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的「文」與「不文」－談談文的原始與演義

王大智

原載於台北《湖南文獻》140期 / 2007

 

楔子

 

曾經寫了兩篇文字，＜從史學觀點談馬英九的性格＞與＜從史學觀點談馬英九的相貌＞；很有些反應。可見大家對馬英九，這位特殊的政治人物有興趣；同時，也證明有不少人也願意看一點較為學術，而不談實際政治的理論性文章。對於後者，筆者可以說有吃驚的感覺。因為在今日台灣，（2007）這樣混亂的時局裡，還有讀者有耐性，讀硬性的文章，是令人欣慰的。無論如何，學術性的東西雖然因為層次問題，難以廣播和流行，但是它畢竟是一切事物的基礎。對任何事物有實際效用的思考，都是從學術思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有人重視學術性的寫作，表示我們的社會，還有人願意想一想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仍然有再恢復正常與向上攀升的可能性。 

馬英九，無論個性和相貌，確是和一般政治人物不同。他在性格上重視道德，在相貌上非常俊美；這兩種內、外特質的綜合結果，讓他成為一位政壇上少見的文雅人物。馬英九的文雅，在他的仕途上，利弊各半；觀察馬英九的從政歷程，不難發現在他越接近權力核心（總統大位）的時候，其文雅特質，越受到旁人的攻擊。所以，便專門就馬英九的溫文儒雅，寫一些想法。也可以說透過這篇文字，對傳統的中國文化有一點批判的意思。  

文的原始定義 

文這個字的意義非常正面，在現代中文裡，幾乎沒有任何不好的意思。凡是與文相關的人或事物，都有點和平、優美，甚至安靜的氣味；文與爭鬥、粗陋、喧鬧意思相反。文與雅，連稱為文雅。文雅的雅字，更是一個正面的字眼。它可以形容人，例如雅士；可以形容事，例如雅好；也可以形容物，例如「雅樂」。孔子便說過「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論語 / 陽貨》） 

雅似乎比文的層次高，有一種清貴的感覺。（不同於富貴）但是當文、雅連用時候，文傾向指內在氣質，雅傾向指外在表現；這種內外關係，顯露在這兩個字的前後順序上。因為，中文的詞，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字購成的短句。後面的字一定具名詞性格（noun），而前面的字則可以當形容詞（adjective）用，以表明後面名詞的屬性（attribute）。用一句不大通順的中文講，文雅是一種文的雅；它和大雅、風雅、優雅或其他種類的雅，有點性質上的不同。[1]因此，要真正了解文雅二字，便得先了解文這個字。

《易經》稱為群經之首，是中國最早的一本書，相傳為西周早期文王所作。[2]其中的＜革卦＞，是著名的一卦。＜革卦＞說明了改革的重要和危險，並以商湯推翻夏桀王朝作為例子。那句有名的「（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就出於＜革卦＞。文的早期定義，在＜革卦＞中有清楚的敘述。該卦的第五爻（九五），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第六爻（上六），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文在這裡的意思，同於紋字。也就是指虎豹的花紋。事實上，在自然界裡，非但肉食性的虎、豹有花紋；草食性的鹿、羊也有花紋。花紋在動物的身上，有偽裝和遮掩的意義。它可以讓虎、豹與自然環境合而為一，而隱藏它們的掠食行動。它也可以讓鹿、羊與自然環境合而為一，而隱藏自己得以不被掠食。因此，文（紋）存在的目的，就是偽裝與隱藏。這是文最原始的意義。

文的這個意義用之於人，也是大同小異。我們可以參考《論語》，看看春秋晚期的孔子，如何使用文這個字。《論語》中有一句話，很可以代表孔子的中庸精神；那就是「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 後 君子」。（《論語 / 雍也》）文和質相對，可以令人對文的意義更加清楚。

文和質是相反的事情；後者代表事物的本質，前者代表對於本質的偽裝與隱藏。也可以說，文在外，質在內；文是形式，質是內容。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表示太重內容則粗野，太重形式則虛偽。這句話很平實，也很驚人。因為孔子竟然說，人的本質是粗野的，而人的文化是虛偽的。事實上，孔子只是完全了解人之所以為人－一種高等生物的獨特性與普遍性。[3]人的本質是獸，其本性是鬥爭與搶奪；自然這種本質（「質」）太多的時候便粗野。（「野」）但是人又是群體動物，每個人都無顧忌的顯露其野性，要如何相處呢？所以人必須因應社會的需要，而將這種野性隱藏起來。這種包裝（「文」）如果太過的時候，就顯得虛偽。（「史」）

對於這種兩難的局面，孔子的中庸之道發揮了本領。他接著說，「文質彬彬，然 後 君子」。孔子說一個人內外要並重，形式與內容要相調和；要能文能質，又文又質。「文質彬彬」是「文」與「質」的結合，是人性與獸性的結合，是受控制的粗野與虛偽之結合；這才是孔子的本意，是由二而一、由矛盾而統一的中庸思想。[4]

