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陣營發佈了一個北漂故事影片，講了一個在台北工作10年的藝術工作者，爺爺、奶奶過世時候都無法在第一時間趕回去見最後一面，只能苦熬到事情忙完才能回去，但到家時爺爺已經走了。 

這個故事一開始在韓粉間引起強烈正面回應，但現在也面對另一個嘲諷浪潮，如國內資深足球球評石明謹所講：「有人說她因為在台北工作，爺爺奶奶過世都沒有回去高雄，所以這次一定要回高雄投票，我看到後也哭了，不孝到令人想哭啊！」 

稍有判斷力，都知道石明謹的嘲諷更接近現實。否則，新聞報導說那位女孩是富邦球團啦啦隊，她應該立即換工作，因為啦啦隊要隨球團南北征戰，哪天她家裡有事，她卻在台中兄弟主場加油，要怪到富邦球團讓她不能及時行孝嗎？ 

把「漂」的概念污名化，韓國瑜的高雄十年五百萬人口大都市，那想像中的二百萬外國人大軍，究竟該不該起身「漂」來呢？

實則，經濟學主流理論認為，財富來自於比較競爭優勢，分工專業化則為必要手段。另一個直觀的現實是，一塊餅一人吃可吃一整塊，二人吃只能吃一半，更多人吃，分量越小。 

假設有一個對影視發展有興趣的小伙子，在台灣目前現實下，他不管住在哪裡，應該都往台北漂，台北積聚最重要而具宰制性的產業圈。如果政府也盲從於他的北漂男兒淚，讓他可以在家鄉發展，結果這小伙子如果住高雄，高雄就要設一個影視產業鏈，他住台南，台南也要一個，他住台東，台東也要一個，台灣難不成縣縣市市都有影視產業鏈？ 

其結果，不只政府和民間重複的投資成本大幅增加，最後可能只是創造出二十幾個不具競爭力的影視產業鏈，連原有的台北影視產業鏈也會因為人才、資金和市場被切分出去，而成為無足輕重的角色，當然台北影視產業園區內最顯眼的招牌也會自然而然變成「素珠(售、租)」。 

從上面幾個觀念和舉例出發，台灣庶民經濟(一般人民喊「生意難作」的角度，而不同於政府發布的國家經濟成長指標)的困境，不在政府無能而逼人民「漂太多」，而是政府和社會不敢利用台灣的狹小國土和便捷交通設施(及這方面的企圖心)，讓人民「漂更多」。 

從個別商家的角度看。當我們希望離家三步有一便利超商時，一個社區每天100萬元的營業利潤，可能就由三家超商來分，一家分33萬，但如果只有二家分，一家可能分到50萬。這便影響到超商業的單店平均利益，再影響到從業人員的薪資水平。地理上越臨近的超商，價格對留客的影響更大，因此，即便經濟景氣，超商都難免低價競爭。 

如果顧客願意「漂遠一點」去消費，超商業也才有更好的利潤前景，從業人員才能有明顯提昇收入水平的展望。 

從城市內看。南高雄老商圈、新崛江等生意大不如前，便是北高雄等幾個重要商圈逐漸成熟後，加上電商，更多人來分食高雄衣食娛樂市場後，必然會有的現象(當然個別適應性也會影響，這裡只就整體籠統來看)。舉例來說，一天一億的消費額，以前十個商圈分，現在二十個在地商圈，加上網路電商，營業額平均大幅下滑，是難以避免的事。 

這種商圈分枝和移轉的困境，台北也有，西門町因東區沒落過，這十年重回高峰，但東區和天母這二個十幾年前黃金商圈，這幾年看到「素珠」的身影也是家常便飯。台中火車站商圈，因台灣大道商圈也沒落二十年，在林佳龍強力作多下，這二年才開始有復甦的現象。 

這種城市內「生意難作」的危機，台北、新北和桃園，可能遠不如台中、台南和高雄危迫。這是因為在六都升格後，自我「都市化的想像」趨力下，後三地的挑戰更大。 

前三地雖然從縣升市(台北原即市，下不再說明)，它們的城市地界沒有改變，政府和社會的組織運作脈胳體系一如往常，只是換一個門牌。原本在縣內當小老大哥的社會經濟中心(可能有數個)，繼續它的大哥日常，原本當小老弟的郊區邊陲，似乎也沒有因為換一個門牌，就不安於它的小弟日常。主事的政府頭人們(含民代)，也沒必要去捅一個馬蜂窩，要把小弟變大哥，當然這也可能是長期以來社經體系運行順暢下，不變應萬變的自然心態。 

簡單來講，沒有資源重新分配的革命議程。商圈的發展，更多順應社會趨勢風向，因勢利導，短時間的大好大壞異位較不容易發生，因此不容易成為造事媒體一天24小時成天追打的對象。 

