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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往香港赴任的時間點，剛好是美國聯邦調查局、臺北的國民黨當局以及亟欲自保的竹聯幫之間的三方拉扯，因相關人士的逮捕而邁向決定性時刻之際。

其後，國民黨當局提供香港雜誌《九十年代》劉宜良撰寫的情報通信「江南七函」，暗示劉宜良是提供臺灣、中國以及美國FBI情報的三面間諜，以反擊輿論壓力。

另一方面，美國議會決議在1982年武器輸出法修正條例（賦予美國總統權限停止輸出武器至以相同模式迫害美國公民的國家）之中，針對臺灣的適用資格召開公聽會，國民黨當局最後意識到美國和輿論的壓力，完全公開汪希苓等人的軍事審判，將下令暗殺定為個人行為判刑，讓事件盡快落幕。

美國議會雖然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中召開公聽會，卻未能作出最終決議適用前述的修正案條例。江南事件便在如此狀況之下，於1985年4月間逐漸沉寂下來。

我的「取材」活動
旅居香港期間，我曾斷斷續續地書寫日記。最近整理書庫時才重新發現，之前完全忘了這些日記的存在。翻開日記，可以看到仔細地記載了江南事件的相關消息，這樣的行動大概也算是某種「取材」吧。藉著這些日記，試著寫下當時「取材」活動的片斷。圖書與文學

1985年2月初，在總領事館的同事介紹之下，我與名為吳鴻裕的人透過電話長談。吳先生出身臺灣，擁有複雜的經歷。在總領事館內屬於「菁英仕途」的人員，有時會以「研究會」名義共進午餐，同時邀請他前來教授解說各種相關事物。

為了讓我也加入與會，因此打電話向吳先生打個招呼。出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吳先生說著一口標準漂亮的日語。在我們的電話長談之中，似乎也談到了江南事件，日記裡記下了吳先生的話：「（這個事件）或許會斷了（國民黨）政權的命脈」。

事件的確如此發展，但是如何演變？抑或者並未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