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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歌〉教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壽裳應陸志鴻校長委約創作1947年10月1日發表1968年正式被廢止

2018/01/13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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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前右）與魯迅（後右）、許壽裳（後左）、邵文鎔（前左）1904年攝於日本東京

〈國立臺灣大學校歌〉（許壽裳應陸志鴻校長委約創作，時任教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1947年10月1日發表，1968年正式被廢止）

海水洸洸，挾民族之輝光；沈鄭遺烈，於今重矞皇。民權保障，憲政提其綱；民生安泰，氣象熾而昌。阿里蒼蒼，對學府之講堂；登峰造極，日知月無忘。不倦不厭，教學相得彰；光被大眾，充塞乎八荒。學海洋洋，喜楫擊而帆揚。研究有得，企業連繫將；企業有利，研究益加強；前進前進！康樂祝無疆。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1647 許壽裳與魯迅相識既早，更有同鄉之誼。作為魯迅的摯友，許壽裳一直認為自己有責任在貧病的中國向國人宣傳魯迅的戰鬥精神。

       1946年6月25日，許壽裳受陳儀之邀赴台灣，任省立編譯館館長。因台灣同胞都說日語，看日文，國語、國文程度太低，所以許壽裳要普及國語、國文和中國史地方面的知識，以增強台灣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識。
       在台期間，他極力地宣揚魯迅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後又結集成《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書發行，引起極大的反響。研究者認為，許壽裳意圖透過魯迅思想的傳播，使得過去魯迅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能夠再度在台灣掀起，達到台灣文化重建目的。
       然而由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緊接著陳儀下台，第二天編譯館被一紙文告裁撤。而許壽裳本人也在1948年被殺害，許多人將他的死指向國民黨的政治暗殺。

台灣光復，許壽裳應邀前往主持編譯館

1945年10月24日，陳儀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兼警備總司令之身份飛抵台北松山機場，翌日於台北市公會堂（中山堂）與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同盟國軍事代表、台灣人民代表，以及新聞記者代表列席之下舉行受降儀式。台灣從此納入陳儀的指揮之下。

1945年10月25日，在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上，陳儀作為中國受降主官接受侵華日軍投降代表安藤利吉呈送投降書。
1946年5月1日，陳儀從台灣打電報到南京給時任國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的許壽裳。《許壽裳日記》5月2日有“得公洽'顧密'電”，5月3日有“（下午）六時得荃侄電話，知'顧密'電已譯出，略謂為促進台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希電複”。5月4日，許壽裳給好友謝似顏信雲：“得公洽兄密電……弟意能遊光復後之台灣，非不甚願，惟所云擬設機構，既未悉其詳情，弟個人復有種種牽制，中以經濟困難為第一，躊躇莫決。”但經過短暫的考慮後，5月6日“复公洽電（由荃侄在院代發）。快信公洽”。5月13日陳儀在台灣再度給許壽裳信中云：“電、信都收到。兄願來台工作，很高興。”
許壽裳抵台後，6月27日即投入編譯館的籌備工作，開始起草編譯館組織大綱。分為四組：（1）學校教材組，（2）社會讀物組，（3）名著編譯組，（4）台灣研究組。

據當時在台灣省教育處教材編輯委員會當編審兼主任秘書的楊乃藩（1915—2003）回憶說：“學校教材組，這一部分以編撰教科書為主（印刷發行由台灣書店負責），接收教育處教材編輯委員會的原班人馬，已略具雛形。社會讀物組，是編輯一般性的民眾讀物，許先生自己率先編了一本《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也要筆者趕編一本《簡明應用文》，以應當時民間的急迫需要。這部分找人也比較容易，記得有幾位許先生在北平女師大的學生如梁甌倪等都被羅致。名著翻譯組，這部分是重頭戲，據說陳儀希望在短時間內譯出世界名著五百部。這一想法來自日本，日本人大量翻譯世界名著出版，以提升國民文化水平。由於許先生廣泛的學術人際關係，他函電交馳，邀約多位高手來台助陣。其中有李霽野、章微穎、謝似顏、繆天華等。因為許先生是留日，所以以通日文者為多；世界名著，也多由日文翻譯過來。台灣研究組，對台灣歷史文物作系統性的研究，主持其事者為楊雲萍先生（現任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明史專家）。一位日本學者國分直一也被羅致，專事後龍、苑裡及圓山貝塚等的考古工作。”