至於後三地，都是小市併大縣，就都會發展進程來看，勢不可能單靠維持過去社會經濟脈胳，即可了事，縣市合併後，城市機能必然重新配位(畢竟以前的市太了小，縣太大了)。政府頭人們也慣用(在我看來，這可能是壞習慣)大城市的大視野，欣喜若狂在地圖上意想點石成金，好像足球場上有4-4-2，有4-3-3，他們也努力找一個理論戰術，配置了一個大有為的?-?-?陣式。反之，縣區的鄉民們，也認為「市該有市的樣子」，對素未謀面的「都市化」產生了憧憬，於是給政府頭人們施加了壓力，或為他們提供大有為謀劃的合理化藉口。 

這過程有二個可能錯位發生，就會變成造事媒體24小時炮口標的。一是陣式太大，東區要發展、西區要發展、南區、北區、中區都要發展，就可能一下冒出倍數於升格前商圈規模，消費市場大餅分食後，老商圈感嘆「生意難作，以前如何如何…」思古之情猶然而生，新商圈有的壇花一現，當然也有獨領風騷。第二個錯位在於，即使主事者有提供新舊共生轉化模型，但如果新商圈發展超速，或外來變數(如網路購物意外普及)，舊商圈來不及新枝成熟又被狂風橫掃了。 

如果城市機能圈有更強的專業分工，而不是區區有夜市、區區有百貨街，做生意的、就業的願意「漂」到隔壁區去開店、就業，顧客願意「漂」到最專業而有最大競爭力的機能商圈去消費，適度控制同類型商圈開發數，更加強調地區獨特性，而不是要求每一區有同樣地價、同樣收入水平(這可能代表要做類似類型或強度的開發)，整個城市來說，最有機會「生意好做」、「收入不錯」，因為大家都到最有競爭力的市場做最擅長、最喜歡的工作，而取得相對較高的營業利潤和個人所得，只要願意「漂」，而不是「錢少事多離家近」。 

從城際間看。許多人只管看台中人口超越高雄，就罵高雄又老又窮。至於台中人呢？藍營的說還好有老胡，綠營的說龍龍我愛你。 

在我看來，這幾年人口或產業的台中、高雄黃金交叉，差不多是必然現象。 

台中這幾年的發展動力，相當受益於中科成熟，從大肚山雜草中一二工房，到廠地不足延伸到后里，是十年的一步一腳印，才開花結果。真要找一個人邀功，陳水扁決定開發中科，才是關鍵。 

再看中彰投苗，都市性的生活和消費，只有一個中心，就是台中。 

高雄呢？和中科一樣具強悍產業發電力的南科，在台南。在這基礎上，台南升格後成為雲嘉南高屏區，和高雄共同分食都市性大餅的都市。 

都市化大餅，台中自己吃一塊，高雄和台南各分一半吃，台中有中科產業發動機，高雄要力抗台南南科產業發動機。 

在重工業因環保無法再發展，加工區等因工廠轉移中國而失去動力下，高雄能維持它現有的人口、生活水平和都市競爭性，沒有快速没落(這原本應是它這十幾二十年的命運)，正是因為這十幾年來，大幅度的公共建設，城市變貌讓它一直具有旅遊的話題和商業的經營性，仍然能吸納原本會被台南大量截走的生活和消費市場。 

在北高雄南科延伸帶定案，加上陳菊從無到有創生的亞洲新灣區等，又讓高雄有像台中過去十年一步一腳印一般，開始它的想像和復甦之途。 

然而，對「北漂」的污名化或對「漂」的恐懼，卻不該是真正的議題。如果要讓市民不漂，高雄便要去複制台北或其他心儀之城的種種想像，結果又陷入分食一塊大餅的陷阱。站在城市本位，每個城市都想在各種指標拿第一名，但就全國範圍，那卻是最容易導致不專業、不分工，依資本理論的講法，無法創造最大國家財富及國民財富的狀況。 

在放任各城市(現在連縣也都自我定位到都市高度了)盲目追求第一、第二的過程中，講好聽是青年回鄉、在地發展，但若非基於自己城鎮的利基優勢而展臂歡迎歸鄉客，最後回鄉了，也只能更窮，最後連曾經富有的他鄉，也會變窮。 

因此，在台灣國土狹小和(更努力地)交通便利下，「漂」來漂去，在城鄉中找到各自優越發展利基(甚至，例如有很好自然資源的地方，居民協助政府保護資源就可以有基本收入了，不要為了讓他們生活得下去，非得在那裡做商圈開發，這裡的子弟，只要願意回鄉過節就好了，沒必要一定他們搬回來，才怪政府沒有帶來夠養家的闊氣觀光客)，才是解決庶民「生意難作、所得不高」的契機，因為在專業分工的資本社會，不漂不富。 

韓國瑜的十年五百萬大都市，那個超想像本即有它的諸多問題，姑且不談。但至少它是一個錯誤時代的主張，在全球注目AI在未來十年如何取代人力的當口，各國政府戒慎恐懼，因應假設台灣有600萬工作職缺被AI取代下，再職務或社會安排的史無前例危機當口，考慮到台灣地小資源少，在未來十年為引入而引入(遠非清楚而無可迴避的產業願景指導下)2百多萬外國人，只能說是愚不可及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