文，其原始意義便是如此。它代表文化，或者一切的人文活動；但是它與質的相對，又清楚的點出了它的包裝意味；人類後天文化的出現，是為了偽裝與隱藏其先天獸性。因此文這個字，離不開偽裝和隱藏的性格。在現代語彙中，也許「文過飾非」這個成語，還能顯現文字的老用法。 

文的原始意義簡單而清晰。但是，曾幾何時，這個深懂文之道理的禮儀之邦，避諱談質，而把質忽視了。因為忽視了質，連帶的把文的意思也扭曲了。（這種忽視和扭曲，也可以視為是一種文的動作－因為要把文、質的原始意義隱藏起來）現代人多半以為「文質彬彬」是很文雅的意思，而不知道其本意是「受控制的粗野與虛偽之結合」。因為忽視質，使得中國人少活力。因為扭曲文，使得中國人在人際關係上，總有過分謙虛的問題。這些錯誤，讓孔子的精深學術受到損失；讓孔子從學術的制高點上，下降為一位謙謙君子，甚至下降為一位專門講道德的冬烘先生。這種對孔子思想完整性的破壞，是漢代獨尊儒術這個政治謀略所造成的惡果。這個問題，下面再講。 

文與武的關係 

《易經》與《論語》都是中國的老典籍，它們對於文的解釋，是文之原始意義。但是文、質問題除了哲學上的思辨外，有其實用性麼？這個問題較之文、質的哲學問題重要多了。對於文、質在人生的應用上，中國思想家同樣有精闢的說法。 

韓非子是一位戰國末期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業，有點近似義大利的馬奇維利（N. Machiavelli）。兩個人都崇尚霸術，而欲以其著作輔佐君主。韓非子運氣不好，因為同學李斯的忌妒，而被害死；不過秦始皇非常重視他，其後秦國（秦朝）的霸業建立，隨處都可看見韓非思想之影響。 

韓非在其著作《韓非子 / 五蠹》中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是相當早期的，關於文、武二件事情在「應用」上的記載。韓非對儒和俠都沒有好感，可以側面看出儒家（或者孔子）的原始形象。（至於俠，則大致上是指墨家）韓非子特別提到這兩種人不守法，因為他們有特殊的本領；文與武。這裡的武與前述的質很類似，代表獸性與暴力。而文更是和《易經》、《論語》中文的意義相連貫。文與武，（文與質）在韓非子的眼裡，是特殊本領，是鬥爭上的有效武器。可見到了戰國晚期，文、武已經殊途了。孔子理想中的「文質彬彬」（文武合一）已經不復得見。

韓非對於文、武的運用，講得也很清楚。「夫離法者罪，而 諸 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韓非以為，文、武之所以可怕，是它們的擁有者不懼怕法律。法律是社會國家之所以能夠維持的根本；如果有人不怕法律，便是社會上制人而不制於人的角色。因此韓非說，犯法是有罪的，但是君主總是攏絡有亂法本領的儒者；犯法應受到制裁，但是君主總是攏絡有私人武力的俠客。在這裡，韓非以「私劍」形容私人武力，而以「文學」稱呼亂法本領。上位者明明知道這些人是違法犯禁之徒，為甚麼要攏絡他們呢？因為他們有用！他們因為有文與武的本事，在上位者的眼中，是有效的鬥爭人才。用現在的語彙講：武是暴力－是毀滅的能力；文是解釋力－是在文字與語言上講理，而使得理字在己方而不在彼方的能力。用更簡單的話說，文是一種語言文字的技術或藝術；能夠說明，甚至證明，我對你錯！這裡面不但有文之本意－遮掩包裝的工夫，還有強大的攻擊火力！君不見戰國時代的孟子、荀子是如何強悍激烈！先秦時代，文與文學到底是什麼本領？文人到底是什麼人物？昭然若揭。 

文之意義的弱化與窄化 

韓非講得好，「儒以文亂法」；證明儒家在先秦，並非弱勢形象。經過秦朝對儒家的極度不友善（焚書坑儒），漢代君主對儒家採用了相反的政策；武帝採董仲舒建議，開始獨尊儒術。事實上，漢代君主明白文人的手段厲害，絕不可能獨厚儒家。因此，在獨尊儒術的施行上，有一些配套措施。通過這些措施，使得儒家變得徒具空框架；也就是使儒家成為招牌旗幟－弱化與窄化其學術內容。（董仲舒是個厲害腳色，歷史家因為政治理由，而忽視他，或者說放過他）其中，最為明顯的弱化動作，是以陰陽五行家理論解釋儒家經典；利用儒家經典傳播陰陽家思想。造成儒家空有文字書冊，而其思想不得行諸世間。而最為明顯的窄化動作，是改變六藝的內容，去除儒家的「亂法」本領。  