到了1946年下半年，編譯館已初具規模了。……只是好景不長，經過半年左右，在次年的2月28日，卻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許壽裳(1883—1948.2.18)，字季茀，號上遂，紹興趙家坂人，現代傳記作家、學者。

“二二八事件”後編譯館被裁撤
       陳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治台政策是“去日本化（奴化）”再“中國化”，這是戰後台灣文化建設中的重要的原則性指導綱領。
       當時台灣人民遭構陷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於奴化，這些歧視與誤解斷非台灣人民所能接受。詩人王白淵對此指出：“……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台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台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並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於淺薄，過於欺人”，“好像把台省看作一種殖民地，對台胞抱著一種優越感，使台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發生隔膜”。
       當時的台籍作家吳濁流，在其自傳體回憶錄《無花果》一書中，對陳儀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的種種作為，有著親眼的觀察與分析。他說：“在陳儀長官的部下里……從整個看來，擁有現代知識者少而古代官僚作風者多。……各機關接收以後，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於原來的位置。因此，對工作、環境詳細的本省人居於下位而不諳工作的外省人卻悉數居於上位，於是就孕育了很大的矛盾。這樣一來，政令的推行就無法順利。那麼本省人就走入愚昧的感情路線上，毫無顧忌把嫉妒表露出來，而外省人又抱著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所謂'官官相護'，互相維護的關係，自然會懷有優越感而去輕視本省人了。”

由於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不懂中國的國語，加上前述台灣人被奴化的誤解與歧視，當時的台灣人無論在政治權力、經濟、社會，以及工作職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刻意的不公平對待，此種差別待遇不僅造成台灣人民處處吃虧、雙方的隔閡加深，也使得台灣人民十分不滿。由於外省人的無能與蠻橫而衍生出的省籍間傾軋，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的鎮壓行動，據估計民眾死亡人數在18000至28000人之間，受害者大多未經審判即被槍決，甚至死得不知所終。

1947年2月28日，聚集在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門口的民眾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雖屢遭蔣介石批評“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的陳儀，已於3月17日致電蔣介石，表示“對此次事變決議引咎辭職”，但蔣介石沒有同意。直至同年4月22日，當時的行政院會議通過撤銷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陳儀方才下台。陳儀調回南京後，擔任行政院的顧問，爾後，又被指派為浙江省省主席。可說非但沒有因此事件而受到任何的責罰，反而直接榮陞。
       許壽裳4月22日日記云：“中央社消息，台省主席系魏道明。”次日日記又云：“報上載魏主席昨已通過。……下午至公署訪公洽。”24日日記云： “以辭呈面交公洽，不肯受。”對此，當時編譯館同仁程憬之回憶說：“同時外間對編譯館的攻擊也乘時勃發：陳儀因人設事啦，經費太多啦，沒有成績啦，思想有問題啦，不一而足。這情形許先生當然是知道的，但他依然置諸不理，勸告同事安心工作，趕快做。……五月中，魏道明主台的消息發表了，新任秘書長徐道鄰曾與許先生三次共事的，早就到了台灣，但許先生沒有去看他，人家問他打算怎樣，他的答復是'聽其自然'。到魏道明到台灣的第二天，報章上刊出了編譯館撤銷的消息，而許先生竟也在看報之後才知道這回事。”
       許壽裳5月17日日記云：“《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昨日第一次政務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關，驟然撤廢，於台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流露出他壓抑的憤怒。
       據袁珂說有關編譯館突被裁撤，其原因有三：“一是許師是魯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思想有左傾嫌疑，所邀來館工作的職員，含左傾進步色彩的，也不乏其人，如李何林、李霽野等；二是所編教本或讀物，不合官方口味，亦有左傾嫌疑；三是'二二八'事變後，本館有張、劉兩位同事以共（產）黨嫌疑被捕（說他們是事變的策劃者），許館長知其無辜，親自坐車去將他們從警備司令部保釋出來。”

