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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學者余英時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這個獎，向被視為「人文諾貝爾獎」。

由於余氏為我中研院院士，文章多在台灣發表，且門生故舊遍及台灣學術文化界，所以這項消息使台灣各方「與有榮焉」。

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那麼余英時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大學畢業於香港新亞書院，師從近代大儒錢穆，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歷 史學 博士學位，先後在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大名校任教，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以學術為一生志業的知識分子」。

不過 余 先生可不是只躲在書齋裡不問世事的讀書人，他關心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肯定思想有創造歷史的功能。他在廣被引用的《歷史與思想》這本書的序文中說：「正由於思想可以創造歷史，並且實際上也一直是歷史進程中一股重要的原動力，所以人對於歷史是必須負責的；而且越是在歷史發展中佔據著樞紐地位的個人，其責任也就越重大。」余氏很少就實際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但這段話無疑是嚴肅地對兩岸政治人物課以無可迴避的責任。而對於自己的信仰，余氏是篤行實踐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就不再往訪大陸。以一介書生，橫眉冷對那個龐大的政權。

「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這就是余英時的「人文」。這種人文涵養，根基在深邃與寬容的中華文化裡。任何一個「去中國化」的地方，對余氏的成就和榮耀，在與有榮焉之外，恐怕就只有臨淵羨魚的分。【2006/11/17 聯合報黑白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