六藝原來是「禮、樂、射、御、書、數」；是周代青年貴族的必修課程，所謂「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周禮 / 保氏》）廣義的講，六藝可以說是政治學、藝術、武術（射箭與駕戰車）、文學（語言文字技巧）與經濟學。這種教育方式令人羨慕，令人想到古希臘羅馬的貴族教育；它也是 孔子 教授其弟子的課程內容。[5]到了漢代，六藝是指《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經；其內容明顯的狹窄化了。周六藝是菁英的養成教育，而漢六藝是官吏的職前訓練。周六藝是六種教育內容（方向），漢六藝卻是六本固定的書本！其中最大的差異，便是周六藝中的武術（射與御）、文學（書）和經濟學（數）沒有了。因此漢代，和以後的歷代典型書生形象，都是體弱、膽怯而沒有謀生能力的可憐人物。他們除了依附政府，期待「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6]，（也不外財色而已，並沒有什麼出息）便無甚理想。 

這便是漢代獨尊儒術的背後真相；孔子與儒家雖然表面光采，實質上卻極為不堪。漢政府對儒家的弱化與窄化政策，使得孔子「文質彬彬，然 後 君子」的中庸教育，在漢與漢以後，都不曾實現。因為六藝內容的改變，質的本錢沒有了。（原本六門功課中，武術便占二門）因為六藝內容的改變，文的意義狹窄了。自此以後，所謂文人不再因其本領而強勢。文人的定義，也由足以「亂法」的厲害人物，轉變為文學家與文化人。文、武不再平行－文和弱倒是常常連用；稱為文弱。文雅、溫文儒雅這些優美辭彙，成為後世形容文學家、文化人之和平、優美，甚至安靜氣味的專屬用語。

馬英九的「文」與「不文」

 文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兩個階段性的發展。那麼，馬英九

是「文」還是「不文」呢？馬英九是「文」的，他是漢代以後的文人；是溫文儒雅的文人。馬英九也是「不文」的，他不是漢代以前的文人，不是能夠「以文亂法」的文人。或者有人批評，為什麼要把 馬 先生和漢代以前的文人比較呢？現在是漢以後，又不是漢以前！這個問題，我有以下的說法。

古人說得好，「禮失求諸野」。現代仍然有能夠「以文亂法」的厲害文人麼？有的！那就是律師和媒體。律師和媒體，是擁有語言和文字技巧，並且能夠以之作為有效鬥爭武器的今之古文人。可見文人只是定義上發生了改變，這些繼承古老傳統的古文人，以不同的身分，始終活躍在歷史的舞台之上；即便今日，仍是如此。馬英九有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他是律師嗎？據聞他在美國有律師執照，但是放棄了而回國從政。如果他沒有律師執照，那麼他在心態上是個法學家；如果他有律師執照，那麼他應該有法律人的心態。他應該知道社會活動都是一種遊戲（game）。既然是遊戲，法律便是其遊戲規則。在各種的遊戲中，一位領袖是受規則約束的人，還是制定規則的人呢？當然這個問題若是單選題就為難人了；不過若是複選呢？人民當然是遵守規則的人，而領袖本來就具遵守規則、制定規則的雙重角色。回到＜從史學觀點談馬英九的相貌＞那篇文章的論點：「《易經》認為一不好，二好。一極端，極端則不得長久；二則相互牽制變化，變化則得長久。」 馬 先生若是在遊戲與規則的認知上，有所突破，而同時具有守規則與制定規則的雙重身分。那麼，他就可以從今文人的境界，跨入古文人的境界。如果他同時能夠擁有兩種文的力量，甚至更進一步，在精神上，探索質的境界，他會在政治路途上走得更為順遂。「一不好，二好」，是我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後記 

今天在台灣，我最感興趣的兩個人物是馬英九與李敖。他們是台灣最有特色，最有歷史典型意味的兩個人。同樣有法學背景；（ 李敖 先生在台灣大學讀過一年法律）但是，馬英九成為了典型的今文人，而李敖成為了典型的古文人；並且是把法律和媒體力量，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人物。他們的有特色與有趣，便在那典型兩個字。敢作典型的今文人或古文人，都需要極高的見識與極大的勇氣。他們是兩個大極端，卻又有一種隱隱約約的同質性－都為了精神性理想，固執得不得了，而付出很大的代價。 

李敖先生特立獨行，一派輕鬆，要他作今文人，他必然彆扭。（我與 李敖 先生相識逾十年，對他的形容，或有知心之處）但是 馬 先生呢？他是準備取得文人政府總統大位的政治人物，他有由今文人而古文人的可能性嗎？我這個總喜歡講「一不好，二好」的人，這樣期盼著。