台灣省編譯館從1946年8月7日正式成立，到1947年5月16日因“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被撤銷，前後不到一年，但它的設立和工作目標卻是當時台灣社會文化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舉措，為盡快使台灣和台灣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立下了汗馬功勞。
宣揚魯迅，以五四精神重建台灣文化
       許壽裳來台的另一主因，是希望利用台灣的安定環境，完成《魯迅傳》和《蔡元培傳》的寫作。其實許壽裳早在1940年10月19日日記就說：“魯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章，氣節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世亦無第二人。曩年匆促間成其年譜，過於簡略，不慊於懷。思為作傳，則苦於無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篋，未能著手，只好俟諸異日耳。”
       而台灣由於早在1895年就為日本所統治，對於五四以來新文化思潮的發展極為陌生。許壽裳後來寫有《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一文，他說：“誰都知道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是掃除我國數千年來的封建遺毒，創造一個提倡民主、發揚科學的文化運動，可說是我國現代史中最重要的劃時代、開新紀元的時期。雖則他的目標，至今還沒有完全達到，可是我國的新生命從此誕生，新建設從此開始，他的價值異常重大。我想我們台灣也需要有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揚科學，於五四時代的運動目標以外，還要提倡實踐道德，發揚民族主義。從這幾個要點看來，他的價值和任務是要比從前那個運動更大，更艱鉅，更迫切啊！”
       因此，王小平就指出：“對許壽裳來說，他更多的是把魯迅精神作為一代啟蒙知識分子的精神像徵，這其中不無借他人之酒澆胸中塊壘之意。因此，才能夠理解許壽裳到台灣後，為什麼會把宣傳魯迅作為與編譯館的工作同等重要的事業來看待。”
       許壽裳在來台後，在籌備編譯館的繁忙工作之際，還繼續《亡友魯迅印象記》（以下簡稱《印象記》）的寫作。黃英哲指出：“許壽裳明顯的意圖透過魯迅思想的傳播，使得過去魯迅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能夠再度在台灣掀起，達到台灣文化重建目的。”
       我們知道1927年以後魯迅定居上海，大量寫雜文，其中對國民黨政府之批判、攻擊愈見激烈，而許壽裳在台灣並與當地文化界合作大力宣傳魯迅，與得到陳儀的大力庇護有關。我們查看《魯迅日記》，當年魯迅在北京時是和陳儀有直接來往的，爾後則全賴書信往返。自1912年11月起至1928年12月止，《魯迅日記》之中共有近二十次與陳儀來往的記錄。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上海。陳儀當時是福建省政府主席，據陳儀的女兒陳文瑛表示，陳儀曾電告蔣介石，提議為魯迅舉行國葬，但蔣介石並未接受這項提議。又據陳文瑛說，《魯迅全集》於1938年在上海出版後，陳儀曾託人購得數套，分送給福建省各圖書館及重點學校，要學校選擇幾篇作為教材。至於自己更是在書櫥中將其陳列在顯著地位，並不時拿出來翻閱。之後，因陳儀被調離台灣，“二二八”後的一連串政治整肅，魯迅的作品在台灣遭到近四十年的禁錮命運。

