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李家同教授
更詳實的回憶與記述
◎李家同
前些日子，我到清大圖書館的展覽室看展覽，展覽品全是有關1949年
政府遷台的文件，進門就可以看到一封蔣中正先生寫給湯恩伯將軍的
信，我覺得這封信好有趣，我的學生們卻沒有一個知道湯恩伯是何許
人也。可是當我事後告訴他們我如何知道湯恩伯的，他們卻又對我的
童年往事極有興趣。
我是民國27年生的，生於上海，所以我小的時候，是生活在日本人的
統治之下。我親身經歷日本投降、上海回歸國民政府。但誰也沒有料
到，幾年以後，我又被共產黨統治了。最後，在我十三歲那年，到了
台灣。我相信，像我這種身經三種政權的人應該不多了。
我上小學的時候，都是走路上學的。回家時，好幾次碰到「封鎖」。
所謂封鎖，乃是將整條街封起來，由日本兵和當時的警察挨家挨戶地
搜查效忠中國的志士。為了要搜查得徹底，他們往往將住戶全部趕到
了街上，上海的街道不寬，可以想見路上擠滿了人，有些老人最可憐
，他們想坐下，卻又無空間給他們坐。對我們小孩子而言，這叫有家
歸不得，因為我們不太知道如何繞遠路回家。
一年級的時候，我們的級任老師忽然失蹤了，校方派了一位老師來代
課。我們發現老師們在交頭接耳地討論，個個面色凝重，我們雖然是
小孩子，也知道她一定是被日本人抓去了。還好，她不久又回來上課
，也憔悴了好多。我們同學一夜之間變得好乖，誰也不願意傷老師的
心。
我小的時候住在一個弄堂裡，弄堂口有一個攤子，賣些雜貨，我的記
憶裡，攤子旁邊有一個好老好老的日本兵，他的責任應該是監視我們
，可是他已是老到掉了牙了，任何一個弄堂裡的人都可以將他一拳打
倒。他在那裡是毫無作用的。現在回想起來，日本政府已經將年輕人
都徵去當兵了，最後，只好將老人也抓來充數，但老人實在不能打仗
，只好看看弄堂。這個日本老兵好像很喜歡我們小孩子，老是對我們
小孩子笑，大概很想和我們玩。我們當然和他沒有什麼來往，畢竟他
是日本人，而且又不會中文。
在大戰快結束的時候，我們發現有些高年級的學長（其實也不過是六
年級的學生）會聚在一起談天，我們小鬼們過去偷聽，有一次偷聽到
了原子彈這個名詞，可是不知道原子彈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認得的英文字母──V
有一天晚上，我們兄弟三人都已入睡，忽然三個小孩子都醒了，因為
弄堂裡人聲嘈雜，還有人放鞭炮。小孩子當然會害怕，媽媽趕來安慰
我們，告訴我們日本投降了。我們雖然高興，但並沒有起來參加弄堂
裡人們的狂歡，立刻又睡著了。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到巷口去找
那位老日本兵，找不到他。我當時有點替他高興，因為他可以和他的
家人團圓了。
從此上海到處國旗飄揚，到處都有V字標語。我還小，不認得這個字
，大人告訴我這是勝利（victory）的意思。回想起來，這是我第一
個認得的英文字母。街上也可以看到蔣委員長的肖像，是穿全套軍禮
服的那一張，對於我們小孩子而言，他真神氣。有一天，我們小學舉
行一個小小的派對，為了慶祝蔣委員長六十大壽。我記得我看到了委
員長伉儷的照片，看起來蔣夫人很漂亮。我已記不得我們當時有沒有
吃蛋糕，我相信一定沒有，在那個時期，物資得來不易，校方不可能
給我們吃蛋糕。現在台北街上到處可以買到蛋糕，但我小的時候，根
本沒有吃過幾次蛋糕。
蔣委員長終於回上海了，他要在上海的跑馬場接受萬民歡呼，我們小
孩子不可能到跑馬場去，但我還是看到他了，因為他是坐敞篷車去的
，車子開得很快，我只看到他向街上的人揮手致意。雖然蔣委員長在
那時被大家認為是民族救星，他使列強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也使中國
成了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強之一，我爸爸卻認為他應該急流勇退。我是
小孩子，無法了解爸爸的想法，但是我很快就懂了。
抗戰勝利的喜悅心情其實並沒有維持多久，國民政府的貪汙腐敗很快
地就顯現出來了，接收大員握有大權，但很難擺脫各種形式的利益糾
