西公馆的坂西利八郎。坂西利八郎虽然是青木宣纯的接班人，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与中国当时的七任民国总统关系密切，因此，获取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他还为日本培养了一批第三代中国通，成为了后来侵华的急先锋，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

密谋策划了皇姑屯铁路爆炸案，致民国东北军大元帅张作霖先是重伤，后不治身亡的河本大作。河本大作的口号是：“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

因其之死，成为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借口的中村震太郎。九一八事变之前，中村震太郎等被派遣深入到中国东北腹地，对日本现有的中国东北地图比对实际地理情况进行测量改绘，并记载所到之地的雨量、气候、村落、水质及可容纳驻兵等详细情况，被我东北军屯垦官兵抓获并秘密处死。后因我东北军一司务长偷藏了中村震太郎的手表并被日军发现，日本好战派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早已预谋的九一八事变。

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土肥原贤二的名字都不陌生。是的，他就是亲手策划了劫持溥仪到东北，并阴谋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的罪魁祸首。这位主持情报工作的日本陆军大将，是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以他名字命名的土肥原特务机关，策划了一系列日本蚕食中国的事件，如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等。

真不知该称她为日本间谍，还是汉奸？抑或可将这两个称呼加诸她于一身。川岛芳子本名爱新觉罗·显玗，字东珍，号诚之，汉名金壁辉，清朝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第十四女。1912年清朝灭亡后，善耆欲借日本之力复国，将女儿显玗送给日本的川岛浪速做养女。显玗从此更名为川岛芳子，被送往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成年后返回中国，长期为日本做间谍。她因在皇姑屯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有“上佳表现”，故被日本特务机关派往天津，负责将仍置留在天津的溥仪皇后婉容，伺机接到大连与溥仪会合。最终，川岛芳子凭着她的爱新觉罗家族成员身份，以及熟练地特工技巧，成功地完成了转移婉容的任务。她还是挑起上海一·二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其一生罪行累累。

田中隆吉，是与川岛芳子共同策划了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另一重要人物。他还是日本中野学校校长。该校专门培养深入我后方的特种兵，如后来深入到我华北地区八路军腹地的“大陆挺进队”的成员，就是该校所培养出来的一批中国通。这些中国通身着八路军的服装，唱着八路军的歌曲，与所驻村庄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一般人很难分辨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后来他们发现了八路军总部的电台信号，跟踪而至。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同志的英勇牺牲与此有直接关系。

岩松义雄，专门从事“伯工作”，即诱降阎锡山行动的主谋。但令日本人遗憾的是，岩松义雄的工作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今井武夫，参与了诱和蒋介石的“桐计划”，但因国民党军统防范严密，该计划未能得逞。

等等，等等……

三、日本开展对华间谍情报工作之深之广

先说说日本开展对华间谍情报工作之深。

日本为准备甲午战争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情报准备，不可谓不深。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派遣了大量谍报人员入华，在每一处军港都安排了间谍，广泛收集清政府及北洋水师的情报，并将所获情报及时传回国内。当时最有名的一起情报间谍案就是上文讲到的石川伍一案。石川伍一后被清政府逮捕并将其处决。“高升号事件”因此而成了甲午战争的导火索。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指挥官的手里都有中国详细的作战地图，地图内容具体到每个县，甚至包括每个县的风土人情等。而能够绘制出这样的作战地图绝不是一日之功。例如，在上文讲到的河本大作除了成功策划炸死张作霖之外，他还有另一件得意之作，即他在派往东北之前的成都期间，以民国二年四川地图为基础，秘密绘制了一套十万分之一的四川标准作战地图，上面标注了四川省全部两米以上宽度的道路、河流及桥梁等。

当淞沪战役正酣之际，中日军队打得不可开交，难分胜负。可谁成想，被国民党军队认为无须防守的杭州湾及金山卫一带，却成了日军登陆的滩涂地带，并因此形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包抄，导致淞沪战役以我方失守而告结束。其实，日本军方早已预谋攻打上海的计划，其中就包括了找寻上海周边可供登陆的所在。日军派出间谍深入到杭州湾及金山卫一带，用金钱买通当地渔民，对这些地方的滩涂、海流、礁石等状况搞得一清二楚，最终的结论是，这些地方可以作为登陆的地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扎实的间谍情报工作，才有了后来日军淞沪战役的胜利。