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峨眉出版社，1947年初版

許壽裳之死：謀財害命還是政治暗殺？
       1948年2月18日深夜，許壽裳遇害了。2月20日的《公論報》如此報導：“台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壽裳氏，十八日夜，在和平東路青田街六號住宅，於睡眠中被人用柴刀殺害。右臉耳朵下的頸項上一傷，約被砍三刀，長八寸，裂開約一寸，右鬢部兩傷較輕，死在床上。滿床鮮血。……許氏被殺的原因究竟是被人謀害，還是被竊盜所殺。已由各有關司法的機關，嚴密偵查中。”
       2月22日下午2時，距離慘案發生後三天，兇手高萬伡逮獲，竟是編譯館的工友。據高犯供稱：編譯館裁撤後，他一時失業。想起身上有許家大門鑰匙，遂在一天晚上到許公館行竊，偷走許小姐的一輛新自行車，這次食髓知味，用鑰匙開啟許宅大門，潛入內室，翻箱倒篋，搜求錢物。許先生為聲音驚醒，隨即拿手電筒照射，他一時神誌失控，乃揮刀將許先生砍殺。後來他換掉血衣，安置好贓物之後，又裝得沒事似的，再到許家來探聽情形，當人們在驗視許先生的遺體時，他也在場，第三天他又來。在被捕時，他說已經買好了火車票想逃的，可是卻老覺得許老先生一直在跟著他，結果他是在台灣大學附近被抓到的。3月13日經法院審理，罪證確鑿，高萬伡不久就伏法了。
       對於許壽裳的死，其姨侄張啟宗說：“我在1985年與沈醉同在全國政協文史委政治組時，求教於他，特別提出了這個問題。沈醉對我說：此案曾有所聞，據說是蔣經國指使魏道明、彭孟緝等人搞的。高萬伡係受人利用，而行凶時則非有兩三個人不可。顯然這是先用蒙汗藥麻醉悶倒，然後再用刀的。屍體手足鬆弛且面容無異常，這說明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受害的。然而，當特務為滅口而再殺人時，高萬伡即成為'替罪羊'了。”在無任何確切證據下，這也只是另一種說法。
       另外，文學編輯家範泉在1999年癌症復發後放療中，勉力寫下《許壽裳遇害》一文，其後又作了重要補充說：“昨天又接到日本友人橫地剛先生來信，說許壽裳先生遇害，肯定是政治謀殺，不是一般的謀財害命。他說最有力的證人是許案主審官陳醒民的自白。據陳醒民揭發，在當時省主席魏道明（陳儀早已被撤下）的指使下，那些國民黨特務，如何佈置安插陪審爪牙，不由主審官分說，不容查驗，三五天內匆匆定案，不到一月即執行槍決，以免查證。……從橫地剛先生來信透示：許先生遇害的關鍵，是因為他謳歌了給蔣家王朝敲響喪鐘的魯迅。他說許多傾慕魯迅先生的青年知識分子如藍明谷等，僅僅因為翻譯魯迅的《故鄉》為中日對照課本，或熱心介紹了我翻譯的小田岳夫《魯迅傳》，都被逮捕後，未經宣判而暗中殺害了，更何況魯迅先生的友，寫過許多深情懷念魯迅先生的詩文，將當時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在詩中隱喻為見不得天日的'長夜'的人呢！”
    諸如李何林及許壽裳的女兒許世瑋，都將許壽裳的死，指向國民黨的政治暗殺。1947年夏，因許壽裳之薦，渡海來台，任台大中文系教授，講授詞學的喬大壯，在1948年2月18日晚，還與許壽裳飲酒賦詩，次日發覺，許壽裳在寓所睡夢中被宵小連砍五刀慘死。喬大壯對於許壽裳慘死，驚悼特甚，心境益劣。靈前致吊時，淚流不止，返回宿舍，直至半夜才讓同事台靜農等人離去。又站在大門前以手電筒照著院中大石頭說：“這後面也許就有人埋伏著。”風聲鶴唳之情景，可見一斑。
       而過不久，這些曾在許壽裳身邊一起工作的朋友李霽野、李何林、袁珂等人，都相繼返回大陸，最後僅留下曾與魯迅有深交的台靜農，以及謝似顏等少數人。但早年受過“白色恐怖”，在大陸時期入獄多次的台靜農，此時為明哲保身，終其一生避談魯迅，埋首學究生涯。再過不久，魯迅的作品，更成為禁書，當然再也沒見到宣揚魯迅，而為知己者死，如許壽裳的人了。漫漫長夜，我們憑誰再叩曉鐘呢？斯人已去，為之長嘆！

（本文節選自蔡登山：《重看民國人物》，中華書局，2015年5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表。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早年就讀紹興郡中西學堂和杭州求是書院（現在浙江大學）。1902年以浙江公費派往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與魯迅結交，成為終身摯友，並與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朱希祖、沈兼士等在東京同拜章太炎門下學習。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後來的東京教育大學，現在筑波大學）史地科畢業。

公職[編輯]

回中國後，應蔡元培總長邀，在中華民國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做第1科科長，以幹練著稱，當時在專門教育司做第1科科長的王雲五在《談往事》書中回憶自己「與普通教育司許壽裳科長齊名」。

魯迅經他推薦，也受邀到教育部工作。

在教育部歷任科長（薦任）、僉事（薦任，兼第1科科長）、編審（簡任）、參事（簡任）、普通教育司司長（簡任），期間兼任北京大學講師（蔡元培定規北大兼任教員只能以講師聘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

曾外派江西省，任教育廳廳長。

他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改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前最後1任校長，北京女師大第1任校長是留日、美的楊蔭榆，第2任易培基校長任內，請他做教務長，1928年3月16日辭行政職，林語堂接教務長。

蔡元培主國民政府大學院，他做秘書長；蔡元培主中央研究院，他做秘書處主任。

業績[編輯]

