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習慣晚睡的人，有時候「晚」到已經是早上時分，前些年，就會聽到客廳傳來摳摳的聲音，我知道，那是祖母早上起來念經、博杯的聲音。

小時候母親生意忙，我是跟著祖母在伯父家長大的，祖父沒有兄弟，祖母生的二男二女中，伯父也沒有生下男孩子，或許如果我姓王或姓蔡，這個「單傳」的身分會讓我「貴不可言」；不過我們家從我有記憶以來，就一直處在與貧窮搏鬥的境地，家庭裡面又都是「女人當家」，這個「單傳」其實很難讓我偉大起來。不過祖母對我的偏愛，的確是可以感覺得出來的。

然而即使在15歲以前，我總是匿在祖母的身邊，但那麼小的年紀，其實很難真正去認識身邊的大人，包括他的過往、思考模式和希望，況且，祖母其實很少講到關於自己的事情。而15歲以後，我又急著要掙脫那頂「備受祖母寵愛」的帽子，甚至偏執地把祖母對我的關愛當成一種被控制的負擔，而且祖母對我父親與母親的不尊重，有時也讓我無法接受。

到了現在，祖母已經近百歲，聽、說、想的能力都已經退化了，我已經很難從她身邊聽到更多她自己的故事了，這讓我驚訝的發現，我居然要靠拼湊和記憶，去理解一個我最親近的人。

祖母是以童養媳的身分進入這個家族的，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我們家好像過得還不錯，不過祖父在我父親很小的時候就早早過世了，而且他沒有兄弟（其實曾祖父無子，我的祖父本身也是抱來繼承香火的，可能是這樣，我不太注意血統繼承，像是偉大的台灣人或是純正的中國人這種東西，因為要用血統來認定自己的存在的話，我根本不知道我應該是哪家的小孩，所以要用血統的方式來要我認定我應該是哪國人，對我來說是相當可笑的），那個時候起，祖母和曾祖母就必須扛起整個家族的重擔（據父親告訴我，曾祖母是有纏小腳的，這可能是我們這個家族在過去可能過得還不差的另一個證明），從當時祖母必須把家中最小、排行第四的小姑媽送給別人養，才能維持家中生計，可以看出這個家族的經濟狀況已經大不如前。

不過在大家族以及大都市（我們家一直是台北人）成長的背景，祖母比起在雲林鄉村成長的母親來說，可以稱得上是「飽讀詩書」。很多父親的朋友，都對祖母識字這件事情相當驚訝（其實我也是很後來才知道，祖母聽不懂普通話，她看以前只有三家電視台時代的「標準國語」連續劇，都是靠閱讀字幕了解劇情的，你現在很難想像在那個強制推行單一語言政策的野蠻時代，到底造成了多少悲劇），而我們也常常聽到祖母在談話的時候，會加入一兩句很典雅的閩南語俚語，我後來曾經在辦公室對同事們使用這些俚語，才驚訝的發現，其實聽過的人並不多。

據說祖母還會說日語、甚至懂日文，不過從我出生到現在，從來沒聽過她講過任何一句日語就是。倒是懂日文這件事，似乎有個小小的佐證，小時候玩任天堂的卡帶遊戲「勇者鬥惡龍2」，當時還沒有電池記憶技術，玩家必須抄寫下一段密碼，在下次開機的時候鍵入，才能夠繼續前次遊戲的進度；有次我把抄密碼的紙條扔在客廳，被祖母看到，她開心的對我說，原來你日文寫的那麼好，說真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日文，只是依樣畫葫蘆地把電視螢幕上的「圖形」畫下來而已……。後來我才知道，祖母過去，居然是在日商上班的OL，這種身分只怕連在現在，都算相當「新潮」吧。

然而這些背景，也造成祖母獨厚具有長孫地位、學歷又高的伯父，而始終看不起學歷差、「不學無術」的小兒子──我的父親。另外，她也看不太起在鄉下長大，學歷又低的母親，而這些歧視到後來擴大了母子、婆媳之間的裂痕。很多網友可能發現我的文章中常常談歧視的問題，我想這與歧視問題造成我家很大的困擾絕對是有關係的。

父親和伯父相差七歲，卻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教育環境下成長，伯父的成長歲月，祖父仍然健在，加上家中長孫的身分，具父親的「酒後真言」，這位大哥在他小時候可是能夠在家中呼風喚雨的狠腳色，後來伯父在日治時代考上了高等學校（可能比現在考上博士還屌），稱得上是光宗耀祖，也讓當時已經喪夫、並要扛起家中經濟重擔的祖母，對這個大兒子始終寄予厚望。