说到日本对华间谍工作之深，不得不说说日本对华采取的“花木工作”。在对华作战中，日本清楚地了解本国的国力与兵力，为了能够在与中国作战的过程中以少胜多，于是他们采取了“三分靠兵力，七分靠情报”的办法，于是，所谓的“花木工作”就这样粉墨登台了。“花木工作”包括了由“梅”机关策反汪精卫的“梅行动”，也是该计划当中较为成功的一个方面；由“竹”机关策反北洋军阀吴佩孚等所采取的“竹行动”，该计划未取得任何效果；由“兰”机关策反李宗仁、白崇禧等所采取的“兰行动”，该计划取得了部分实效，因“兰”机关的策反行动，有如梁鸿志等民族败类投向日寇的怀抱，为敌所用，任伪“维新当局”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等职。 当然，“花木工作”还包括上文提到的“伯”计划、“桐”计划等，只是未获得任何效果。

说完日本对华间谍情报工作之深，再来说说之广。

英国情报专家查理·迪肯曾说过：“在中国，日本人情报工作的形式是化妆成各类人员，其成效远比其他形式更大，保密工作做得也很出色。”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而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日本已经花了70年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 且不说如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南造云子之流，当时连日本妓女都附带承担着收集情报的任务。

由岸田吟香在上海开办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打着贸易的幌子、印制书籍的幌子，将搜集情报的间谍派往中国各地，一路全靠骑马、乘船、步行，他们将这称之为上山下乡。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他们的脚步却到达了包括新疆、川藏等的中国各地。用他们的说法叫做，用三年，***四百余州全都走到了。而他们不光光是走到了，还负有获取情报的使命，其中包括获取有价值的商业、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情报。

1944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穷途末路的日军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从广西北犯贵州，欲进攻大西南，以图速决中国战场。这年冬天，日本侵略军第11军第3师团、第13师团主力，从广西北犯黔南。但在行军的路途中，日军遇到了麻烦，原因是常规地图上所标注的道路上全都是逃难的难民，日军无法正常行军。为加快前进速度，必须找到一条便于行军的道路来。于是，日军从所带来的地图中翻找着。还真找到了，在第三师团保存着的一张地图中，竟标注着一条不为常人所知的路径。这是1911年日本派往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集情报的所谓人类学专家发现并标注下来的。于是，日军沿着这条道路行进，12月2日独山沦陷。

日本为占领整个中国，连准备入侵新疆、西藏的工作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日本曾派出年轻间谍潜到内蒙喇嘛寺学习佛经，为日后装扮成蒙古族朝圣者进藏做准备。关东军特务野元甚藏，成功潜入西藏长达数年，后返回日本，根据回忆撰写《入藏记》交给日本特务机关，此书在日本战败之后被中国缴获，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还有成功潜入西藏的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分别写出《潜行西藏十年》、《秘境西域的八年潜行》之书。

曾在河北怀县刺探情报的日本间谍小林德，在1945年被八路军俘获。他供认道：”我们很早就想打入你们内部，帝国情报机关曾派两名懂中文的大学生学习了两年马列主义，以后又到山东学习种稻田，熟悉中国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然后又派遣到北京当掏粪工人，以便打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日本人在培训潜伏间谍工作上，既长远细腻，又考虑周全。

四、通过收买汉奸来获取情报是日对华间谍工作之重要组成部分

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日战场，日本靠着收买汉奸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成为了日获取我方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

甲午战争第一案——石川伍一案，就是李鸿章的外甥刘棻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因其向石川伍一透露了东升号船只运兵赴朝的重要信息，而最终导致东升号运兵船被日本海军浪速号击沉。

李鸿章在与日本的马关谈判过程中，清政府自身所有的文件都被日本所掌握，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其中起作用的，除了日本间谍的渗透外，没有内鬼也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的。