1913年，與魯迅、錢稻孫代表教育部，做讀音統一會會員，參與審定國語字音，會上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稻孫、周樹人共同提議（魯迅起草議案）「統一讀音，不過改良反切，故以合於雙聲疊韻的簡筆漢字最為適用」，將會中審定字音暫用的『記音字母』正式通過為『注音字母』；此套字母大致從章炳麟創始，為『取古文篆籀徑省之形』的簡筆漢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輯委員會，《國音學》）

許後來回憶，參加讀音統一會的章太炎弟子有：胡以魯、馬裕藻、朱希祖、周樹人和他自己。

許壽裳、錢稻孫、周樹人3位中華民國教育部薦任科長1912年8月，被時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指定研擬國徽圖案，8月28日完成（參見《魯迅日記》裡的相關記述），3人合作設計圖樣，錢稻孫畫出圖例，魯迅執筆說明書，1913年2月發表。

結合日、月、星辰、山、龍、鳳、總彝、藻、火、粉米、黼、黻12種吉祥紋章（十二章；十二章圖）的圖樣。

中日戰爭爆發到結束[編輯]

魯迅身後，他和周作人共同編撰《魯迅年譜》（1937年發表）。

他到四川教書，在成都華西協合大學、西北聯合大學等校做教授、法商學院院長，期間收了袁珂、陳嗣英等學生。

後曾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簡任，委員長是留日的求是同人陳大齊）。

台灣[編輯]

臺灣省編譯館[編輯]

1946年，許壽裳應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1946年6月25日到達台灣

1946年7月10日被任為臺灣省編譯館館長。8月10日，許壽裳館長在編譯館籌備處（辦公地址）原臺灣教育會館（在當時叫做龍口街，後改襄陽街的現在南海路）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該館工作及說明組織狀態。

1947年1月18日上午8時50分，陳儀車到達襄陽街上的編譯館，許館長和各組室主任陪同巡視。許將編譯館已編譯鈔校完的著作80餘種拿給陳看，陳還對編譯館正在進行研究中的台灣的昆蟲、台灣高山族語言、台灣先史遺跡等項很感興趣。（詳見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藏1947年1月19日《民報》電子剪報檔）

絕大部份書稿都沒有來得及出版，據說這些稿件在行政院長官公署改組，編譯館撤廢后移交給新成立的省政府教育廳了，教育廳設有小規模的編審委員會，但這些許館長原本預訂要出的書1種都沒有出版，連稿的去向都成迷團，許極重視的台灣研究工作更從此畫上句點。

行政長官公署時代設教育處（處和廳同級），處長范壽康，副處長是留學北京大學，二二八事變後被殺的台灣人宋斐如（文瑞），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博物館（館長陳兼善）、圖書館（范壽康處長兼館長，後由參議吳克剛接任）、交響樂團（團長蔡繼琨）、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與教育處是平行機關；改組為省政府後，編譯館撤廢，博物館（現在的國立台灣博物館）、圖書館（現在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交響樂團（現在的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變成教育廳所屬機關。

陳儀用人喜歡用同鄉的、留日的（上列文教首長裡，蔡是祖籍台灣彰化的留日泉州人，范、許是留日浙江人，陳、吳是留法浙江人，魏雖是江蘇人，卻是魯迅、許壽裳、周作人的學生，且曾在日本殖民地朝鮮工作）。

許壽裳是陳儀在東京學日本語的同學，國民革命軍北伐前陳做浙江省省長，聘許做省政府參議，是兩人第一次合作。

許壽裳、魯迅、陳儀3人情誼深厚，然陳與魯、許的情份主要是鄉黨、同窗、同年（留學），陳儀文化程度在軍職人員中相對較高，還以清廉勤政見知於世，也頗有理想性，但缺乏氣度（羅宗洛雖是留日浙江籍，但不是陳的班底，就多方打壓，對台灣本土人民更是諸多差別對待，認為台灣人長期被日本人奴役，已經奴化。團隊裡雖有李萬居（《台灣新生報》社長）、宋斐如（教育處副處長）、林忠（廣播電台台長）、楊雲萍（參議）等幾個台灣人，都不在權力核心，而且長年在外，和台灣本土社會較隔膜。宋還在二二八事變後被國府捕殺）和民主思想（他任用郁達夫、黎烈文等文化人，留日學緣，浙江或南方地緣是主要考量，還有他們是魯迅的朋友），剛愎自用又受（沈仲九等親信）包圍，終於釀成世紀悲劇，欠下龐大血債，血流入土中，永遠收不回來。

