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基隆信義國小改建前的老校舍裡，1970 年代的雙人木製課桌上刻滿了歲月的劃痕。那是一個港口黑煙與礦區塵土交織的年代，也是黨國同化教育最為鼎盛的時期。

對當年坐在課桌旁七歲的我來說，那只是一段跟著同儕起鬨、對原住民同學投以偏見眼光的無知童年；然而，當我走過半生、深入台灣史研究之後，那一張課桌，卻成了我生命史與台灣族群歷史交錯中最深刻、也最沉痛的縮影。

一、 港都角落的族群微縮影、楚河漢界與歲月導師

1970 年代初期的基隆，鄰近港口與礦區，吸引了來自全台各地的移居人口。許多花東沿海的阿美族家庭北上尋求工作機會，落腳於基隆的巷弄與港區之間。

這座我童年求學的信義國小，本就烙印著濃厚的殖民與階級歷史。它的前身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的「基隆公學校」（後改稱基隆第一公學校），是當年專門供台灣本地（本島人）子弟就讀的學校；而就在旁邊、僅隔著一條街的仁愛國小，前身則是專供日本籍（內地人）官員與富商子弟就讀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

這條緊鄰在兩校之間的道路，簡直就像是一道劃在港都心臟處的「楚河漢界」。從日治時期延續到戰後，兩校學生之間一直有著誓不兩立、隔街互相叫囂的傳統，隱隱對峙著一邊是商貿富戶、另一邊則是混雜著港務工人、礦工家庭與花東阿美族移工的階層落差。

那時在信義國小的童年歲月裡，一到三年級由黃濟川老師帶班，四到六年級則接續在胡立猛老師的嚴格規訓下成長。當時教室裡的座位安排，隨機地將背景截然不同的孩子拉在一起。然而，在「山胞」政策與「國語運動」的時代體制下，學校裡充斥著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與歧視性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