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皇帝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維繫政權，維繫政權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像周星馳電影說的那樣，國泰民安，皇帝的寶座自然穩如泰山，當然是最好──問題是你我都知道，這哪有那麼簡單。

所以更好的辦法就是讓反對王朝的人無力、甚至根本想不到可以造反，途徑有二──愚民、窮民，前者是控制思想，後者是壓制商業。我想年紀大一點，曾經體驗過台灣戒嚴時期的朋友，可能比較容易理解前者──控制住人民的思想，讓他們根本不會有造反的想法；簡單說，就是四書五經、教忠教孝，告訴你皇帝（對法西斯政權來說就是偉大的領袖）是天命所賜，再暴虐再腐壞，你都不能反抗，反抗就是逆天而為。關於這個我們可以找機會再談。

而這篇文章的重點會放在後面這「窮民」兩個字──壓制商業，讓人民維持「能活下去，但沒有多餘的錢」的狀況。因為那些設計制度的人相信，人民吃不夠、活不下去，就會造反；但人民有多的錢，有了資本，就會開始想要權力（有了錢就會需要安全保障，而當時──或許現在也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就是權力），最大的權力當然是皇權──自己當皇帝；而且有錢，就能招兵買馬、鍛造武器。有錢人有了錢，就有搶奪政權的動機和手段，導致皇權受到威脅，所以壓制最可能讓人民富裕的商業，就成為古中國歷朝歷代君王基本國策。

當然，商業這個行為本身的特性，對於階級社會的維持也有很大的威脅；基本上，商業是人類最平等的社會行為之一，買賣兩造，如果不是在外力介入的狀況下進行交易，基本上兩者是居於平等地位的。

另外，商業行為也會造成人際關係的橫向擴張；農業社會的人際關係基本上是縱向的，也就是一家老小一起在一塊田上，這時候人的人際關係就只有家族內部的人（所以農業社會的家族力量通常會大於工商社會，這不只是東亞地區、歐洲也是如此）。然而交易這個行為，卻會讓種米的人認識種棉的人，養豬的人認識養牛的人，讓人的人際關係不再限於同一個家族，認識的人多，除了見識會增加、知識會增加，資源也會增加，遇到事情也更有人可以一起商量──這當然也會讓人民反抗暴政的機率增加。

很多討論台灣政治的人，往往會忽略這種就時代遺留下來的「抑商」思維的影響，其實台灣政治發展受此影響之大，並不輸給四書五經的思想控制。

當然政府組織不可能完全阻絶「交易」這個行為，為了避免有人因為這些商業行為累積財富，破壞了「窮民」的布局，因此像是鹽鐵絲布甚至運輸，都很早就列為政府專賣，當然其中有些民生必要物資，有避免商家囤積居奇、達到控制物價的作用，而絲綢這類奢侈品，則能增加朝廷收入，但基本上，還是防止「民富」，穩固政權。

「大明王朝1566」裡的重要角色沈一石，身分有點類似過去聯合報或是中國時報的報老闆，經營的是一個由政治力造成壟斷的產業，卻又不具有政府公職的身分（儘管大家都知道他做的事情多半是朝廷授意）──他不是官。

明王朝的絲綢產業由宮廷、也就是皇帝直管，收入就直接撥由宮內使用，換句話說，這是一筆皇帝的私房錢，基本上主掌財政的戶部官員是無權顧問的（換成現代台灣來看，就是這是總統府專管的事務，財政部不能過問）。而統籌絲綢產業的單位織造坊，都由代表宮內的宦官掌管，因為「欽差」（皇帝直接任命派遣的差事）的特殊身分，主管織造坊的宦官權勢滔天，在桑樹主要產地（織絲綢要養蠶，養蠶就要種桑，因此種桑是發展絲綢業的第一個要素）江（蘇）、浙（江）一代，別說縣級小官了，就算是主管一省的按察使、甚至總管兩個省以上事務的總督，都不敢惹他。