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兼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1947年4月1日寫給北大學友傅斯年的信說：台省全局是「有為『不』治」，而教育則「無為而『亂』」！中心人物，皆在於此。

國立臺灣大學[編輯]

1947年5月11日，陳儀因二二八事件去職，5月16日編譯館就被裁撤，許先生同日轉到台灣大學做專任中國文學教授兼文學系主任，常批評CC派所主導的法西斯教育改革^[2]。

許1947年5月11日日記寫到：「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昨日第一次政務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構，驟然撤廢，於台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

《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引資料說陳儀要許壽裳做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台大經費早期由省庫支應）。

然而國立大學校長是國民政府中央任命，主持國府教育行政工作的陳立夫、朱家驊不願意，改派陳大齊，陳大齊不肯來，朱派羅宗洛代理。

李東華〈論陸志鴻治校風格與台大文學院（1946.8~1948.5）〉1文引羅宗洛《接收台灣大學日記》說陳儀推薦了文學院院長人選「朱xx」，同文指出羅代理校長曾接洽的院長人選有樓光來、柳無忌、沈剛伯，其中沈有應允。另有1說朱xx就是朱光潛）。

當時許壽裳已就任與大學校長相同級別的編譯館館長（都是簡任獨立機關首長，許在民初就做了教育部簡任參事和司長），文學院院長一職長期懸缺，羅代理校長請校務委員兼先修班主任林茂生教授（台南人，留日、美，哲學博士）代理文學院院長，文學院各系長期沒有主任，羅宗洛想聘的文學系主任魏建功一直都沒有到任（本職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兼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可能是陳儀不放人），哲學系主任方東美聘不到，陳儀又對台大經費多方刁難。

台灣省編譯館撤廢后，還被陳儀政敵抨擊「因人設事、經費太多、沒有成績、思想有問題」（李東華文注85引）。

編譯館撤廢后，許先生被陸志鴻校長聘為專任中國文學教授兼文學系主任（1947年5月15日聘書送到）而留在台灣。

1947年8月1日，文學系分成中國文學系和外國語言文學系兩個系，許先生做了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第一位主任。

台大文學系1945年末創系以來名義上的主任是長期在台做語言文字工作的魏建功（天行，許壽裳、魯迅、周作人的北京大學學生，來台前曾任北大教職），但沒有到任，一直都是候任的主任（1946年末陸志鴻校長想聘魏為文學院院長，魏仍不願意）。

沒有到職的文學系魏建功主任在1946年間向校方推薦了幾位教員：1946年10月第一位到任的正教授臺靜農（魯迅和許壽裳的學生）、一位講師和一位助教。

1947年4月，陳儀去職前不久，魏建功才接下台灣大學文學系中國文學特約教授聘書。

許先生是台大文學系實際到職的第1位主任（1947年5月16日起），時任文學院院長是4月19日到院的文學系英國文學教授錢歌川，是許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弟（日本語叫後輩，許是史地科，錢是英文科）。

錢歌川的前任：哲學系中國哲學教授兼校務委員兼先修班主任代理文學院院長林茂生1947年3月11日被穿中山裝配槍的2個人帶走，從此永遠失蹤。

許先生主系務期間，請來喬大壯教授和2位助教，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原有2位本土先生：吳守禮副教授（台南人）、黃得時副教授（台北樹林人），都是日治台灣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專攻畢業生留校任教，吳是先輩（學長），黃是後輩（學弟），黃得時並兼先修班教務主任，直到先修班停辦。

原編譯館編纂或編審、編輯（編纂相當正教授，編審相當副教授，編輯相當講師）楊雲萍、李霽野、李何林、金溟若、周學普（留日學習德國文學專業）、國分直一、立石鐵臣、謝康等轉任台大教職（黃榮燦、姜琦、朱雲影、傅溥、謝似顏、繆天華、何欣等到台灣師範，袁珂到省教育廳）。

沒有一位原編譯館同人在中文系任職，臺靜農和魏建功雖是魯迅和許的學生，但都比許先生早到台大中文系。

黎烈文也到台大，在外文系教法語。

黎烈文是魯迅的朋友，李霽野、李何林、金溟若是魯迅的學生，袁珂和何欣是許的學生。

業績[編輯]