葛。我們也開始知道孔祥熙、宋子文的貪汙，他們都是蔣夫人的親戚
，這些人貪汙，連小老百姓都知道了，蔣夫人會不知道嗎？我一直不
瞭解的是，蔣中正為何容忍這種貪汙？
失去了中產階級的支持
抗戰雖然勝利，內戰又開始了。就在這個時候，政府發行了金圓券。
顧名思義，金圓券是根據國庫裡的金子發行的，但八年抗戰下來，國
庫早已空空如也，哪裡來的金子？政府因此下令，黃金不得私人持有
，必須繳交國家。這樣一來，國庫裡的確就有金子了。金圓券在發行
初期，還有些價值，但是內戰已經開始，可想而知的是國家已無稅可
收，但仍要支付大量的軍費和公務員薪水，在無錢可用的情況之下，
政府猛印鈔票，通貨膨脹可怕到極點，金圓券一錢不值。每次領薪水
，都要拿原來裝米的麻布口袋去裝。有人口袋打翻了，鈔票撒得滿地
，也沒有大家搶錢的現象。那時大家交易的貨幣是銀元，銀元有兩種
，一種上面刻有袁世凱的像，大家叫它袁大頭，另一種刻有國父的像
，被稱為孫小頭。民國38年三月，一個銀圓可以兌換一萬三千金圓券
，一個月後，一個銀圓可以兌換四百萬金圓券。為了應付錢幣貶值，
家家戶戶都要趕快買柴米油鹽，這當然使物價更加飛漲。我們家也在
家裡買了好多米，這些米都會長蟲，所謂米蟲也，這些白白胖胖而又
醜陋的米蟲在我家廚房牆上爬來爬去，好可怕。
金圓券的貶值，使當年繳出黃金的人對國民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他
們的黃金往往是祖上留給他們的一些財產，現在全部失去，換來了糊
牆紙，心中之怨恨，可想而知。這些人往往是知識分子，也是中產階
級，國民政府從此失去了中產階級的支持。
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之下，共產黨當然撿到了便宜。我雖然是小孩子，
但已能看報，至今難忘的是有關徐蚌會戰的新聞。現在，學者提到徐
蚌會戰，都在討論為何國軍輸了，大家都忽略了這場戰爭所造成的難
民潮。我記得有一張照片，無數無辜的中國老百姓，拖兒帶女地通過
一座橋；另一張照片是火車站的擁擠情形，有人爬到了火車的頂上，
更有人坐在兩節火車的中間。
最使我難忘的是一個小孩對著火車哭喊的照片，顯然他的親人都已上
了火車，他上不去，親人也下不來。我在想，這個孩子豈不從此就成
了乞丐！
由於戰爭和天災，江蘇北部產生了大批的災民，上海一夕之間擁入了
一百萬難民，我敢說沒有一條大街上沒有露宿的乞丐。這些乞丐中眾
多的是極小的孩子，上海冬天很冷，大家可以想像到他們的悲慘。有
一天，我和一個同學在周日到街上去閒逛，走過一座大樓，一個東西
從台階上一路滾下來，原來是一個死去的小孩。我們兩人立刻打道回
府，沒有興致遊玩了。
建築在仇恨上的政權
南京失陷，我們都知道上海已成孤城。當時奉命守上海的是湯恩伯將
軍，他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再隔壁，門口永遠有一個荷槍實彈的小兵站
崗，我家路口還有一座碉堡，也有小兵站崗。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
住在我家對面，有一天，我看到市長大人和他的一位侍從走過我家，
他手上拿了一根手杖，低著頭，滿臉心思，面色無比凝重，他一定是
到湯恩伯家去討論局勢，但大勢已去，談不出所以然了。
不久，我們可以聽到遠處的砲聲。奇怪的是，我只記得晚上的砲聲。
難道白天休戰不成？每天晚上，爸爸都陪著我們聊天，大概是怕我們
害怕。有一天，砲聲稀落了很多，再過幾天，砲聲完全停了，爸爸告
訴我們，戰事大概要結束了。
第二天，早上十點，爸爸忽然到學校來接我們兄弟三人回家。爸爸告
訴校長，湯恩伯門口的兵不見了，路口的兵也撤走了，上海恐怕已進
入了無政府狀態。校長立刻下令全校學生回家，我們學生真是歡天喜
地，這是天上掉下來的好禮物。
國軍撤掉，解放軍卻沒有立刻進來，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並不是機動部
隊，必須步行進來，所以至少有一天，上海的確是無人管的。爸爸教
我們孩子們待在家裡，不可以出門。到了下午，忽然發現路上全是人
，而且亂成一團。原來大家發現湯恩伯家已無人看管，因此很多人進