淞沪战役之前，上海市市长余鸿钧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准备提前将所有档案运往他处。可谁知，当打开档案室后才发现，上海的档案已被日本间谍与在上海市政府里的汉奸里应外合盗窃一空。这些汉奸内鬼有：市政府秘书王长春、市政府参事殷汝耕（后出任日本扶植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法文秘书耿嘉基（耿绩之）等。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下令在长江江阴段，通过沉船等方法堵塞航道，以消灭在长江内所有的日本军、民用船只。可就在蒋的命令发出后不久，自己的人还没有行动，而日方的所有船只却先得到了信息，在不长时间都跑掉了。此事令蒋介石十分恼火，通过暗中严查，发现是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将这一重要情报透露给了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而南造云子又将这一重要军事情报及时传回了日本国内。

抗战期间，曾有一个化名马克志的所谓进步青年打入我延安。好在发现及时，刚到延安就露出了马脚，被我八路军捕获，通过审讯了解到，这个马克志的真名叫做吉思恭，是一名企图搜集我延安情报的汉奸。

除上述有名有姓的大汉奸以外，还有一些只图些蝇头小利的小汉奸，这些人基本就是老百姓，为了得到日本人给的赏钱，不惜给日本人当走狗。如淞沪抗战时，日军要在杭州湾及金山卫一带登陆，当地一些老百姓被日军收买，举着电筒为日军登陆发信号。还有一些老百姓则成为“带路党”。日军当时之所以在上海市郊罗店镇得以轻松登陆，就是因为汉奸给日军指出了一条小路，使日军能偷绕过中国军队防线，直接进到罗店镇。而这些汉奸所得的报酬，据说是日军进驻罗店镇时，答应他们有抢劫该镇的自由。

日本一方面靠拉拢诱惑贪恋钱财者为他们工作外，另一方面也靠专业训练，培养精通情报业务的汉奸。全面抗战之后，日本特务机关从抓捕到的中国军队的溃兵里，遴选出合适的对象进行培训，如在徐州等地开办的所谓“救国训练所”，受训人数达数百人。这些汉奸在接受培训后，便被派往抗日战场第一线的军队中潜伏。1943年冬季，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布了关于反扫荡作战部署的绝密文件，但在反扫荡过程中，却总是被动，被日军占尽先机，蒙受了巨大损失。后在一次攻占日军据点的行动中，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竟然发现了与我军所颁布的关于反扫荡布置原文一字不差的文件，才知道我们的内部出现了奸细。

结束语

以上是本文对日本自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间，日本对华开展间谍工作状况所进行的一个概览，因本人手头所掌握资料有限，所以本文所述内容也只是日本对华间谍工作之冰山一角。说到这里，我们又要回到本文的开头。日本一直亡我之心不死，因而对我所采取的间谍情报工作也断然不会停止。近一段时间被我所逮捕的五名间谍似乎不少，其实这也只是被发现了的、被逮捕了的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情报机关一度销声匿迹。但随着美国与西方势力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的需要，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情报机关和间谍组织又死灰复燃，而且其规模大大超过战前。尤其是在中曾根执政后，不仅亲自过问情报工作，还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改组情报机构，加强情报的综合管理，使日本的间谍情报工作更加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可想而知，在当下中日两国剑拔弩张的对峙中，日本绝不可能只派五个间谍到中国来。

那么，我们国家对日本间谍的防范意识又有多深多强呢？

还以本文开头所讲到的出版了《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一书的阿尾博政为例。就是这样一个潜伏在中国多年的老牌儿间谍，却一直未被识破。有一篇文章这样说道：“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阿尾博政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看到不少军事设施和武器。他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并且还刺探到中国南方某机场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据报道，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因本人不了解全面情况，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对日反间谍工作的一个缩影?

英国谍报史专家这样讲过：“日本这个民族是全民谍报的一个民族。”此话虽然有以偏代全之嫌，但在日本向来以我为敌，不思悔过，不愿为历史所酿悲剧赔礼道歉的前提下，对我们这位东邻多防着点没有坏处。

作于2016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