與自己的學生臺靜農發動爭取文學院研究費，希望學校能注重文科，讓文學院和科學各院平均發展（李東華文引1947年9月1日文學院錢歌川院長寫給陸志鴻校長的信），9月2日爭取到各系每月研費3萬元台幣。

主持刊行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神田喜一郎在法國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照相整理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編》。

撰寫《國立臺灣大學校歌》歌詞，1947年10月1日發表。

1947年10月31日在文學院第1次院務會議提案：「大學為學術機關，教授、系主任及院長皆係聘請者，對校長行文不應用簽呈，應改公函。」

許壽裳主任時代台大中文系師資[編輯]

正教授：許壽裳（兼主任）、喬大壯（新聘）、臺靜農（1946年到任）。

副教授：吳守禮、黃得時（都是日本東洋學；漢學教育培養出來的台灣人）。

講師：傅宗堯（1946年到任）。

助教：裴溥言（1946年到任，女性）、廖蔚卿（新聘）、金祥恆（新聘）。

特約教授：魏建功（兼任，1947年4月起，本職是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

（以上是教員，1947年11月新聘1位事務員陳瑳瑳，台籍女性）

與台灣本土學人[編輯]

與許壽裳交往最密切的台灣學人是楊雲萍（原編譯館編纂兼台灣研究組主任，後轉任台大歷史系教授直到退休），前引李東華文指出：許「為楊雲萍僅被聘為副教授不平，以不就中文系主任兼職力爭，楊亦終得教授之聘」。

蘇世昌《追尋與回憶；張我軍及其作品研究》引〈一生吃「國語飯」的學者社長─洪炎秋〉說洪炎秋1946年6月回台灣教書（在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是許壽裳介紹，洪後來調任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現在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二二八事變後去職，蒙上「鼓動暴動，陰謀叛國」罪名，在自己的北京大學老師許先生保護下才全身而退。

許先生對自己本系教員嚴加要求，任內沒有1位中文系教員升等。

與臺靜農主任的比較及後續發展[編輯]

許先生被殺；喬大壯自殺後，臺靜農接主任，期間20年。

1948年8月1日臺靜農接主任時，許壽裳和喬大壯死了，魏建功離開台灣（到北京大學），只有臺靜農1正教授。

臺靜農新聘洪炎秋、戴君仁、鄭騫、劉仲阮4正教授。

僅有的1台灣人洪炎秋（彰化文人洪棄生的兒子）與臺靜農同樣是魯迅和許壽裳學生，留學北京大學時專業是教育學，中國文學是副修（輔系，20學分），修過周作人和魯迅等多位先生的課；鄭騫是沈尹默、周作人、許地山等在燕京大學的學生。

1949年臺靜農新聘的副教授王叔岷（1952年）、屈萬里（1953年），1950年聘的牟潤孫（1953年）都很快升正教授，1955年才有第一位台灣人黃得時（任副教授已10年）升教授，另1位同樣在1945年就獲聘副教授的台灣人吳守禮（任副教授18年）直到1963年才升教授。

當年台大要以副教授職稱聘楊雲萍先生，許先生以不就主任職保楊先生任歷史系正教授。臺靜農聘同為魯迅學生的洪炎秋為教授，壓制協助國府接收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黃得時和吳守禮（2人在1945年就被羅宗洛代理校長聘為副教授），與國府當局同樣猜忌台灣人（許多關於二二八事變的研究談官逼民反時提到許多國府人士認為說台灣人被日本奴役，思想有問題，給以差別對待）。

民初就做過大學校長、院長的許壽裳，留學日本，又師承章太炎，學力、資歷、著作都有目共睹，只因和魯迅的深厚交情見疑於國府當局，最後死得不明不白。

臺靜農〈追思〉1文說：「我現在所能記下的只是與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記下的，卻是埋在我心裡的悲痛與感激。先生之關心我愛護我，遠在十幾年以前，而我得在先生的左右才幾個月。這些天，我經過先生的寓所時，總以為先生並沒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樣的，從花牆望去，先生正靜穆的坐在房角的小書齋裡。誰知這樣無從防禦的建築，正給殺人者以方便呢？雖然先生的長厚正直與博學，永遠的活在善良的人們心中的。」（1948年2月18日下午，臺靜農和魏建功還去請益，晚上許先生就被殺了）

1952年錢思亮校長任內的第192次行政會議上就決議要另製新校歌，1963年12月17日第682次行政會議通過沈剛伯作的新歌詞，請趙元任譜曲，1968年12月5日896次行政會議通過正式頒布而定案，許壽裳作詞的台大校歌正式被廢除。