去搬東西。有一對兄妹，搬了一張單人座的沙發，這是非常講究的法
國式家具，木頭是白色，絨布是花的，背很高。兄妹兩人好不容易將
沙發搬到了我家門口，卻來了個人罵他們，這個人沒有穿警察制服，
但兄妹兩人好像很怕他，他叫他們將沙發放下，他們照辦了。令我意
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不約而同地雙腿跪下，向那人叩頭。那位老兄
立刻離開了，兄妹兩人終於搬走了沙發。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男孩
子打著赤膊，而且赤著腳，顯然窮得可以。我一方面為他們失去尊嚴
感到非常難過，一方面為我自己感到羞恥，因為我從來不知道我家附
近就有如此窮困的人。
雖然我們小孩子不會對政治發表什麼意見，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對政治
沒有意見，只是沒有表示出來而已。有一次，我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
，在內地某處，政府逮捕了一批天主教修女，因為她們一直在殺害小
孩子，政府公布被殺害孩子的數目超過了一百。我立刻感到這是不可
能的，而且也意識到這個政權是建築在仇恨上的。
毛澤東最後作了一個參加韓戰的決定，他們美其名為「抗美援朝」，
但我認為韓戰顯然是蘇聯要打的，為什麼要將中國人捲進去，而蘇聯
沒有派一個兵去打仗？參加韓戰是中共政府決定的，但他們卻說這些
渡過鴨綠江的中國軍人是志願軍，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我當時只是個
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也相當看不慣這件事。而且我知道美軍的砲火可
怕之至，中國人豈不成了砲灰？我的一個小舅舅和一個堂哥都死於抗
美援朝。
從此以台灣作為故鄉
我的爸爸悄悄地到了台灣，媽媽決定帶著我和弟弟也到台灣去。我們
兄弟二人必須照常上課，一直上到離開上海的前一天。雖然是小孩子
，要我和奶奶以及哥哥說再見，仍是很難過的事。
我們坐的是火車臥鋪，滿舒服的。有一次，在江西的一個地方停了很
久，有鄉下人來賣燒雞。旅客紛紛購買，吃完了以後，將雞骨頭和碗
交給廚房。過一陣子，忽然聽到外面人聲嘈雜，原來火車旁有很多小
孩子，有一個廚子在將我們不要的雞骨頭丟給他們。他們必須搶，而
那位廚子以此為樂，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媽媽也看到了，孩子們搶
成一團。她將我們叫了回來，其實我們也不忍心看飢餓的小孩子搶雞
骨頭。
有一天晚上，火車裡來了大批持槍的解放軍，原來當地有武裝的盜匪
，可能來搶火車。我和弟弟大為興奮，希望火車被劫，我們就可以看
到只有在電影裡才看得到的情節。
我們是先到香港，再到台灣的。直到現在，我仍記得台北給我的良好
印象。上海完全是一個都市，可是在台北，可以看到山，可以很容易
地到河邊去玩，也可以到田野去玩。我在台灣交了大批的好朋友，變
成死黨；我也安安定定地完成了學業，使我有足夠的競爭力，可以在
社會生存。從此以後就以台灣作為我的故鄉。
六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已是七十一歲的老翁，寫這篇回憶的文章，
只有一個目的，希望過去的災難以後永遠不再發生，我們的子子孫孫
都能有尊嚴地過日子，不要再為一個沙發而跪下，也不要再搶別人吃
剩下的雞骨頭。這六十年來，我有了一個很奇怪的結論，一個國家的
人民是否能安居樂業，與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並沒有太大的關係，而
與這個國家是否有社會正義有密切關係。沒有正義，絕不可能有和平
，但我們更應該注意，正義必須建築在愛與寬恕之上，一個充滿仇恨
與報復心理的社會，是不可能有正義的。
【2009-12-30/聯合報/D3版/聯合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