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世昌

檢警偵辦閃兵集團，繼偵辦王大陸、陳零九、威廉、陳大天等人後，廿一日再展開第三波拘提。

為何藉「病」逃兵的情況在台灣演藝圈屢見不鮮？除了審核制度存在漏洞外，台灣社會與司法的高度寬容，恐怕也是這些人敢於鋌而走險的原因。在韓國，藝人若有逃兵紀錄，幾乎等同社會性死亡。韓流巨星劉承俊當年為躲避兵役加入美國籍，至今已被禁止入境韓國逾廿年，形同被永久驅逐。公眾毫不手軟地畫下道德界線。

反觀台灣，儘管「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明訂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實務上卻多為拘役或二、三個月的輕判，甚至可易科罰金。如此「寬厚仁慈」，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傳遞了一種縱容違法的訊息？

如果連韓國最紅男團BIGBANG的隊長權志龍都乖乖服完一年八個月的兵役，台灣這些名氣相對有限的藝人卻大膽閃兵，這問題究竟是出在個別藝人的道德失格，還是整體社會價值觀早已偏差？值得深思。

藝人身為文化產業的重要象徵，擁有豐富媒體資源與社會關注，自應展現公共責任與道德自覺。然而當這些人利用名氣、門路甚至金錢規避義務，卻又能輕鬆重返舞台，不只是對法治社會的嘲弄，更是對誠信的公然踐踏。文化的影響力從不止於娛樂，它同時承載著價值與榜樣。

如果我們選擇默許閃兵者繼續活躍於螢光幕前，實質上就是在對下一代說：「服從、誠實與責任，其實沒那麼重要。」

兵源不足已是國安隱憂，藝人閃兵的問題，絕非單一個人操守，而是整體社會防衛意志的破口。

這樣的藝人，還值得崇拜嗎？這樣的體制，還能撐多久？如果我們無法為這樣的行為畫下清晰的界線，最終受到傷害的，不只是公平正義，還包括我們對這個國家的信任與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