然而原來被祖母視為是家族救主的伯父，忽然間變成家裡面最大的恐懼來源。

我們家並不是什麼二二八的受難者家庭，起碼我自己是這麼認為的，而祖母也從來不談論這些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我小時候仍在戒嚴時期的時候，有次伯父和父親兩兄弟不知道在聊國民黨的什麼事情，祖母忽然聲淚俱下的要兩人不准再談政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祖母氣成那樣，現在想起來，除了這幾年腦力衰退後很難控制自己之外，後來我也從沒看過祖母那麼生氣過。

唯一的一次我聽到祖母談二二八，是我國中的時候，當時電視上不知道在演什麼（一定不是談二二八，那個時代不是在電視上談二二八會被槍斃，而是你根本沒機會在電視上聽到二二八這三個字，言論，是被完全封鎖的，那正是英明偉大的馬英九總統口中的美好時代），祖母忽然告訴我，當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她根本不敢讓伯父上街，而街上到處都是軍人用機槍在掃射。可笑的是，當時深受國民黨黨國教育控制的我，居然一口咬定祖母胡說，我怎麼也不相信學校老師告訴我們的英明政府會幹這種事情，我還義憤填膺的告訴祖母，那種事情一定是日本人幹的──不過很意外的是，到現在台灣還有很多人是這樣在理解事情的。

很多台灣人受到黨國媒體的影響，一直認為會造成社會動盪的「亂民」，都是低學歷、沒念書的人，也就是所謂的「一高二低」──高失業、低學歷、低薪資；任由這些人把對社會的不滿積壓太久爆發出來，會把「知識份子」、「中產階級」的文明社會烏托邦毀滅殆盡。

然而事實上如果我們真的要用這種階級意識來分析，「一高二低」反而常常是保守政權的堅定支持者，就如同我父親，他從來不會、也可能不知道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社會因素，他一直用內咎、自責的心情，承受著週邊的人對他「不成材」的指責，長久以來，他總把要承諾要給他公平的「黨外」、「民進黨」看成是亂黨，而且一直是國民黨的堅定支持者。

相反的，會察覺社會不公，甚至要改造社會的，通常是高學歷的人，像我們公司最常談論共產主義、無神論，要摧毀資本主義和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的那位，剛好是紐約大學的碩士高材生；而美國最大的左傾團體，背後正是東北部以長春藤盟校為首的所謂「知識走廊」；日本在1950、60年代搞到東京搖晃、甚至血流成河的反安保鬥爭，參與者幾乎都是大學生。

知識通常是造反的最大後盾，顯然國民黨法西斯政權是很懂這個道理的，所以當初開始有計畫的屠殺台灣的高學歷者，我想這也是祖母一聽到政治就如此驚恐的原因，因為我們家當時就有這麼一位「恐懼的總合」──我那天之驕子的伯父。

我不太清楚從家中的天之驕子，變成「恐懼的總合」，帶給伯父心裡怎樣的影響，不過我已經說過，我們並不是二二八受難家庭，我小時候有看過伯父的國民黨黨證，也知道伯父似乎是台北市政府還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的什麼幹部，但其中的過程，家中從來沒人提到過。不過伯父過的也不如意，至於為什麼不如意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做生意從來沒成功過，他在我小學的時候就過世了，除了老爸對他怒氣沖沖的指責和堂姊妹的輕視外，我印象中的伯父就是一個對我非常友善的長者。倒是伯母的成衣公司經營的還不錯，常常有救國團或國營事業的制服大單可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伯父的關係就是。總之，我們家族的另一支──伯父那邊，也是「女人當家」，伯母說了算。

即使如此，祖母對於伯父的厚愛依然未減，後來伯父和伯母離婚，伯父在我家呆了一陣子（現在想想，他當時其實已經是「無業遊民」），隔不久後伯父罹患食道癌，伯母重新跟他結婚，把他接回去住，對他的最後印象，就是小五的某個傍晚，回到家一個人也沒有，接到電話才知道伯父過世了，到了伯母家中，只見客廳有一大堆親戚議論紛紛，而房間裡面的祖母則是情緒崩潰的痛哭。

我，第一次看見祖母那麼的哀傷，從那天開始，祖母似乎急速老化，一下子老了十幾年。（未完）

註：寫這些文章只是要記述一些過往的故事，並沒有要挑戰任何網友的意識形態，或是控訴任何事情，如果有人因此感到不舒服，請接受作者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