在1968年8月1日，當局拔掉臺靜農做了20年的中國文學系主任職（當時還沒有1任3年，得連任1次的任期限制）。

與蔣介石總統極力削弱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影響力的施政方針密切相關，傅斯年校長（魯迅、許壽裳、錢玄同、周作人、陳獨秀的學生）1950年死後，台灣國史館館長羅家倫（志希，魯迅和周作人學生）被外界看好接任校長，蔣1951年指定了與新文化運動毫無淵源的化學家錢思亮（北大同人），任期直到1970年。

蔣拔掉台灣中央研究院王世傑（第1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大同人）院長後，派錢思亮接院長。

許壽裳先生兇殺案及影響[編輯]

1948年2月18日晚上，許壽裳在臺北市青田街6號臺大宿舍臥室被殺，兇器是柴刀（斧頭），砍在右邊臉頰和頷頸達4刀，喉管幾乎切斷，2月22日晚上當局宣布破案，抓到一個名叫高萬俥的青年人，說是兇手，偷東西起殺機，不久處決了。

由於門窗並未遭到破壞，做案犯嫌熟知宿舍內部，朝熟人所為方向偵辦，警署羈押一名嫌犯係許教授女兒許世瑋交往對象，後在找尋日式房門鑰匙發現原編譯館工友涉有嫌疑，由於此宿舍之前係編譯館，而編譯館遭撤後工友高萬俥失業，曾在12日利用之前持有的鑰匙偷竊了許教授在台大念書的女兒許世瑋的腳踏車，18日深夜，高萬俥潛入許教授家中潛伏在客廳預備行竊，許世瑋及其家中兩位下女皆已入睡，而原本晚間八點即就寢，凌晨四點起身閱讀的許教授，近期卻因身體微恙而受失眠所苦，其告訴友人近日往往九點還睡不著，十二點就醒了，而潛入其家中的高萬俥在客廳等候許久發出了聲響，致使許教授起身持手電筒查看，高萬俥表示因為教授認得他，情急之下持刀將教授砍殺，22日下午5時，在其家中搜出血衣，案件宣告偵破。^[3]

許的系辦公室（2月6日）和住所（2月13日）確實有遭小偷（李東華〈論陸志鴻治校風格與台大文學院（1946.8~1948.5）〉一文引《許壽裳日記》），偷走了2月份薪水和日本進口的富士牌腳踏車。

許案有幾個疑點：1.偷東西為什麼要帶笨重又容易引人注意的砍柴刀（斧或開山刀）呢？2.現金和值錢的東西都被偷走，可見容易得手，更加沒有必要殺人（就算得手不易，殺人罪重，通常也不會下手），有什麼動機殺人呢？3.到已失落現金和值錢東西的許家，還要偷什麼呢？4.錢和腳踏車被偷都沒有破案已有點奇怪（許先生知名度相當高），警方竟連加強戒備都沒有？5.二二八事變後，政府鎮壓後續人民起義：戒嚴、清鄉，台灣到處都是打人、抓人、殺人的武裝部隊，森嚴肅殺，風聲鶴唳，還讓人半夜帶著刀斧在台北市走來走去？6.如果說刀斧是小偷隨手拿來行兇，許先生有什麼理由在主臥室放刀斧呢？

友人和左翼文壇都說許是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1948年6月7日，南京中華民國政府發布2316號中華民國褒揚令（總統蔣中正署名，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副署），表彰許的文教貢獻。

李霽野、李何林、金溟若、袁珂、魏建功、喬大壯、黃承燊等在1948年離開台灣，喬大壯自殺，留在台北的黃榮燦1952年在台北被抓捕槍決。

比許早到台大中文系的魯迅學生臺靜農，繼喬大壯做了主任。

臺靜農在台多年，恐罹文網而寄情酒和書法，連學術著作都怕得罪當局而很少很少（李敖曾批評），政府委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甚至不敢交稿沒有寫完，辭世多年後才由弟子柯慶明、何寄澎等整理未完遺稿在民主時代裡出版。

黎烈文、繆天華等留在台灣的學人，都非常安靜，偶有撰文，也只談風花雪月，金溟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因地主家庭成份，舉家再度來台，又見疑於國民黨當局，到處碰壁。^{[來源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