然而種桑、養蠶、取絲、織綢是需要專門技術的，而沈一石扮演的，就是協助織造坊將每年宮內制定的絲綢生產量完成，當然明目上是協助，事實上他才是真正產業的運作者。由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所謂的「官商」，他是不用管市場需求如何的，相反的，把那些授予他生意的官員喜好照顧好，才是他做好生意最好也是唯一的方法。

這種完全看「官」吃飯的生意，如果說可以禍國殃民，實在是違反常識，因為只要官不給生意做，這個商就倒了。問題是詮釋權掌握在儒家系統的大官小官手上，他們就是可以「奸商、奸商」地將「無奸不成商」這種完全經不起檢驗的理論，深值到每個受漢文化影響的人的心裡。影響所及，就是目前仍有許多人把「碰錢」這件事情當成罪惡。甚至也有不少人拿著19世紀在歐洲興起的社會主義左派理論，來包裝這種源自於漢文化獨裁政體遺留的反商仇商心態。（關於這部分，豬頭翔先生曾經寫了一篇〈假社會主義，真儒家信徒〉http://blog.udn.com/derrickx/5470021）

政府組織為了維繫政權，以公權力造成市場的不公平競爭，以控制商人的效忠在現代漢人社會消失了嗎？其實不論是中國還是台灣，我們都可以觀察到，大部分的大商人都還是靠政治的力量累積實力和財富，而非對市場動態的掌握。

這也就是為什麼如鴻海郭台銘之類的所謂「製造流台商」，必須配合北京政府的政策，不斷把生產線往中國內陸移動，因為他們所賴以為生，和世界其他國家廠商競爭的關鍵──坊間財經雜誌最愛標榜的壓低成本能力，幾乎完全來自北京壓縮勞工工資。所以當北京政府面對勞工長期被剝削累積不滿，可能釀成民變危及政權，而強迫廠商調高工資的時候，這些廠商根本沒有拒絕的能力──就像郭台銘說的，世界其他國家的政府，沒辦法幫他們壓榨勞工，即使北京政府提高了中國勞工的工資，但整體來說，中國勞工的工作環境還是比其他國家來的低劣得多。

而至於蔡衍明、魏應州之類的「內需流台商」，也因為北京政府主導著市場，不得不對北京服服貼貼；事實上，在今年初的台灣總統大選，宏達電董事長選前出來吠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不也是因為其下的HTC手機在歐美市場節節失利，難以和三星、蘋果競爭，只好期待北京政府以公權力創造不能公平競爭的市場（講白了就是希望北京在中國卡住蘋果和三星），讓HTC可以轉進中國市場求生。

可笑的是，中國共產黨當年還是以標榜保護勞工，打倒邪惡資本家起家的；更可笑的是，中國共產黨可不是「變壞」了才帶頭剝削中國勞工；在他們右傾「變壞」之前，中國人過得比現在還悲慘千萬倍。而全球最開放的市場，資本家最囂張的地方──邪惡美帝，勞工的平均薪資卻是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當然這對郭台銘董事長這種靠政府動用公權力剝削勞工發財的「企業家」而言（而不是以更好的產品或技術贏得市場青睞，擊敗競爭對手而獲利），可不是什麼好消息。

在大明王朝1566劇中，沈一石的下場很慘，在嚴黨和親王黨的權力鬥爭下，他成了犧牲者，他的地位和財產全部來自於政府以公權力造成的特許經營，因此他必須努力保護給他這個特許經營權的嚴黨，不然以中國自古以來的慘烈權鬥，他想保住一條命也難（請參考最近薄熙來倒台後的下場）。然而這樣單薄、毫無抵抗力的權力基礎，儒家掌握的宣傳教育系統，卻還是能把商人打成是讓世界混亂的罪魁禍首，甚至一直到現在都還深深影響民主化已經二十多年的台灣，只能說力保中華專制帝國權力結構千年不變的這套政治型態，是真的威力十足。

運用政府權力讓大部分人民窮困難以自立，將大部分的利益集中到少數特權階級手上；而這些人想保護特權長久，就必須為當權者效死力。長久以來至今，中國當權者試圖打造的權力架構就是這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